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化治理基本思路研究

<正>农村社会治理是国家、社会、市场与农民个体多元主体相互合作共治,实现"善治"的过程。当前应把加强农村社区治理放在与城市社区治理同等重要地位,在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推进农村治理,理顺基层政府与群众自治主体权责,充分保障村民自治权,构建农村公共服务多元化参与机制以及多渠道的资金支持体系。一、农村社会治理中的问题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农民向城市流动的过程中,传统以"熟人"社会为特征的农村地区     

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

乡村治理共同体是多元主体在共同的利益基础、责任担当和价值遵循的基础上，为全面治理乡村公共事务而形成的有机联合体。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体现了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的内在要求，与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高度的内在耦合性，但在建设过程中存在着基层配套制度设计有所欠缺、基层政府治理手段刚性化、村干部动员能力不足、村民主体性缺失和农村社会组织发育迟滞等现实困境，为了充分激发乡村治理的活力和潜能，需要构建完善基层治理制度、强化情感认同、树立村干部权威、充分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以及发展和培育农村社会组织等实践路径，以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行政激活:农村公共品治理成本内部化的路径创新

基层治理普遍存在"最后一公里"困境,难以有效动员农民。恩施市基层政府以公共品供给为切入点,提供了一种行政激活自治的新路径。研究发现,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行政的规范化与公开化程度提高,基层干部通过为农民办实事重塑基层公信力,打下扎实的群众基础。进而,基层政府以不完全竞争型分配秩序、效率导向型供给规则激发农民主体性,在行政引导下充分激活村民自治,从而农民以组织化方式低成本地进行内部动员、成本分摊、矛盾协商,实现农村公共品治理成本内部化。研究表明,基层政府以行政手段激活村民自治,有利于优化国家资源下乡的路径,提高基层治理效能,实现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多元主体乡村治理中角色重塑问题探析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彻底解决"三农"问题,根本出路在于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然而,在"乡政村治"治理模式下,基层政府与村民自治之间并没有形成互动双赢的良性格局,乡镇政府的权力只是在形式上被弱化,实际上由于村委会的角色错位导致村民自治功能受到极大的抑制和削弱,而多中心治理理论为重塑乡村治理体系提供了契机,有助于构建政府引导、农民主导、社会组织参与和市场运作的网格化治理格局。     

太原市城中村改造中村民参与的效果分析

城中村改造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经之路,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与社会稳定息息相关。太原市目前是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从治理理论的视角出发,以太原市万柏林区X村城中村改造中的村民参与为例,通过调查分析城中村改造初期阶段、制定完善阶段、实施评估阶段中村民参与的基本情况,总结得出太原市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村民参与的效果评价,即有助于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改造各个阶段实现社会监督,保证城中村改造的顺利推进,确保城中村改造政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进而加快太原市城市化的步伐,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乡村治理的路径论析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社会的问题日益突出。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的新时期,乡村社会治理也面临着从传统村组管理向现代社区治理的转变。当前我国乡村治理主要面临两大困境:内部治理主体的缺失和治理体制的落后性。"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乡村治理转型提供了有利契机,乡村应该紧紧抓住优质社会资源输入不断增加的优势,通过激发乡村社会内生力量,创新治理的体制机制,增强基层组织治理权威等途径来提升乡村治理的有效性,推动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     

“利益动机”视域下农业税时代的村民自治探析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状况决定了国家、基层政府推行村民自治的利益动机,并因此影响着村民自治的实际绩效。在整个20世纪国家内向式积累的宏观历史背景下,基层政府对村民自治的"逆民主"践行,一方面基本保证了国家低成本地汲取乡村资源、维持乡村秩序的利益动机的实现,另一方面违背了国家在农村实现"民主"现代化的动机,致使村民自治制度设计追求的"民主政治"效果并不明显。农业税时代的村民自治,是基层政府以"逆民主"的方式代表国家低成本地汲取乡村资源、维持乡村秩序的制度和组织载体。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的治理重心向农村基层下移及其发展思路

农村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中处于基础地位。2017年,党中央提出了"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新思路,然而何以提出以及农村基层应该如何治理需要进一步厘清。本文勾画了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治理重心向农村基层下移的四个阶段,农村治理重心下移各有不同的侧重,从早期集权化的意识形态控制、政治动员,中期形式放权中的管控与支配,到当前分权中的合作与共治理念的转变,反映了因应不同历史时期的治理需要调整基层治理方式,逐步从以政权建设维护政权稳定转向以社会治理维护政权稳定,垄断支配社会资源为基础的单一治理转向放权、包容为基础的合作治理,在多元主体参与的管理服务中促进认同、构建共识,共同应对基层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问题与挑战。当前在新时代背景下提出的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对各级政府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未来需要强化"社会治理统辖经济社会发展"的治理理念,建设农村基层服务资源承接平台及管理服务统筹机构、强化基层治理能力,优化配置基层政府人财物资源、夯实基层治理基础,放权基层、形成以"社会治理社会"的现代治理格局。     

工业化进程中村民自治变迁的经济学分析--以广州市为例

本文把普遍存在于珠三角地域的社区型股份合作企业发展，作为观察村民自治历史变迁的视角，通过对村民自治功能的讨论，从中揭示广州市村民自治存在的合理性；指出村民自治组织与社区型股份合作制企业正逐步走向融合，而且这种融合将直接影响村民自治的未来走向，以及城市化进程中国家在乡村社会治理上的制度安排。     

对地方政府基层社会管理职能的思考

本文从政府职能角度、地方政府层面入手,研究基层社会管理发展状况,寻找地方政府与社区健康发展的内在联系,探索基层社会管理发展规律,并通过相关理论阐释和案例分析,明确当前地方政府在基层社会管理中应发挥主导作用,以期为地方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发挥、为基层社会管理实践提供参考。     

困局下的四川丘陵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关于射洪经济发展模式研究

四川省丘陵地区县域经济在全省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本文以四川省丘陵地区示范县——射洪为考察对象,对其卓有成效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市场主导下工农联动模式”进行了分析研究,并阐明了该模式对四川省丘陵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启示。     

论我国牧区土地产权的三个不对称

在我国牧区存在着土地产权的三个不对称,从而导致了我国牧区在土地制度建设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就此,本文通过研究我国牧区土地产权不对称的表现,并结合实证分析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几点政策建议.     

兵团在招商引资工作中应坚持的几个原则

招商引资是经济技术协作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环境不断发生变化,要求我们在招商引资工作中必须审时度势,坚持科学原则,更新招商理念,调整招商策略,创新招商方式,提高工作水平,才能达到科学、协调发展经济的目的。     

日本农业劳动组织的分化方向

以家庭经营为主要经营方式的日本农业,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其经营组织也在迅速地分化。本文利用多重回归分析方法,分析影响劳动组织的经营要素,明确劳动组织分化的规定要因,探讨个体经营如何形成经营组织并且顺利运转的理论机制,在分析农业经营中劳动组织的状态及发展方向的同时,阐明劳动组织的分化对于提高生产力的意义。     

中国西部地区的扶贫开发

西部大开发是中央政府为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 ,促进全国经济均衡、快速、持续发展 ,实现全民族共同富裕目标而作出的一项跨世纪的重大战略决策。其实质及最终目的就是从根本上铲除贫穷。因此 ,西部大开发既为西部贫困地区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机遇 ,又为扶贫开发工作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推动力 ,对做好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 ,缓解和消除贫困现象 ,将产生十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一、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分布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 ,经过农村体制改革 ,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和组织实施“国…     

农村道路投资与减贫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对农村道路投资的减缓贫困效果进行因果关系分析，力争明确解释道路投资对缓解贫困的效果。文章通过双差异比较和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对道路投资前后项目村与对照村的贫困户和非贫困户贫困状况的变化进行描述性分析，并对道路投资效果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在重庆市5个贫困山区（县），修建技术等级较低的砂石路对农户收入的提高有较高的回报，且减缓贫困效果显著。     

小议我国现行征地补偿

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标准较之原来的土地补偿标准有了较大提高,体现了征地补偿的公平性,防止了征地补偿的随意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征地难度.但是也造成了相邻区域补偿水平相差太大,不同地却同价,依然采用老的计算方式和政府定价,未完全体现土地价值等问题.应积极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建立健全相关机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完善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征地补偿机制.     

Evolutionary governance in mining: Boom and bust in peripheral communities in Sweden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consequences of dramatic price fluctuations on the global iron ore market between boom and bust for the Swedish communities Kiruna and Pajala, located above the polar circle, in the years 2006-2018. It focuses on the impact of the Swedish state’s reorientation towards neoliberal policies that have entailed reduced state involvement in peripheral communities still dependant on heavy industry. This reorientation was manifested in the Mineral Strategy presented by the liberal-conservative government in 2013, in which the state was prescribed a role as facilitator of investment of foreign and private capital in the Swedish mining sector, but not as an active owner or developer of mining enterprises. The neoliberalisation of Swedish mining has established a fundamental conflict of interests between communities whose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wellbeing depends on long-term state commitment, and the state whose main interests are aimed at global capital flows rather than the maintenance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 peripheral regions. This conflict remained latent as long as global mineral prices were high, but as boom turned to bust around 2012, it was activated in a way that highlighted asymmetric relations of power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sparsely populated and resource-rich northern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densely populated south.     

农户毛竹培育技术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对浙江和福建三县(市)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以浙江和福建3县（市）697个农户的调查数据为依据，对农户毛竹培育技术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经济分析。研究表明，浙闽山区的多数农民愿意采取竹林培育新技术，毛竹笋用林培育技术类型已成为当前竹林经营的主要方向。文章提出政府在制定推行竹林培育新技术的宣传策略和技术方案时，应使技术指向更加明确；在技术传播途径的选择上要通过综合应用公众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等传播形式，并特别关注示范基地和示范户建设，形成活跃于农村的科技示范户，通过他们实现毛竹培育新技术在农村社区的快速传播。     

江苏省农村民间金融发展问题研究

本文通过对江苏省县域农村地区所存在的非正规金融的考察,采用访谈、调查的形式分析了其发展现状、组织形式、现阶段发展特征和变化趋势及其积极作用和负面影响,并针对当前江苏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对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作了一些政策上的建议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