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型期地方政府行为取向及调控策略研究

本文基于多任务委托—代理的视角分析了中国转型时期的地方政府行为取向及其调控策略。地方政府既可以付出与中央政府利益一致的合作性努力,也可以付出与中央政府利益不一致的自私性努力,合作性努力水平和自私性努力水平取决于既定体制下的激励机制。在制度安排既定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既可以通过采取适当的补偿措施来提高地方政府的合作性努力水平,也可以通过适当的惩罚措施来降低地方政府的自私性努力水平,这其中有规律可循。     

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与财政努力研究

传统的财政努力研究基于预算内的分析框架,忽略了我国预算外收入长期大量存在的事实。通过理论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研究了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对预算内财政努力的影响。结果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预算外收入的增加抑制了地方政府预算内的财政努力。另外,地区间的差异比较明显,东部地区预算外收入对地方政府财政努力的抑制效应更为显著,但西部地区并不显著。因此,通过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有效约束地方政府对预算外收入以及非税收入的追逐,对于激励地方政府的财政努力有着重要意义。     

财政纵向失衡、税收努力与地方经济增长

构建权责清晰、财力协调与区域均衡的央地政府间财政关系,不仅有助于规范地方政府行为,而且能够实现地方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立足1998-2017年我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考察财政纵向失衡与税收努力对地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显示:财政纵向失衡水平的提升不利于地方经济的持续增长,但财政纵向失衡能够通过抑制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程度间接促进经济增长.此外,当前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的提升对地方经济增长同样表现为抑制效应.因此,要合理把控财政纵向失衡水平,利用适度失衡规范地方政府行为,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奠定制度基础;稳定地方政府收入预期,防止过高税收努力抑制微观经济主体生产积极性;注重地区间发展差异,避免一味追求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对外开放程度深化造成的发展模式雷同与资源浪费.     

增加保障房用地有效供给的对策

当前,我国正处于保障房建设的关键时期,保障房用地供需矛盾突出,土地供给成为影响保障房建设的重要因素。现阶段我国保障房建设存在用地来源有限、供给方式不合理、地方政府积极性不高等问题。主要原因是缺乏制度保障、利益激励和地方利益驱动。鉴于此,需要从拓展保障房用地来源,调整保障房用地供应结构及方式,完善监管、政府考核制度等方面加以改革,以增加保障房用地有效供给。     

对地方政府保障房支出缺口的估计——来自江苏省的证据

估计地方政府保障房实际支出与合理支出之间缺口的大小对于判断政府供给责任以及制定保障房建设规划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本文运用IMF较为齐全的40个国家(地区)2005-2007年的面板数据,估计了地方政府保障房的合理支出值,利用《2009年江苏省住房保障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表》估算了江苏各市(县)政府保障房的实际支出值,以江苏各市(县)为例测算地方政府保障房支出缺口。估计结果表明,几乎所有地方政府均存在保障房支出的正缺口。经济发展水平居中且受到上级政府监管力度不大的苏中地区政府保障房支出缺口相对较大,苏南和苏北地区缺口相对较小。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与加大监管力度双管齐下、约束地方政府非公共服务行为,有利于促使保障房的实际支出值等于或者接近合理支出值,从而缩小地方政府的保障房支出缺口。     

转移支付提高了政府社会性公共品供给激励吗?

作为财政分权体制的重要制度安排,转移支付不仅可以弥补地方财政缺口,而且也是中央激励地方政府履职尽责的重要机制。面对中国社会性公共品相对短缺的现实,转移支付制度能够对地方政府的社会性公共品供给行为产生有效激励?本文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答案是否定的。中国纵向的转移支付制度,无论是筹资机制还是分配机制,不仅未能激励地方政府提高社会性公共品供给,强化地区间竞争对地方政府支出的约束力,而且超过门槛值的支出补助显著降低了地方政府的社会性公共品供给水平,尽管较高的转移支付筹资水平和专项补助方式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社会性公共品供给激励,但又背离分权改革要求。基于此,本文提出,中国应实现纵向转移支付向横向转移支付转变,减少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社会性公共品供给激励的不利影响,同时避免转移支付筹资和分配分离造成地方政府错误评估支出决策的成本与收益。     

基于技术创新的企业所有者对经营者两种努力的激励

基于企业经营者的时间与精力有限,可以将经营者的管理行为分为工作努力和创新努力。研究了企业所有者如何通过激励管理者来同时实施两种努力;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建立了模型,得到了任务互替、任务强互补、任务弱互补3种情况下的激励契约;模型结果显示,随着企业经营者能力的变化——从强互替性到弱互补性,同时激励经营者实施两种努力变得越来越容易。     

努力不足、过度冒险与金融高管薪酬激励

次贷危机后人们普遍将金融高管薪酬激励不当视为引起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并提出了相应的薪酬改革原则和方案,那么如何理解金融高管薪酬激励的特点及这些改革举措呢?本文依据金融中介的基本职能(通过收集信息和积极监督进行资产组合投资)和(投机性)金融资产的泡沫特性,认为金融高管的薪酬激励需要同时考虑诱导努力和风险控制,当面临经理可以同时控制努力水平和资产选择的双重道德风险时,由于资产选择对努力的替代效应,线性激励会导致无关性结果即激励强度与努力水平无关,造成努力不足,而投机性资产的泡沫性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效应,并诱发经理的过度冒险行为,即使存在良好治理的董事会时也是如此。各种薪酬改革措施和监管政策讨论需要同时解决努力不足和过度冒险这两个基本问题。     

采矿业繁荣与公共品提供

资源型地区的财政收入高度依赖于采矿业,地方政府对财政资金的有效利用是提升居民福利水平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本文从财政收入获取形式影响地方政府行为激励的角度,分析了采矿业繁荣恶化地方公共品提供的机制.然后,文章基于1998-2018年中国地级市层面数据,利用国际矿产资源价格变动作为外生冲击,对采矿业繁荣影响地方公共品提供进行实证检验.结果 表明,采矿业繁荣尽管大幅度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但是教育、医疗等民生性公共品供给水平并未因此而提升,基础设施等生产性公共品供给也未因此而改善.进一步研究发现,采矿业繁荣期,财政供养人员数量显著膨胀、财政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因而高速增长的财政收入并未有效转化为公共品供给.本文的结论表明,应该强化资源型地区财政资金使用的监督约束机制,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廉租房供给不足的事实、根源与突破路径——基于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行为视角的分析

本文基于地方政府行为的视角,分析廉租房供给不足的事实与根源。研究认为,中国特殊的财政集权体制和政治激励机制对地方政府行为施加的约束与限制,决定了地方政府廉租房的供给偏好和供给效率。因此,增加廉租房的有效供给,应该深化改革体制性因素,改变地方政府廉租房供给行为的环境和模式。     

基于节点企业努力水平的动态协调最优决策策略

为了确定基于节点企业努力水平的动态供应链系统最优协调策略,构造了节点企业努力水平与动态供应链系统利润的随机微分合作博弈模型,通过求解该模型获得各节点企业的最优协调策略,即最优决策策略;通过动态Shapley分配方案,给出了动态供应链系统的协调机制,获得了缩小其差距的最优协调策略。     

现阶段地方政府保障房建设的动力机制研究

现阶段政府保障房建设的任务艰巨,能否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关键在于解决地方政府保障房建设的动力机制问题。因此,文章梳理了近年来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公租房等保障房建设量,保障房建设土地供给量以及保障房建设资金投入量等数据,对地方政府保障房建设数量不足、土地供应计划执行不力、资金投入量不到位、部分保障房质量不达标等动力不足的表现进行考察;进而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以"经济人"假设为逻辑起点,剖析地方政府行为逻辑及保障房建设动力不足的原因;最后提出完善财税体制、监督问责机制、政绩考核机制以及引入民间资本参建保障房等激发地方政府保障房建设内在动力和加强外在推力与引力的对策,以促进住房保障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The effects of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incentives on local tax efforts: evidence from China

Tax effort is a measure of a government’s effort to collect taxes. This study explores what impacts both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incentives have on local governments’ tax efforts in China. For consistency with the literature, we first include typical economic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 in our analysis. We find that the effects of economic factors on local tax efforts are significant, but the effects of institutional factors tend to be weak.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s a vertical incentive,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tax efforts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Meanwhile, fiscal interaction, as a horizontal incentive, is also taken into account in a spatial specification to explain tax competition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local tax effort in China also depends on the horizontal incentive. Hence, to improve local tax effor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let the locals have more autonomy in collecting taxes and evaluate local tax effort by referring to tax collection in adjacent provinces simultaneously.     

考虑保鲜努力的生鲜农产品零售商与物流服务商的协调合同

物流服务商提高生鲜农产品的保鲜努力水平会对零售商的利润产生重要影响。一般的物流合同不能有效鼓励物流服务商提高生鲜农产品的保鲜努力水平。为此,本文建立了一种成本分担与收入共享合同。该合同在不损害物流服务商利益的前提下,使物流服务商提高保鲜努力水平;同时,零售商分担部分保鲜努力成本,并分享部分销售收入给物流服务商。研究结果表明,这一合同可形成一种有效的内在激励机制,提高物流服务商对生鲜农产品的保鲜努力水平,最终实现系统利润的最大化、双方的共赢。     

财政关系调整与地方政府行为的变迁——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30年来,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先后经历了财政包干制、分税制和公共财政体系建设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地方政府与同一阶段不同层级或地域的地方政府,其行为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导因于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调整对地方政府的不同激励与约束机制,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财政依附性在不断增强;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竞争逐渐让位于合作;地方政府推动市场化改革进入了良性轨道;地方政府职能逐步从经济性向公共性过渡。     

基于过度自信的企业发展低碳经济激励机制研究

在考虑企业过度自信的情况下,建立了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的激励机制模型并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的最优激励补贴与企业的风险规避度、外界不确定因素方差、努力成本系数负相关,与企业节能减排产出系数和过度自信水平正相关;当企业的过度自信水平满足一定约束条件时,政府的激励补贴强度以及期望环境收益都要大于企业完全理性时的情形;当企业的过度自信水平超过一定约束条件时,政府的最优激励补贴以及期望环境收益小于0;企业过度自信的容忍度与企业风险规避系数以及外界不确定因素正相关。     

所有权结构、自私性努力与投资阻塞问题

许多学者基于代理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关系分析了国有企业的"内耗"和地方政府的"内拼",但他们分析的只是次级"内耗"和次级"内拼",是给定所有权安排下的"内耗"和"内拼",他们没有注意到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初级"内耗"和初级"内拼"。本文从投资阻塞的视角分析了国有企业的初级"内耗"和地方政府的初级"内拼"。我们的分析表明,通过议价力量配置来解决国有企业的初级"内耗"问题是可以奏效的,但是通过议价力量配置来解决地方政府的初级"内拼"问题却是很难奏效的,必须在"立宪"层次上界定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控制权边界,否则就会带来不断重复的试错性成本(比如宏观调控成本)。     

房地产调控中政府行为博弈分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自1998年我国房地产市场改革以来,房地产业迅速发展,现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与此同时,商品房价格一路飙升,各地房价不断创下新高。面对房价飞涨,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政策,但房价依然居高不下,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调控政策的实施受到来自各方的阻力,以地方政府最为突出。本文基于博弈视角探讨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房地产调控中的行为特征,在分析双方博弈动机的基础上,构建了博弈模型,进而研究了双方博弈的内在机制,得出中央政府的最优策略为严格监督地方政府对调控政策的执行,杜绝地方政府的抵制行为,而地方政府获利的行为则是抵制中央政府的各种调控政策,并且为了取得成功常常采取变相抵制措施。最后,本文分别针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提出了政策建议,以期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能够达成合作博弈,更好地促进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     

Asymmetric Decentralization,Intergovernmental Transfers,and Expenditure Policies of Local Governments

Although China’s asymmetric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system has been criticized for many years, there have been few studies giving direct evidence of its negative incentives on local government spending policies. By introducing the mechanism of asymmetric decentralization and fiscal transfers to the objective func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centive effects of asymmetric decentralization and fiscal transfers on spending policies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uses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to carry out an empirical test. The conclusion shows that the asymmetric decentralization significantly weakens the incentives of local government to increase social expenditure, and as a solution to asymmetric decentralization, fiscal transfers fail to play a good role. Due to the relatively large income effect, the financing mechanism of fiscal transfers not only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incentives of local government to provide social public goods, but also weakens the constraint effect of fiscal competition on expenditure policies of local governments because of the increase in the relative cost. Although the distribution mechanism of fiscal transfers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ncentive to local government in regions where the net inflow of fiscal resources is more than zero, because of common pooling effects, the comprehensive effects of fiscal transfer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incentives of local governments to provide social public goods are negative in all reg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