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过程中城郊农村社区治理结构变迁——基于广州A区的研究

中国城郊农村正经历着快速的城市化过程。本文以广州市A区为例,从微观历史的视角探讨城市化进程中政府、社区及村民之间的关系,展示城郊社区治理结构的变迁。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是市场经济最积极的推动者,将社区土地配置到市场空间中。政府通过股改和股份固化,削减了社区经济管理权力,通过提供帮助渗入,提供资源介入,逐步接管了社区的民生事务、基础设施和治安管理等。社区组织不断边缘化,并在"三旧"改造后基本解体。基层政府、社区与村民相互关系的变迁受到地方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且顺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社会精英阶层对现代化城市社会管理的追求,事实上挤压了社区的生存空间。重建社区当是中国建设基层治理现代化必须攀登的高峰。     

新型乡村治理之道——以移民村庄社会治理模式为例

移民村的公共事务治理与可持续发展是乡村治理中的难点。本文研究将网络化治理理论引入到乡村治理探究中,通过深度访谈、案例采集及参与观察的方法,对河南省南水北调移民村庄进行田野调查,探讨移民村庄村治模式的变迁以及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对转型中乡村治理的意义。研究发现:移民村社会治理模式呈现出与已有文献描述的基层村治"行政化"所不同的治理形态。通过嵌套式的组织形式与制度设计,移民村以"非科层化"的治理模式因地制宜地促成村庄内部各行动主体之间以及移民村庄与外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协作,保证了基层民主参与权、议事权、决策权与监督权的实现和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体现出以参与性、协作性、平衡性、灵活性和包容性为特征的网络化治理框架。这种适应性治理之道,推动了社会治理模式从政治国家对乡村社会的"线型治理模式"向政治国家与乡村社会双向互动的"立体型治理模式"转型,为推动中国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转型提供了新的视野与路径。     

农村社区现代化治理探讨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应与城市社区治理相融合,致力打造基层社区治理体系,加快农村现代化进程。为此,应积极搭建并完善社区现代化服务平台,实施社区网格化管理,引领多元化治理,创新治理模式,完善社区治理机制,积极培育具备现代化治理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队伍,实现农村自我管理与服务的现代化社区治理局面。     

“征地农转非”型社区的治理模式探析

"征地农转非"型社区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其治理问题既有居民心理层面的问题,如自治意识欠缺、归属感低、又有治理机制层面的问题,如动力不足和制度保障缺失.西方社区治理模式有其借鉴价值但又不可盲目照搬.中国"征地农转非"型社区的治理现状改善,应以党政为核心推动力量,从包括人大、社区、非政府组织、企事业单位等多个层面齐抓共建,从而形成适于中国、能提升"征地农转非"型社区自治能力的社区治理模式.     

共建共治视野下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的困境与应付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目的是推动社会自治，而农村治理是社会治理中的重要环节，打造共建共享的农村治理格局至关重要。在推动农村社区协同治理过程中，面临着农村社区经济基础薄弱、基层党组织工作能力与服务能力低，农民自主意识薄弱，农村地区法治文化及法治意识缺失等困境，制约了农村社区“共建、共治”格局的形成，因此必须充分激发农村社区经济活力，保障农村治理设施建设，转变农村社区传统治理模式，充分发挥基层政府的引领作用，提高农民的主体地位，推动农村治理体系建设，提高农村社区治理能力。     

农村新型社区化面临的治理问题与对策

新型农村社区的品质是趋于现代性、保持开放性、容纳多元性、连同外源性、包容差异性。农村新型社区化内含着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工农、城乡、邻里关系,内部治理过程中涉及多元关系的整合,可能遇到体现在资本的转变、惯习的转变、适应性的转变、角色的转变和文化的转变等方面的张力,会带来一定程度社会资本的衰减。农村新型社区化过程中要注重与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相结合,与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相结合,构建农村新型社区多元共治的治理结构和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层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健全基层政府服务职能,完善农村社区居民自治制度,促进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     

我国城市基层社区治理研究评述——基于制度变迁的视角

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对我国城市基层社区治理研究文献进行综述,可以发现,学界对此主题的研究主要包括城市基层社区治理体制建立的原因分析、国家与城市基层社会关系模式研究、城市基层社区治理困境研究、城市基层治理转型研究等四个方面。在未来的基层治理研究中,应从制度主义的视角出发,注重制度运行的实际内容,即国家通过公共服务这种制度运行的实质内容的供给,唤起公民的参与意识,强化公民合作愿望,进而增强国家在城市基层的基础性权力,实现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有效链接。     

基于“网格+”的社区重大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研究

社区基层网格化治理的工作经验在新冠疫情防控中体现出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反映出疫情防控与社区综合治理在"专业性与综合性""强制性与柔性""跨域性与局域性""突发性与常态化"之间的矛盾。面对重大疫情等公共卫生危机,应谋划社区网格治理的升级版,以"网格+"为基本理念,建设"网格+部门"的专群结合体系,形成社区疫情防控专业化合力;打造"网格+服务"的参与性治理路径,强化社区疫情防控人性温度;构筑"网格+联动"的应急处置机制,增强疫情防控整体效能;探索"网格+智控"的辅助治理模式,提升疫情防控精准化水平。     

村民自治与广东农村治理模式的发展——珠江三角洲若干经济发达村庄治理模式发展的案例分析

自从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以后 ,广东珠江三角洲经济发达地区农村超越了一般农村在村民自治制度背景下实行的单一性民主治理模式 ,通过能人治理与制度化治理相结合、权威治理与专业化治理相结合 ,实现了农村治理结构的新发展 ,形成了一套新的农村治理模式。实践表明 ,进一步处理好民主与权威、制度与技术的关系 ,优化农村治理结构 ,完善农村治理模式 ,是村民自治制度未来发展的一个基本方向。     

嵌入农民合作社的新型农村社区治理

虽然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一些挫折,但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有助于解决农村“空心化”现象,能够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而且这也是发达国家和地区推进农村城市化建设的经验。农村新型社区要形成合理的治理体制机制,必须将农民合作社吸收进来,因为目前农民合作社已经具备了比较强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教育功能。为了促进农民合作社嵌入新型农村社区治理中来,需要积极培育和完善各类农民合作社,实现政府优惠政策对合作社的全覆盖,同时还要加快农民合作社参与社区治理的制度建设,搭建各类参与平台,充分发挥农民合作社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村治主体的缺位与再造——以湖北省秭归县村落理事会为例

当前中国农村社会面临着治理主体缺位的村治困境,其主要表现形式是村级组织自治功能弱化和内生性村治主体无法生成,使村庄自治事务处于管理真空状态。基于加强基层治理的现实需求,湖北省秭归县的"幸福村落"创建活动开辟了以村落理事会建设为主要内容的行政供给式的村治主体再造路径,具体从村治主体的治理单元、治理资源和治理规则三个方面展开再造。村落理事会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通过构建在村精英的吸纳机制、村庄内部资源的调动机制以及民主协商积极性的激发机制,实现了村庄的良性治理,适应了农村社会非规则化、非格式化的特征,是应对村庄琐碎事务的扁平化治理机制。湖北省秭归县的村落理事会建设经验为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改革提供了方向。     

论我国乡村治理模式转变的内生变量

我国乡村治理将逐步由传统精英治理转变为村民自治,治理模式更替的过程中作为基础的内生变量是亿万农民工在进城务工中潜移默化的公民素养的培训完成。城市化进程就像一所对进城农民工进行微观至劳动技术、中观至契约意识、宏观至民主精神与责任意识进行全面培训的全民大学一般,实现了中国青壮年农民群体参与治理的意识与素质的整体飞跃。然而,这个过程曲折而具挑战性,因为我国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过程经受着全球经济危机的宏观影响,同时还面临新产业工人阶层形成的社会风险与稳定压力。文章依据改革开放以来三十余年的实践历程,初步勾勒出我国乡村治理模式转变的路线图。     

关于适应城镇化发展新形势加强社区管理和社区治理的调研报告

随着黑龙江垦区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事业越来越多地向基层延伸,社区日益成为社会管理的重心、改善民生的依托和维护稳定的根基,全面加强社区管理和社区治理,提高社区管理和服务社会的能力和水平,改革和创新社区管理的模式和方式,已成为城镇化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卷入民主化的农村精英：案例研究

村民直选为农村建立一个民主的治理结构提供了可能。村民通过直接选举的制度渠道，有机会把他们心目中的经济能人推上村政舞台，并期待这些精英人物为他们谋求实际利益，从而体现出村民理性选择的动机。本文还分析了“精石治理”的制度化问题，认为民主的制度化程序越高，精英治理蜕变成强人专断的可能性越小；而民主的制度建设是渐进积累的，累积式的制度化促使了从“能人治理”向“制度治理”的过渡。     

缺失与重构：非政府组织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角色探析

非政府组织是农村社区多元治理的主体之一，在农村社区治理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是，目前非政府组织在农村社区治理的实践中因资金来源匮乏、能力缺失、公信力不足等重重阻碍，步履维艰，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针对问题寻求解决路径，对促进服务农村社区非政府组织功能的充分发挥以及农村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十分迫切。     

协商与合作:农村公共事物治理之道

本文基于协商民主理论的视角,探索农村公共事物治理的多主体、多中心的协商合作治理模式,探讨了农村公共事物协商合作治理的行动逻辑,从协商权力、协商能力与协商不平等的视角指出了农村公共事物协商合作治理中的困境,并从中国农村协商文化发育、成长与转型的角度分析了当代中国农村公共事物协商合作治理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中国农村社区集体林治理及其制度视角的评述

分析了中国集体林治理的基本态势,认为中国在发展社区集体林方面有着好的基础,但也有一些先天的局限;对集体林治理中的产权问题、治理结构、集体行动能力、公平管理的政策手段、社区资源管理模式推广应用等问题进行了评述,认为应从集体林治理框架、治理模式、社区能力建设等方面完善集体林治理结构,促进社区资源管理。     

社会资本对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意愿的影响——基于Triple-Hurdle模型的分析

草场社区治理模式既是对草场实现持续利用的有益探索,也是对现有政府主导的草场治理模式的重要补充。依据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的决策过程,本文将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的意愿依次划分为"改变现有草场治理模式的意愿""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模式的意愿""在草场社区治理中的意愿参与程度"3个方面。本文基于内蒙古牧区354户牧户的微观数据,运用Triple-Hurdle模型分析了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等社会资本对牧户上述3个方面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社会资本总体上对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的意愿有正向影响;社会网络对牧户改变现有草场治理模式的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道德约束的作用则相反;社会网络、人际信任、互惠规范和道德约束均对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模式的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制度信任和互惠规范对牧户在草场社区治理中的意愿参与程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着力培育牧户社会资本,进而发挥社会资本的内在激励作用,对于实现草场社区治理具有现实意义。     

习近平关于社区治理重要论述的理论定位与实践向度

习近平关于社区治理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区建设实践的理论升华,是国家治理视域下基层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的理论总结,是"以人民为中心"导向下"民生为本"的社区治理范式创新,为新时代社区治理提供了理论引领与行动指南。习近平关于社区治理的重要论述包含:坚持党建引领的治理原则,激发共建共治共享的内生动力,夯实群众性自治制度的治理基础,协同自治、德治与法治的治理策略等多维实践向度。习近平总书记对社区疫情风险治理做出的重要指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城乡社区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关于我国农村社区增权的理论探讨

本文在解释西方社区增权内涵的基础上,对当前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所面临的农村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外来资本主导下的农村开发模式失效以及农村社会控制弱化三个方面的困境进行了系统分析,提出在我国当前的国情条件下,农村地区的社区增权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其次,本文对我国农村社区增权发展模式进行理论分析,提出基于农村基层行政组织的社区建设是当前最佳选择,农村社区增权的重点应是制度增权、信息增权、教育增权以及农村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最后,本文针对我国农村社区的首批试点地区和发展思路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