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创企业国际化驱动因素及发展模式

新创企业国际化的发展态势迅猛,传统渐进式国际化理论很难对其进行解释。本文提出新创企业国际化突破了逐步积累国际化资源和能力的模式,以创新的方法快速获取海外资源和市场,最终实现国际化经营目标。创新企业国际化的驱动因素包括企业战略选择、企业社会化网络及组织学习过程。根据国际化目标的不同,创新企业国际化的模式可以分为三类:市场获取型、资源获取型和竞争优势获取型。     

路径依赖、市场进入与资源型城市转型*

资源型城市因资源而兴,但也面临转型“困境”。本文试图以经验数据证明资源型城市存在路径依赖,并分析路径依赖效应阻碍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本文研究表明,路径依赖效应通过技术与制度“双重锁定”,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掩饰下“侵蚀”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内生动力;在资源枯竭时期,路径依赖效应会导致城市丧失快速发展资源替代性产业的能力,严重的结构性失业、生态环境破坏以及基础设施落后使城市陷入转型“困境”,单纯市场调节很难实现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的自我修复,政府管理在产业布局中的作用显得更加重要;突破路径依赖的关键在于新企业的“市场进入”与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有利于打破路径依赖锁定,推动资源禀赋优势向其他要素禀赋优势转化,使资源型城市突破路径锁定,实现转型。     

中国-东盟“南南竞争”区域生产 网络价值创造战略途径探寻

探寻“南南竞争”属性下的中国-东盟区域生产网络价值创造机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构建了“南南竞争”下的中国-东盟区域生产网络价值驱动要素体系，其中区域生产网络中企业与顾客间的“协同价值”，中国-东盟间民族国家的“竞合关系”，中国-东盟空间内的“地点资源”组合，11国政府的“政治治理”，是决定与驱动中国-东盟区域生产网络有效价值创造的“四辆马车”。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中国-东盟区域生产网络各价值要素结构逐次进行了深入剖析，以探寻能有效创造中国-东盟区域生产网络价值的战略途径。     

互联网嵌入方式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创业学习的中介作用北大核心

新创企业在创业过程中仅依靠现有知识和资源难以应对外界环境变化,无法弥补自身新生劣势。对新创企业而言,通过互联网嵌入与创业学习提升企业绩效,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因此,以创业学习为中介变量,探讨不同互联网嵌入方式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并基于346家新创企业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互联网社群嵌入与互联网媒体嵌入对新创企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创业学习在互联网社群嵌入、互联网媒体嵌入与新创企业绩效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互联网社群嵌入情景下,认知学习对新创企业生存绩效的中介作用更显著,而经验学习对新创企业成长绩效的中介作用更显著;在互联网媒体嵌入情景下,实践学习对新创企业生存和成长绩效的中介作用更显著。     

转换成本视角下互联网企业的创新竞争策略

在转换成本和网络效应存在下互联网产业通过产品创新活动争夺市场份额。某些“创新”的主要目的为排除竞争。互联网产业一个典型的发展过程是：企业依靠外部融资支撑的策略性创新，降低消费者向其产品转换的成本，争夺市场份额，并在投资约束的限制下走向合并，最终抬高了市场集中度。特别的，转换成本的存在让企业有动力通过事前控制转换成本的创新，争夺事后的市场势力，并且“收割”事后锁定的用户。     

企业国际化的资源困境与对策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跨国经营已经成为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选择。基于资源基础论分析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面临的资源优势流失、资源劣势产生、补足资源缺失资源困境,并探析其产生的原因,为企业巩固自身资源基础,顺利开展国际化经营提出采取渐进的国际化方式、进行国外市场投资环境调研、建立稳定的战略联盟和培养组织的学习能力对策。     

经营期望落差是否促进了企业探索性创新

经营期望落差是大部分企业可能面临的问题，但这种情况能否激发企业探索性创新尚无定论。以2013—2018年A股制造业高新技术企业数据为样本，对企业经营期望落差与探索性创新关系，以及产品市场竞争和技术多样性对于二者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经营期望落差往往会抑制企业探索性创新；产品市场竞争、技术多样性在经营期望落差和探索性创新间起显著负向调节作用，即促进经营期望落差状态下企业探索性创新；产品市场竞争和技术多样性之间存在联合情境效应，相比于低强度的市场竞争，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更能增强技术多样性对于经营期望落差和探索性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结论对于深入理解业绩落差与探索性创新之间的关系，探究企业创新策略选择制约因素具有一定意义。     

任人唯亲还是任人唯贤*——来自北京市文化创业企业的证据

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市场经济的双重环境下,企业在治理结构上是“任人唯亲”还是“任人唯贤”一直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从公司治理实践上看,两种治理模式各有优劣。那么,企业在什么情况下更可能“任人唯亲”呢？本文基于最优授权理论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然后使用一个独特的创业企业调查数据,采取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的主要发现是：有创业经历的或文化水平低的企业主更愿意任用亲戚担任企业高管,而男性、有管理学背景或有银行贷款的企业主更不愿意任用亲戚担任企业高管。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创新能力、所有权优势与中国企业 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

市场进入模式是企业战略研究领域的一大核心主题。本文关注企业微观因素与东道国宏观因素对中国企业外国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本文的结论是：创新能力强与国际化经验丰富的中国企业选择绿地新建模式进入外国市场的可能性较大;规模经济突出且所有权优势明显的中国企业选择并购模式的可能性大。规模经济突出和所有权优势明显的中国企业,选择合资模式进入外国市场的可能性大。在选择外国市场进入模式时,中国跨国公司较少考虑文化距离、政府治理水平以及基础设施等约束和激励因素;同时,规模效用和所有权优势而非创新能力与国际化经验始终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这可能是导致中国跨国公司“大而不强”、国际化竞争优势不足的重要原因。     

控风险与稳增长挤压下的中国货币政策*

当前“名稳实紧”的货币政策已经不能适应我国宏观经济现状,货币政策总体思路亟待调整。过高的债务率所导致的债务-紧缩效应以及目前市场上所采取的“杠杆率硬着陆”的方式不仅加剧了金融市场的潜在系统性风险,而且还导致货币政策陷入传导困境。金融市场上财务软约束、刚性兑付现象大量存在,抬高了无风险利率,而且导致市场丧失风险定价功能。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当前货币政策取向应该从“名稳实紧”调整为“适度宽松”。在“杠杆率软着陆”的思路下,通过创新货币政策目标,配合市场化改革,尝试探索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并结合市场监管体系的完善,早日实现经济复苏。     

优化金融供给结构防范流动性风险*

2018年以后，中国经济金融运行中出现了三对相互关联的“两难选择”：“去杠杆”与“稳增长”之间的矛盾、资金“脱实向虚”与“脱虚向实”之间的矛盾、金融整治与防风险之间的矛盾。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向经济金融运行注入流动性，难以破解这些“两难选择”，甚至有可能引致南辕北辙的效应。破解之策在于：拓展商业票据市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允许城乡居民和实体企业以资金供给者和资金需求者的身份直接进入金融市场；加快发展资产管理市场，将金融服务对象从法人机构向居民家庭扩展，推动实体企业的暂时闲置资金从存款（尤其是定期存款）转向现金管理（或资金管理）；形成以负面清单为基础的行为监管机制和监管沙盒机制。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能有效破解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危机吗*——基于不同人口政策效果情景的分析

本文运用人口预测模型和养老金收支缺口模型,在分析“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对城镇出生人口短期和长期影响的基础上,测算了“全面二孩”政策不同实施效果情景下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的变化。实证结果表明：（1）“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将推迟城镇总人口峰值出现的时间,同时会增加人口峰值的规模。（2）政策效果在悲观和折中情境下,“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只是推迟了养老保险参保职工人口下降拐点出现的时间,改变不了参保职工人口下降的总体趋势;在乐观情景下,可以保持参保职工人口的基本稳定。（3）“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有利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收支平衡,政策效果从2037年开始显现,三种政策效果情境下弥补当年养老金缺口的比例分别为36%,52%,68%。影响效果从2040年开始逐年减弱,到2050年弥补养老金缺口的比例分别下降至11%,27%和50%,不能改变养老金缺口不断扩大的趋势。     

互联网+场景模式下反向驱动创新研究

互联网时代,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促成了时间碎片化,而人们的生活也逐渐处于多个碎片化的场景中。在互联网时代,“拥有规模化的客户并能够很好地满足其需求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根本”这一说法已经得到了充分印证,同时,不断升级的客户需求又进一步驱动企业不断创新。基于互联网时代的场景模式,从消费者需求出发,运用多案例研究法,探究案例企业由客户需求引发的反向创新动因、要素及实现路径,得出如下结论：①“互联网+”场景下,客户需求的不断升级是驱动企业反向创新的主要动因;②反向驱动创新的实现要素包括客户需求升级、技术迭代进步或商业模式颠覆性突破;③反向驱动创新的实现路径由客户需求升级引发市场机会进而引发企业技术或商业模式创新。     

互联网金融规制与市场有效性改善*——来自中国网络借贷行业的证据

中国的互联网金融经历了一个先创新发展后监管规制的过程，本文通过对网络借贷行业的实证研究，分析监管规则的出台实施对新型互联网融资市场有效性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网络借贷平台资金的银行存管、持有ICP证等强制性规定缓解了投资者、平台企业与借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对克服早期平台间通过竞相承诺高回报率来吸引投资者导致的“柠檬市场”问题、对解决网贷市场上缺乏平台风险性高低有效信号的问题都起到了正向作用，有助于互联网融资市场的有效性提高。     

盛隆“群体老板制”管理模式及要素构成

共创共享时代和互联网技术应用给企业管理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以备受社会关注的盛隆“群体老板制”为研究对象，通过扎根理论探究其共创共享管理模式及构成要素，运用组织竞合理论和目标融合理论，解析共创共享模式中要素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提出“以哲学共有为基础，以培养人才为核心”的企业构建理念，阐述以此为基础产生的独特分配机制和运营机制，通过组织和个人目标融合，形成共创共享的个人和组织命运共同体。既能丰富共创共享时代组织管理理论，也能基于中国情境从优秀的组织共创共享管理实践中找出成功的秘诀，以帮助企业应对时代挑战，为管理者提供重要的实践指导。     

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思考：创新资 源的配置、创新模式和创新定位的选择

本文从创新资源、创新模式、创新主体、创新方向等方面进行分析，提出了可以有效理解、引导、评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一般性分析框架。研究结果表明，选择创新资源配置的重点，必须遵从“两力原则”，即“有能力、有潜力”；创新模式的确定主要根据技术梯度和技术地位特征进行分解；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相互作用成为创新系统运行的核心。本文还从比较优势、定位原则等方面对技术推动还是需求拉动、产品创新还是工艺创新、大企业创新还是小企业创新、颠覆性创新还是渐进性创新、传统产业创新还是新兴产业创新、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还是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等六个问题进行了回答。     

知识交流视角下孵化网络动态演化与层级关联研究——以T孵化器网络为例

基于知识交流视角，构建孵化载体、在孵企业、服务机构分层嵌入的孵化网络模型框架，通过调研数据分析以T孵化器为核心节点的孵化网络拓扑结构动态演化过程，探究孵化网络不同层级之间知识交流相互关联的特点。结果表明，T孵化器网络密度呈指数下降，平均度稳中有升、增幅缓慢，平均路径长度和网络中心势呈对数增长，平均聚类系数在高值区间缓慢下降至稳定状态；T孵化器网络在演化过程中表现出自组织、无标度和小世界的复杂网络特性；“T孵化器-在孵企业”网络与“在孵企业-服务机构”网络之间、“T孵化器-服务机构”网络与“在孵企业-服务机构”网络之间的知识交流频次显著正相关。     

知识产权保护与新创企业绩效——创业导向与社会责任的中介效应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知识产权保护愈发成为企业以自主创新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制度保障,尤其对外部资源约束下“小而弱”的新创企业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创业导向与社会责任双重视角,以2014—2018年404家创业板企业为研究对象,检验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绩效的直接促进作用,并验证创业导向、社会责任在“制度—行为—绩效”链条中的转换机制及作用过程,揭示宏观制度因素对微观企业主体的双重中介机制,完善基于新创企业情境化的研究模式,为资源约束下新创企业战略发展研究提供更加辩证的实践视角。     

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卡脖子”技术识别方法与突破路径——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

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研究科学合理的“卡脖子”技术识别方法对攻克“卡脖子”技术、提升国家技术实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卡脖子”技术的概念和内涵进行分析，得出“卡脖子”技术的识别原则和识别方法，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通过问卷调查法搜集关键核心技术35项，从中识别出“卡脖子”技术13项，得出电子信息产业“卡脖子”技术基础性特征突出、集成电路“卡脖子”威胁大、高端软件相对安全的结论，并从技术、企业、产业、社会层面出发提出我国攻克“卡脖子”技术的政策建议。     

期望差距与创始人离任方式选择:基于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分析

创始人采取何种方式退出企业,激进式离任还是渐进式退出,这仍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重要问题.根据前景理论与企业行为理论,文章认为企业所处的期望差距状态将直接影响创始人离任方式的选择.文章基于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数据,主要得到以下结论:(1)不同的离任方式所隐含的经营风险存在差异.当企业的实际业绩低于期望水平时,随着期望落差的增加,创始人更有可能采取风险相对较低的渐进式退出方式;而当企业的实际业绩高于期望水平时,随着业绩的不断增加,创始人采取风险相对较高的激进式离任方式的可能性更大.(2)随着业绩的增加,创始人采取激进式离任方式的可能性增大,这种效应在期望顺差状态下比期望落差状态下更强.(3)继任者来源会影响创始人的离任方式,在期望落差状态下,家族外部继任者比内部继任者更有可能导致创始人选择激进式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