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对我国技术溢出的门槛效应研究——基于我国制造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我国的制造业各行业1995—2009年间的面板数据建立相应的计量经济模型,对我国入世以来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做实证分析,结果表明,FDI对我国的制造业确实存在技术溢出效应。     

服务业FDI对制造业的产业间垂直溢出效应:一个综述

服务业的重要性不断增强,外商直接投资(FDI)也呈现出转向服务业的趋势,因此服务业FDI受到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研究者认为,服务业FDI对东道国制造业产生的经济溢出和技术溢出通过服务业跨国公司跟当地制造业企业的垂直关联而实现,但这种溢出效应也受到当地企业技术水平和技术吸收能力、当地企业的国际化程度、当地市场的竞争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关于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基本上都证实了服务业FDI对东道国制造业生产率产生显著正向效应的结论.未来研究有望在FDI理论的框架下形成相对独立完整的服务业FDI理论体系,并在实证研究方面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FDI对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门槛效应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于东道国内资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存在争议,本文采用1998-2007年我国制造业企业层面数据,运用Hansen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行业内和行业间FDI对内资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FDI技术进步溢出效应主要发生在行业间而不是行业内:FDI与行业间前向溢出效应呈现"U"形关系,而行业内水平溢出效应和行业间后向溢出效应并不显著。进一步从FDI来源异质性层面分析,发现港澳台资本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显著,而西方资本产生的后向溢出效应呈现"U"形关系。本文探究了FDI垂直溢出效应的非线性关系,为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资本市场开放有重要指导意义。     

技术差距对FDI溢出的门限效应研究——来自中国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运用中国1995～2010年制造业省级面板数据,对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及技术差距在该效应中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FDI溢出效应在不同省份是有差异的,且内外资技术差距在FDI溢出中存在着显著的门限效应。在技术差距较小的省份,技术差距对FDI溢出存在促进作用;中等技术差距的省份,技术差距对FDI溢出影响不显著;技术差距较大的省份,技术差距对FDI溢出存在抑制作用。     

国内FDI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的述评

随着中国吸收、利用FDI的数量和规模呈现高速增长的趋势,FDI对华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在实证分析中国内学者们主要是从整个地区宏观层面和工业（或制造业）层面对全国、个别省份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考察。     

开放因素对中国制造业部门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利用2004～2008年间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开放因素为中国制造业部门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开放因素对制造业部门的总体技术溢出效应存在很大差异,出口贸易对中国制造业部门具有显著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而外商投资对制造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则存在负面影响;(2)分部门看,外商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高技术制造业和中高技术制造业部门,而出口贸易对所有制造业部门都具有显著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     

生产性服务业FDI对我国制造业技术溢出的渠道分析

本文首先采用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将其增长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变化,然后利用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生产性服务业FDI对我国制造业的技术溢出效应。结论表明: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从溢出渠道看,技术效率效应大于技术进步效应。与制造业FDI相比,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较大,且制造业FDI主要通过技术进步渠道来提升制造业生产率的,二者溢出渠道不同。提升制造业生产率的动力因素呈现地区分化特征,中东部地区主要有生产性服务业FDI、RD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等,而西部地区主要依靠人均资本存量、制造业FDI和贸易开放等,这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     

基于行业细分的我国制造业就业技能结构影响因素研究

技术进步对就业结构具有重要影响,其中技能偏态型技术进步对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尤为突出。本文选取2001—2010年间我国制造业29个细分行业的经济发展数据,分别考察了市场主导型FDI技术溢出、出口主导型FDI技术溢出、企业研发等因素对我国制造业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市场主导型FDI技术溢出仅对中低技术行业的就业技能结构具有负的影响,而出口主导型FDI带来的技术溢出对高技术行业和中低技术行业就业技能结构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企业规模的扩大和资本深化程度的增加将降低制造业高技术劳动力的占比,而企业自身研发投入的加强将明显提升制造业的就业技能结构。     

FDI的水平与垂直溢出效应——以长三角二省一市为例

利用2000—2007年长三角地区两省一市27个制造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FDI对内资企业的水平溢出、后向溢出和前向溢出效应,分别就FDI对长三角地区整体和江苏、浙江和上海不同地理单元的27个制造业整体及不同类型组(高、中、低技术产业组)的溢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长三角地区、江苏、浙江和上海的FDI都对内资企业具有正的后向溢出效应和负的前向溢出效应,江苏和浙江的FDI的水平溢出效应为正,上海的FDI的水平溢出效应为负。     

江苏省制造业FDI技术溢出效应分析

大量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FDI)具有技术溢出效应,但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是自发产生的。江苏省是我国的制造业大省和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大省,如何利用外资技术溢出效应推动江苏制造业的发展,是关系到全省工业的经济持续发展。本文通过江苏省制造业定量分析FDI的技术溢出效应。     

FDI对浙江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FDI)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式,对东道国的经济和技术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往的研究大量集中在FDI对中国整体技术溢出效应层面,而鲜有文章注重FDI对单一省份技术外溢的研究。分析FDI对浙江技术进步的作用,结合浙江利用外资的数据,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衡量技术溢出效应的数学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浙江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不存在技术外溢效应,原因在于浙江吸引的外资层次不高。提出了可行性建议,以期改善这种局面。     

FDI对中国制造业行业内的溢出效应——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采用面板数据及其模型方法,对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制造业行业内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FDI对中国制造业行业内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按行业资本密集度的分组检验显示,行业资本密集度是影响FDI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而外资参与度并不是决定外资溢出效应强弱的主要原因。     

FDI技术溢出路径的深层探析

国内外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规范和实证研究已经比较丰富,但在FDI技术溢出路径及内在机理的专门及深入研究上还很欠缺,而弄清这一问题对于指导我国企业最大化吸收FDI技术溢出又意义重大,本文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具体和深入研究。文章将FDI技术溢出的路径归纳为模仿、竞争、联系和人力资本流动四个大方面,并对每一路径的技术溢出具体途径和内在机理进行了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对广东省制造业技术溢出的实证研究——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

利用分位数回归方法,本文考察了FDI通过水平溢出和垂直溢出途径对广东省制造业的技术溢出情况.研究结果发现,内资企业的生产率处于高位水平时,FDI通过水平溢出途径的技术溢出表现正向显著作用;生产率较低时易受到挤出效应的负面影响.FDI通过后向关联溢出途径促进了上游内资企业生产率的提升,通过前向关联溢出途径,对生产率水平处于中等以及中等偏上的下游内资企业带来显著的负向影响.FDI对国有企业的技术溢出相比全部内资企业,在水平溢出的变化方向和前向关联溢出方面表现一定的差异性.     

FDI在我国技术溢出效应的局限性及因应策略

利用索洛刺余模型对FDI在我国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证明：在我国FDI的溢出效应并不明显。以溢出效应三个途径作为切入点，通过对导致溢出效应不明显的原因进行分析、实证检验，表明我国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存在局限性。如何克服这种局限性以提高内资企业的技术水平则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制度特征、FDI对我国制造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基于行业数据的分析

本文以中国1999—2007年26个制造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利用随机前沿理论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制造业的技术效率,针对制度特征、外商直接投资因素分析了它们对制造业技术效率的影响。结论表明:我国制造业的技术效率逐年提高,FDI对我国的制造业整体上存在正的溢出效应,而国有程度高低则对技术效率有负的影响。本文研究结果的重要政策含义是:中国制造业若要继续保持较好的增长,必须加强经济安全意识,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提高技术效率。     

制造业FDI行业内和行业间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

在中国制造2025的大背景下,如何利用FDI来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与技术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采用2005—2014年中国制造业的26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FDI行业间和行业内的技术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结果发现行业内直接溢出能有效促进内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的提高;行业内间接溢出则会挤占内资企业的生存空间阻碍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水平的增长;行业间后向关联程度能显著且明显地促进内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的提升;行业间前向关联程度能显著但微弱地抑制内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的提升。     

制度约束、FDI技术溢出渠道与国内企业技术进步——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考察

本文将制度约束纳入到FDI技术溢出渠道中,并选取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通过OP三步法获得技术进步指标以科学衡量我国制造业技术进步的真实状态,然后采用系统矩估计(SYS-GMM),分析FDI水平溢出、前向溢出和后向溢出对国内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转轨过程中所特有的制度约束使国内企业难以实现技术进步;在这种制度约束下,FDI三种技术溢出渠道对国内企业技术进步所产生的影响各异;FDI来源渠道所产生的技术溢出也不一样,制度约束显著影响国内企业技术吸收能力。     

制度因素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理论刻画制度因素对FDI溢出效应影响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了实证分析,验证了中国的制度因素是影响FDI溢出效应的根本性力量。中国的制度因素制约了外资企业的溢出潜力,限制了本土企业的吸收能力,在这内外两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影响了FDI的实际溢出效应。本文的经验检验结果有力地支撑了前面的理论分析,发现在控制了制度因素变化的条件下,FDI的溢出效应显著为负,但是腐败控制、经济自由、知识产权保护、金融市场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均有助于促进FDI的技术溢出。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对港澳台资企业的FDI溢出效应有显著的正影响,但对其他外资企业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加强腐败控制也显著地促进了国有企业吸收FDI溢出效应。因此,加快中国制度的发展和改革对于最大限度地发挥FDI的溢出效应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FDI对制造业部门内资企业市场与发展影响的比较分析——基于宁波数据的检验

文章利用我国吸引FDI较为发达典型的宁波地区1998年～2007年间制造业部门中的数据,比较分析了FDI对宁波制造业部门内资企业市场和发展的综合影响。实证结果表明,FDI在一定程度上排挤内资企业的生产活动,造成激烈的市场竞争;但激烈的市场竞争也促使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和可持续性发展,"以竞争换技术"效果比较明显。同时,在权衡FDI对市场和发展影响的整体利益基础之上,文章提出若干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