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动态关系实证分析——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

本文引入财政支出作为传导机制,运用庇古的公共物品最优配置边际效用理论分析财政分权、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基于1978—2013年全国时间序列数据,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实证检验了我国财政分权、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发现,从长期来看,财政分权、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财政分权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城市化显著加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从短期来看,财政分权却加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城市化反而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对其自身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城市化、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

城乡收入差距与城市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对于统筹城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对中国1978—2009年城市化、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城市化、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三个经济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可以促进城市化的进程,而城市化进程反过来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具有长期影响;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产生长期正的影响,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经济增长存在制约作用;经济增长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互为格兰杰原因。     

城市偏向、滞后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02~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城市偏向、滞后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从全国看,滞后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影响显著,财政支农比例增加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科教文卫事业财政支出比例、固定资产投资率、政府行为和金融发展程度与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分地区看,东中西部滞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仍显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且扩大作用依次递增,财政支农等变量在东中西部有不同表现。     

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实证分析

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历来是发展经济学争论的热点和焦点。本文选取湖南省1996～2013年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单位根检验、面板协整检验,对湖南省城市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检验,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回归方程。实证结果表明：湖南省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城市化将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区域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利用2001—2015年的江苏省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的金融发展规模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升级都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政府财政支出并不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城市化的进程对城乡收入的差距影响甚微。通过研究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为解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提供一种新的思路,也为政府提供了相关政策建议。     

广东省城市化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广东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日益凸显,本文选取衡量城乡收入差距与城市化相关研究变量对广东省城市化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城市化水平对缩小广东城乡收入具有显著的积极效应,但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速率和农民的增收影响并不显著。最后,本文对基于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给予简述。     

金融发展、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协整分析及其Granger因果检验

本文基于VAR模型及其协整分析，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对中国1978～2002年金融发展、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作出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且两者具有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金融发展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且两者也具有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城市化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且前者是后者的Granger原因。     

金融发展、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SVAR模型的检验

本文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方法，对中国1978年～2007年金融发展、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做出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并且证实了在长期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库兹涅茨效应，即所谓的倒U型关系。金融发展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得到了中国尚处于金融发展初期的结论，并具体提出一些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为了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的影响，用标准泰尔指数测量全国31个省份（除港澳台外）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运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逐步回归的方法分析我国2015—2020年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城市化水平和财政支出偏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与产业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相反。我国需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数字科技，推动数字普惠化金融服务的发展，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广东省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

本文选用广东省1991～2008年的相关数据，对城市化、城市倾向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城市倾向是导致广东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此，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提高对“三农”的投资比重，进一步推进城市化，是缩小广东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手段。     

河南省新型城镇化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研究

[目的]随着新型城镇化发展,城乡差距扩大问题愈加突出,探究新型城镇化发展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对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运用一元线性回归分析定量探究城镇化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期影响。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对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与农民增收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方差分解,找到影响各自发展水平的主要原因。[结果](1)一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对农民增收具有单向促进作用,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每增长1%,农民收入将增长1.204%。(2)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对农民收入的增长也具有显著影响,前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每提高1%,未来1年农民收入将增长0.147%。(3)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水平对农民收入具有持续的正向冲击作用。(4)方差分解结果与脉冲响应函数结果一致,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将越发明显,但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为自身的带动作用。[结论]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与农民收入的增长是一个良性循环机制,两者存在单向的因果促进关系。综合该研究结果,城乡差距扩大不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城镇化的提高可以促进农民增收,但是其发展速度和水平存在的差异引起城乡差距扩大化。因此,缩小城乡差距必须在继续推进城镇化的同时,增加农民收入途径,完善城乡体系建设,从来源和政策上促进农民增收,最大程度发挥城镇化水平和自身收入的促进作用。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路径研究基于珠江—西江经济带的中介效应检验

目的 通过分析珠江—西江经济带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城乡收入差距既有直接作用又有间接作用。方法 文章从产业结构调整与城镇化这两个角度,利用2005—2018年珠江—西江经济带市级层面的面板数据,采用LSDV估计方法与IV-GMM估计方法检验了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结果 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既能通过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直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又能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推进城镇化进程这两个间接途径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结论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与间接影响显著。带域内各城市要明确发展定位,充分利用其资源优势有效衔接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优化产业布局;加快推进带域内各城市城镇化进程,为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创造条件,充分发挥产业结构调整与城镇化的中介作用。     

农地证券化、劳动力转移与城乡收入分配

研究目的:通过建立反映农地资产变现能力作用机制的城乡二元结构模型,为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劳动力暂时性转移和城乡收入分配恶化现象提供新的理论解释。研究方法:通过数值模拟和统计检验方法,分析部门劳动生产率、转移成本和土地融资变现能力对劳动力转移数量、城乡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结果:(1)农业和非农部门的技术进步都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正向影响;(2)清晰界定的土地产权会通过增强资产融资变现能力对农村劳动力迁移产生促进作用;(3)农地证券化增强土地资产的融资变现能力,为劳动力完全转移提供生活重置成本,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研究结论:农地证券化有助于农户克服资本约束,实现劳动力的永久性转移,形成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长效机制。     

基于熵值法的河南城市化水平综合测度与区域比较

本文采用熵值法对河南省2001-2009年问的城市化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并对各地市间的综合城市化水平进行横向比较.研究表明,河南省综合城市化水平处于快速提升阶段,对外开放水平和工业化是影响河南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因子;各地市综合城市化水平还存在很大差距,且城市化系统演化主要特征也不尽相同.     

城镇化、城乡收入差距与传统农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的空间差异——基于ESDA方法和面板DOLS模型的实证研究

伴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区域中心转移造成传统农业地区出现农村经济"边缘化"和农村人口"空巢化"的危机,因此文章利用河南省60个传统农业县域2000~2014年面板数据,运用Kernel核密度估计、ESDA空间地理统计分析方法和动态DOLS回归分析模型,实证分析了传统农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的空间集聚特征以及城乡差距、城镇化对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影响力度和方向。研究结果表明:以河南省60个传统农业县为例,受空间近邻效应的影响,传统农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的空间格局呈现典型的"中心-外围"分布特征,核密度估计结果表明其地域差距在逐步扩大;城镇化、城乡收入差距对"中心-外围"地区转移模式的影响强度和方向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城镇化水平是农村剩余劳动力选择就地非农化最主要的外核拉力,且高值集聚区处于高水平均衡状态;区域中心城市"空间溢出"的非均衡性是造成劳动力就地转移出现极化特征的潜在诱因。上述研究结果意味着,可以通过工业化重心下移、鼓励城乡联营、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等措施提高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吸纳能力。     

新型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30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目的 通过人口的城镇化率、土地的城镇化率、经济的城镇化率、就业的城镇化率这4个自变量综合考察新型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直接影响效应和间接影响效应并提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农民增收的建议。方法 文章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收集近10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西藏）的相关数据分析新型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 新型城镇化通过人口的城镇化、土地的城镇化、经济的城镇化对农民收入产生显著正向的直接效应,且通过经济的城镇化产生显著负向的间接效应,而就业的城镇化对农民收入影响效应不显著;新型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直接效应主要还是由人口的城镇化产生,但也不能忽视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控制变量中农业经济水平、农村资本投入、对外开放程度、工业化率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正向的直接效应,且农村资本投入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正向的间接效应。结论 建议政府大力发展农业现代化,促进城乡一体化;盘活农村土地资源,加快农村城镇化;拓宽农民就业渠道,缩小城乡差别。     

新型城镇化与都市农业发展耦合关系及时序特征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目的]新型城镇化引致都市农业实现高质量发展,都市农业发展倒逼新型城镇化协同高效推进;探究新型城镇化与都市农业发展的耦合互动关系,对加快推动两系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基于2006—2017年武汉市新型城镇化与都市农业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测度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分析了新型城镇化与都市农业发展的耦合关系。[结果](1)新型城镇化与都市农业总体发展水平均呈上升态势,耦合关系显著;(2)两者耦合度C值在0.490左右变化浮动,2008年和2013年耦合度出现最低值和最高值,分别为0.475和0.500;(3)耦合协调度D值处在0.290～0.627,耦合协调等级从中度失调转变为初级协调阶段,且时序演变呈现出小幅波动性、差异性和阶段性特征。[结论]武汉市新型城镇化与都市农业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程度处于不断完善中,时序特征变化明显。为此,武汉市应坚持贯彻实施"以人为本"及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挖掘农业的多种功能以打造都市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升级版,强化政策扶持的支持力度以保障新型城镇化与都市农业耦合协调发展。     

西北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

目的 为准确把握市域尺度下西北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时空演变特征，促进该区域城乡融合发展。方法 文章基于2010—2018年51个市域单元城乡居民收入比数据，综合运用核密度估计、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空间回归模型等方法研究了西北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结果 （1）西北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比由3.189下降至2.736，下降幅度为14.21%；（2）空间分布格局上形成了东西方向的“U型”特征和南北方向由北及南平滑上升的特征；（3）全局莫兰指数在波动中由0.322上升至0.358，上升幅度为11.18%；（4）空间滞后模型表明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正向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农业现代化和金融效率对城乡收入差距有负向影响，而经济发展虽然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两者在计量结果上显示“U型”关系。结论 西北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在小幅波动中表现出缩小的趋势，且市域之间的差异呈现出收敛的态势；西北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较为显著的正自相关性，且在局部地区有板块集聚特征；空间因素是西北地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京津冀都市圈城乡复合型农业发展战略

加快京津冀都市圈农业现代化进程,凸显不同地域的农业多功能性,将有助于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该文利用实地调研与统计数据,分析了京津冀都市圈农业发展态势及其存在问题,构建了城乡复合型的农业发展战略。主要包括以保护耕地、保障粮食安全、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核心,促进种植业的基地化和规模化生产;围绕都市圈城乡居民的生活需要和市场需求,促进畜牧业的发展;以构筑绿色屏障和发展生态农业为核心,促进生态林果业的可持续发展;以经济效益为核心,促进水产业的产业化发展;凭借都市郊区区位优势,大力发展都市休闲观光农业。     

Land use transitions and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China’s evidence

This paper establishe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land use transitions on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The evolution rules and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of land use transitions and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 China were quantitatively analyzed using the methods of kernel density and spatial analysis. Furtherm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 use transitions and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was tested by the econometric models based on China’s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5 to 2016. The results show that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s a process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urban-rural values. It helps to promote the free flow and equal exchange of urban-rural development elements, and achieve the convergence of returns from urban-rural development elements. The effect of land use transitions on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requires to realize the rational distribution of land incremental value in urban-rural territory. Under ideal channels, it is supposed to promote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through income effect, resource effect and urbanization effect. But urban-rural dual institution, distorted land market and obstacles to social integration may distort the positive role of land use transitions. The degree of land use transitions presented a trend of “decrease first and then increase”, and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has been improved since 2005, both of which are characterized by spatial agglomeration. Currently, land use transitions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ccordingly, some implications are formulated for policy makers to improve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form the perspective of land use transi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