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广州在全国地位与作用的历史变迁

将建国以来的60年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和时期,在全国层面上选取一定数量的城市样本,通过测度城市中心性和城市职能及其强度的方法,并参考总部经济的研究成果,在对比分析中论述不同阶段与时期广州在全国的地位、作用以及它的演变过程.研究表明:广州在全国的地位由区域性中心城市上升为准国家级中心城市;广州的城市职能演变经历了由商业服务业-制造业-商贸流通与加工制造业-现代服务与装备制造业的过程,目前已经形成高度综合职能的外向型城市;发展与提升现代服务业的功能与水准,加强科研服务能力,提升总部经济实力,培育城市创新能力是广州今后城市发展的课题.     

内陆城市的一条特殊发展道路——“服务业引致反梯度追赶”假说及初始条件

内陆城市以承接沿海城市制造业转移来实现经济追赶的传统发展道路并不是唯一的。当代条件下服务业的影响可能改变中国内陆城市的传统发展道路,即存在一条特殊发展道路:一部分具备一定条件的内陆城市可以跳过制造业充分发展阶段,通过服务业对制造业的结构性替代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特殊工业化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快速经济增长引起内陆城市的经济发展程度接近或者赶上沿海城市,从而达成对沿海城市的反梯度追赶。     

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基于中美两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选取1978—2013年中国的年度数据、1960—2015年美国的年度数据,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对中美两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进行模拟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美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制造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比中国要强,且作用时间更快;中国的经济增长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短期效应强于美国,且减弱速度更为缓慢;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自身的发展是影响制造业发展的最主要因素;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是影响其自身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     

服务业FDI、资本效应与经济增长——基于服务业FDI、制造业FDI和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实证分析

在世界经济发展向服务业倾斜,中国服务业FDI明显上升的背景下,本文以服务业FDI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服务业FDI对中国最基本的作用效应———资本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且,以分产业省际数据为基础,运用Eviews6.0进行实证分析,比较了服务业FDI、制造业FDI和国内固定资产投资三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据此提出增强中国服务业实力,吸引并规制服务业FDI的建议。     

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再思考

据统计资料显示,中国目前服务业比重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历程告诉我们服务业有着极高的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在中国就业压力严重的情况下,有些地区的政府片面追求服务业的发展。但是中国目前还处于工业化的发展进程中,按照西方的理论,在此阶段制造业应该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因为制造业的技术更新能力明显高于服务业。本文从发达国家工业化期间的历史数据入手,首先横向比较了我们的产业结构比重,然后又从劳动生产率的角度进行了多维的比较与探索,提出了工业化进程中服务业的适当地位与发展机制。     

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模式

生产性服务业是21世纪发展最快的行业,其增长潜力大,产业关联度高,对产业结构优化、价值链层级提升和整体经济竞争力水平的提高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产业角度来看,生产性服务业经历从制造业中分离、独立发展、与制造业互动融合三个阶段;从价值链角度分析,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三个阶段分别服务于制造业的上下游、核心环节以及生产性过程中;从行业角度来看,初级阶段以人力服务、物流服务为主,中级阶段以资本服务为主,高级阶段以信息技术和知识技术服务为主。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创新

以往的创新研究多基于制造业的背景,对生产性服务业创新的研究更不充分。然而生产性服务业是工业化后期阶段发展最快的产业,研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创新对中国有巨大现实意义。该文介绍了产业创新的元素和创新模块,并通过对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创新特点作出的比较,揭示了两者协同创新的主要障碍。提出以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创新政策作用的关键结点,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组织创新、制造业的技术创新等推动产业协同创新的策略建议。     

服务业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来自南亚的经验证据

以南亚四国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南亚服务业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试图揭示南亚选择服务业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原因及可持续性,以期对发展中国家及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研究发现:南亚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历史的选择,与自身资源和当时的国际条件密切相关;服务全球化和锁定效应的外部因素及语言文化传统等内部因素是造成南亚选择服务业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原因:南亚的发展模式是可持续和借鉴的;南亚经验表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并不是唯一快速发展的道路,后发国家如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并不需要一直等待,直到中国等现有制造业生产大国失去劳动力的比较有优势后再通过制造业的发展走上富裕之路.     

中心城市服务业与城市化相关分析——以武汉市为例

工业化初、中期阶段,城市的发展主要依靠工业,而工业化中后期服务业将逐渐取代工业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中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的发展阶段,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成为了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武汉市作为＂十二五规划＂中＂中部崛起战略＂的重要城市、＂两型社会＂试验区,其城市化发展路径的选择十分重要,本文通过对武汉市1995—2009年的服务业与城市化数据进行研究,得出武汉市服务业发展现状不足的结果,并分析了服务业对武汉未来城市化发展的重要作用。     

1990年代以来我国沿海中心城市服务业特征与趋势比较研究--以北京、上海与广州为例

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深,服务业发展迅猛,并逐步成为策动经济增长、影响区域和城市发展的新动力。近年来,我国沿海中心城市开始向服务主导型经济转变。文章首先介绍了服务业发展的背景、国内研究概况与研究意义;然后从服务业内部增加值构成、就业结构和基本一非基本分析等方面归纳与比较分析了我国沿海中心城市上海、北京和广州的服务业内部结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与社会性服务业发展迅猛,逐步成为中心城市的主导服务行业,而分配性服务业则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此外,其他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表明服务业多样化趋势开始出现。同时归纳出三大中心城市的服务业结构特征为：北京市的服务业最具竞争优势,生产性和社会性服务业的地位最突出,上海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较高,而广州市则以分配性服务业高度发达而著称。最后总结了中心城市服务业特征、趋势及一般规律。     

创新驱动下城市产业生态转型升级研究——基于城市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

由工业化初期向工业化中后期转变的关键时期，我国的产业增长方式将经历从资源和资本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的过程。以创新为驱动力，延长产业价值链，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度化，已然成为研究的重点。本文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利用2002-2017年272个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城市创新驱动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关系，得出了以下结论：城市产业转型具有正的空间溢出效应，创新驱动能显著提升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的水平，并且城市的创新驱动水平对周边城市的产业转型升级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城市群的出现能有效加强城市创新驱动对周边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本文通过替换指标、邻接关系矩阵替换、分组检验等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保持稳健。     

产业互动外部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创新力--对我国七大城市群的一项实证比较

城市群经济在我国经济版图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正成为创新扩散的主要载体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生产性服务业作为高技术含量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其分布与结构的合理性对城市及城市群形成创新竞争力有重要意义。从产业互动外部性与产业集聚外部性角度切入,将城市群作为产业集聚的空间载体,利用2003-2016年我国七大城市群12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模型,考察生产性服务业相对专业化集聚及相对多样化集聚对城市创新力的影响,进而探讨这种影响在城市群之间的差异性。实证结果显示:(1)生产性服务业相对集聚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即某一城市创新力受当地和相邻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相对集聚水平的影响。(2)就全国整体而言,对城市创新力有持续性影响的主要是相对多样化集聚而非相对专业化集聚,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制造业价值链形成动态比较优势来实现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3)考虑区域异质性的回归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相对集聚程度对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模式的城市群内城市创新产生显著的差异性影响。     

信息化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机制研究

信息化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日益深远，但其影响机制也更加复杂。通过微观、宏观双视角定性论述，借助GMM模型对中国283个城市2004-2014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定量测度，探讨了信息化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信息化与制造业升级存在倒U型关系，当信息化程度未跨过风险拐点时，其对制造业升级会产生促进作用；信息化程度跨过风险拐点后，信息化对制造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呈下降趋势。研究表明信息化并不总是促进制造业升级，信息化是机遇也是挑战，各地区需要因地制宜，结合自身工业化水平来发展信息化。     

数字技术发展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了吗

结合数字技术特性,以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为视角构建理论分析框架,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深入分析数字技术对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影响机制及作用特点。在测度2012—2019年中国214个地级城市数字技术发展水平和产业融合程度基础上,探讨数字技术发展对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促进作用及其内在驱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技术水平提升会显著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在考虑模型内生性问题并利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数字技术的作用强度具有区域异质性,且东北地区＞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在非技术密集地区的作用效果更加显著;数字技术通过技术进步和信息平台两种方式并以技术创新效应与市场需求效应为传导机制影响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结论有助于厘清数字技术作用于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内在机理,深化对产业融合机制和地区异质性的理解,拓展数字技术在产业应用中的研究。     

农民工对江西经济增长的贡献与成果分享测度

农民工进城为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丰富了城镇的劳动力资源,为城镇产业的技术升级和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有力推动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城乡经济的发展.通过测算发现,1993--2006年期间农民工对江西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20.9%.与农民工的贡献相比,农民工的成果分享却是不公平的.如果工业化之初农民工作出必要的牺牲是无法避免的,那么改革开放30年后他们就理应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农民工将在江西经济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各级政府应在促使农民工定居城市和推动城市化进程中发挥强有力的支撑作用,有条件、有步骤地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工程.     

科技推广服务业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以东部三大城市群为例

基于2010—2019年我国东部三大城市群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回归、中介效应与门槛模型考察科技推广服务业对东部三大城市群创新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东部三大城市群创新效率呈逐年提升态势,且京津冀城市群创新效率与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存在较大差距;科技推广服务业不仅有助于直接提升东部三大城市群创新效率,还能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间接驱动区域创新效率提升;科技推广服务业对东部三大城市群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科技推广服务业对拥有不同创新能力或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城市具有异质性作用。     

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与制造业转型升级

在发达国家高端制造回流与中低收入国家争夺低端制造转移的“双向挤压”下,制造业转型升级已成为中国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产业融合度测算的基础上,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索技术创新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直接驱动作用,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索技术创新驱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基本路径。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直接驱动作用;产业融合是技术创新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基本路径。中国制造业与信息业融合度低且存在波动下降趋势,制约了制造业转型升级。因此,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既要激励技术创新,又要促进产业融合,更要强化技术创新与产业融合的相互作用。     

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技术、产业、政策机理研究

伴随着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经济过去主要依靠投资、劳动力、自然资源投入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急需培育促进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现有成果主要围绕技术基础、产业载体及政策制度等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丰富内涵和多样化模式展开，针对内在机理的探讨较少。从新兴技术对产业结构优化起基础支撑作用、新兴产业载体释放经济新动能、市场与政府相结合的政策制度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三大维度论述基本原理，系统梳理新兴技术聚合迸发新动能、传统产业升级培育新动能以及政策制度创新生成新动能3种主要模式。最后，提出以推动技术引领发展、促进产业调整升级和出台政策“靶向支撑”为核心的“创新链-产业链-政策链”对策建议。     

高技术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协同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空间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探究高技术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协同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表明：区域间产业集聚特征差异显著，高协同集聚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低协同集聚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水平、高技术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均具有显著空间正相关性，二者协同集聚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协同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双重门槛，当高技术制造业集聚度和高技术服务业集聚度均介于第一、二门槛之间时，产业协同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最强。仅少部分省域两产业集聚度介于第一二门槛之间，能够有效发挥协同集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生产性服务业与下游企业的集聚研究:以广州市银行业为例

随着城市之间贸易的深入发展,现阶段中国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生产性服务业向各城市群中心城市的集聚日益增长。本文以广州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例,对生产性服务业与下游制造业的集聚进行了理论建模和实证分析。其结论认为:在理论上控制生产性服务业与下游制造业集聚的参数主要有中间服务与最终产品的运输成本和二者的边际产品以及中间服务的供应价格等;由于现阶段中国的生产性服务在城市之间的贸易程度尚较低,因此它们和制造业中的中间产品及最终产品生产企业既有集聚式分布又存在分散式布局模式,现代中国大都市的生产性服务业与下游企业的区位主要以集聚式布局为主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