公民与民主:史天健对中国研究及政治学方面的贡献

史天健在他突然意外中断的学术生涯中,致力于探讨有关中国公民和中国政治发展的几个重要问题.第一,公民怎样来看待合理的政治格局以及制度的问题(合法性与政治信任)；第二,公民如何看待自己在政治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政治参与)；第三,公民如何界定政府与公民之间,以及在不同类型的公民之间的权力划分(民主观念).他发现中国和东亚社会的公民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与西方的公民是截然不同的.在公民与政府的关系上,中国(和东亚)公民大体上采纳一种垂直权力关系的政治价值.在个人利益单元的界定上,中国(和东亚)公民比西方公民更接受范围更大的利益单元.史天健反对盲目追捧西方政治理念和制度设计,而一直致力于从实证上理解中国政治文化的特质,作为建立中国民主政治的客观基础.     

政党与政权的生命

本文提出了一套关于一党制下的政权巩固理论，并试图利用该理论来解释一党制国家政权寿命长短不一的原因。文章作者认为，在政党建设过程中，政治精英们思忖如何建立强有力的政治支柱时，不得不考虑的两个因素就是反对派势力的强弱和寻租的难易程度。如果反对派势力越弱小，且寻租越容易，那么政权建设的成本就越低，但同时这又将不利于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党联盟或政党组织，并最终导致一党制政权脆弱而不堪一击，一遇危机就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相反，如果执政精英起初就面临强大的反对势力并且寻租的可能性很小，那么他们就会给潜在的盟友提供话语权和决策权，从而推动政党建设。事实也证明诸如此类的执政党在危机来临的时候有更强的柔韧性和生命力。为了证实该理论，作者以几内亚比绍和坦桑尼亚，印尼和菲律宾这两对国家为例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重访发展政治学

本文回顾了四十年来发展政治学的成果。发展政治学在早期曾试图建立一个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和政治变化的理论框架。但后来知识界对现代化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提出了挑战,从而削弱了这一理想。而且,现实世界中事件的发展,证明发展政治学中目的论的视角是有问题的。不过,后来,发展政治学在政治制度、民主的稳定和崩溃、国家结构、公民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等方面的研究上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本文认为,当前,繁多的证据表明,政治发展和政治衰败过程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发展政治学应当避免倒退到一种新的现代化理论之中。相反,该领域应当专注在国家改革、民主统治、代议政治、责任政府、公民社会的组织等这些论题上。关注这些广泛而活跃的问题,发展政治学会对比较政治学作出重要的理论贡献。     

民主、公正还是绩效?——中国地方政府合法性及其来源分析

目前,中国的地方政府是否面临着深刻的合法性危机?本研究假定影响地方政府合法性的因素主要有4个:政府服务绩效、制度的公正性、传统文化中的威权主义观念以及制度创新。文章根据在实地调研中收集的10省20个乡镇的资料数据,就地方政府的合法性及其来源进行实证检验。根据检验结果,公推直选制度的实施,比较明显地提高了民众对基层政府的支持和信任,但其他类型的制度创新对地方政府合法性的影响并不显著。政府服务绩效、制度的公正性和威权主义观念对政府的合法性均有显著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同。公推直选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乡镇政府合法性的生成机制。根据分析结果,作者就地方政府如何克服合法性危机提出了若干政策性建议。     

民本贤能政体与大众政治心理:以政治信任为例

中、西方在政体基础价值上的固有差异衍生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大众政治心理认识论体系."政治信任"作为原生于美国的政治心理概念,是建立在多元的政治选择模式、对立的国家-社会关系、个人化的利益表达方式等三方面带有强烈西方自由民主色彩的制度逻辑和价值预设之上的.基于对中国经典政治哲学著作的量化文本分析,本文发现并证实了中国民本贤能主义政体对政权组织方式、国家-社会关系以及民众政治态度的设定与委托-代理式的信任关系相比存在巨大差异,并展现了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信"与西方政治心理研究中的"政治信任"在内涵上的重大差别.因此,"政治信任"概念无法直接、笼统地应用于中国大众政治心理研究,就民众对于抽象政治权威的态度而言,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的研究需要寻找其他更加有效的概念.     

东亚青少年的民主态度和民主行为：代际变化和生命周期特征

年龄和世代与政治观念、态度、行为的关系通常表现为世代替换、生命周期特征与较为特殊的政治世代现象。在观察青年人的政治观念、态度与行为时,区分前两类现象十分必要。通过观察亚洲青年一代与民主和政治参与度相关的价值观、态度与行为方式,本研究发现：深层次的价值观通常在个体的成长期而非成年后形成,一旦形成也很可能保持稳定;浮于表面的价值取向、态度和行为在整个人生阶段则容易发生变化或调整;而一段时期内特殊的政治或社会事件则会长期影响在此阶段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此,本文提出确保青少年享受发展福利与推进公民美德等政策建议。     

经济社会现代化与大众民主观念在东亚社会的兴起

本文以东亚十三个社会的实证调查数据为基础,考察经济社会现代化对于公民的民主价值观的促进作用.本文认为,所谓“民主价值观”是多维度的.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对民主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促进了“自由民主价值”的增长,同时削弱了一些反民主的传统社会价值.而经济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对民主价值观的这些作用,主要是通过公民教育水平的提升和充分接受现代信息而产生的.而教育和信息这两个现代化的动力,在不同的文化环境和不同的政治制度环境下,对民主价值观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在东亚,数据显示在有儒家传统的社会中,教育对于民主价值观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其他社会.同时,在已经确立了民主制度的社会中,教育对民主价值观的促进作用也大于其他社会.     

亨廷顿：主要著作和缺陷

可以说。作为一个政治学者，亨廷顿很不严谨。但是作为一个政论家，他的很多观点、提法、论调得到了广泛的重视。他本人一生可能也没有搞清楚自己是个政治学者还是个政论家，但是所有他的著作都含有强烈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信息。     

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东亚儒家社会的公民价值观念的链接

西方政治学界对当代民主化的比较研究,多年来主要形成了两个研究路径:“转型学”与“结构主义”研究.政治文化的变迁或者公民价值观念在民主化和民主政治中的重要作用是结构主义研究的一个前沿.这一视角认为,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会促使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公民形成一组亲民主的价值观念.经过长期的积累和增长,一国公民这种较强的要求民主政治和支持民主运作的价值观或政治文化会带来一国专制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转型,或者提高一国民主制度和民主政治的质量.本文以这一理论框架为前提,探讨中国公民政治文化或价值观念中几个重要维度在本世纪初叶的变化情况以及其政治影响.我们将借助“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分析中国大陆的公民在文献中确定的“自我表达价值观”的各个维度上的变化情况及其政治意义,并和其他几个东亚社会加以比较.     

法学与政治：内生民主化

作者指出，经济发展增加了一国发生民主化转变的可能性。他们的这一结论与Przeworski及其合作者的观点相抵触，后者认为，发展只能起到维持既存民主的作用，而无法促成民主化转变的发生。通过全面地处理样本选择及模型规范方面的问题，作者发现，经济增长的确导致了非民主国家向民主化方向转变的发生。他们指出，在十九世纪中叶到二战前这百余年时间里，经济增长对于民主化转变发生可能性的影响十分明显，甚至比它在维持民主稳定方面的作用更加显著。同时，他们指出，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一些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但仍由独裁政权统治的国家，发生民主化的几率会随着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例如，当一国人均收入达12000美元时，该国有望最快在三年之内实现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