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人口生育政策如何规定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没有直接对农业户籍人员的生育政策作出具体规定。各地的计划生育条例或政府规章依据国家确定的生育政策,对农业人口的生育政策作出具体规定。农业户籍人员的生育政策的规定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同时严格按照规定条件照顾生育第二个孩子。二是,照顾独女户生育两个孩子,即除适用非农业人口几种特殊情况可以照顾生育第二个孩子外,允许独女户间隔几年后再生育一个孩子。三是,普遍允许农村地区有计划地生育两个孩子,实行这一政策的多是边远、贫困地区。根据各地计划生育条例或政府规章,目前全国有27…     

中国农村人口城乡迁移规模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托达罗城乡人口迁移经济行为模型为理论基础构建了计量经济学经验模型，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人口城乡迁移规模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中国城乡实际收入差距扩大已显著地阻碍了农村人口向城镇的长期迁移。第二，城乡人口迁移规模的扩大并不是导致城镇失业增加的原因，而城镇失业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人口的城乡迁移。第三，制度因素对农村人口城乡迁移规模的影响是复杂的，城乡人口迁移规模随着制度约束的减弱而逐年增加。     

苏州农户迁移行为的相关调查及分析

农户是城市化进程中最重要的微观主体,分析和把握其乡-城迁移的真实意愿及影响因素,有利于政府采取有针对性政策措施,吸引农户从农村走进城市.兼业是农业劳动力向外迁移的另一种形式,是没有伴随人口地域变动的职业转换,农户兼业对城市化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依据近期在苏州农村的实地调查,分别从迁移理论、意愿调查及计量分析等不同视角探讨影响农户迁移的因素,并由此得出相关结论.     

从农村生源毕业生视角看我国农村人口乡城迁移及其影响因素——基于12省47个高校2009年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作者在对2009届毕业生随机调查的基础上,抽取本科生信息组成研究样本,首先对样本进行就业流向McNemar检验和方差分析,然后建立logit回归模型对村生源毕业生就业生就业流动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农村生源毕业生乡-城迁移受到所学专业的直接影响,同时也受到家庭背景因素和个人特征因素的间接影响,特别是女性生源在就业迁移上具有明显优势,这与传统认识不同.     

基于波特-劳勒激励模式的农村人口流动行为分析

农村劳动力转移关系到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以及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农村人口流动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必要条件。我国农村人口流动有其特有的基本特点和极强的现实效应,文章运用波特-劳勒激励模式对农村人口的个体流动行为进行分析,认为诸多复杂因素影响农村人口的流动决策,并从模式中引申出一些政策含义,为政策的制定提供有力的理论依据。     

生育政策应从控制人口转向服务群众

在人口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生育政策应从以数为本转向以人为本，从控制人口转向服务群众，积极应对低生育率和高迁移率对社会的影响。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研究成果不断发表。其中颇为值得关注的是，我们既看到四川、贵州、湖北等地由于人口大量外流而造成的“外流型”人口负增长，也看到广东、上海、苏南等地由于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而造成的实际人口的猛烈正增长。这一切表明，我国正进入由人口迁移和流动主导人口态势的时期：、这一人口新时期的出现，对于传统的人口思路和人口观念提出巨大挑战。长期以来，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人口思维习惯，即人口形势主要取决于生育形势，认为只要了解了一个地方的生育形势，也就把握了一个地方的人口形势。当前的人口形势表明，这种以生育为中心的人口思路已经远远滞后于变化了的人口现实。     

建国以来土地制度变迁与农村地域人口流动

建国以采,农村土地制度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革,这些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地域人口与土地的关系,并决定了农村地域人口的流动方向.本文从土地制度入手,分析了不同阶段土地政策对农村地域人口流动的影响,探讨了土地制度变迁与农村地域人口流动的关系,研究认为农村地域人口流动虽然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但土地制度才是影响农村地域人口流动的核心因素.     

中国农村人口趋势的脆弱性分析

[目的]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人口变化的历史趋势与轨迹过程分析,判断人口变化趋势给农村发展带来的脆弱性,从人口变化趋势方面提出提高农村发展可持续性建议。[方法]借助脆弱性分析方法,通过既有的长时间、多角度的统计数据,对中国农村人口的总体趋势、少年儿童组人口趋势、老年组人口趋势的脆弱性进行分析。[结果]从各个方面来看,农村人口的变化趋势都在使农村的脆弱性增强;少年儿童组人口的减少趋势造成了农村4个方面的脆弱性增强——未来发展动力更为缺乏、乡土文化传承困难、农村社会资本转型放缓、公共产品投入回报率低,其中公共产品的回报率低与少年儿童组人口的减少趋势互为因果地增强了农村的脆弱性;老年组人口大幅度增加趋势使农村发展活力下降的同时,与所需的养老公共产品供应不足问题,共同导致了当下劳动力的回流困难,加重了农村的脆弱性。[结论]应通过促进农村资源的资本化和市场化、引导公共产品投资的多样化、公共产品按需精准供应等多方面政策相结合,降低农村人口趋势所带来的脆弱性,增强农村发展的可持续性。     

中国农村人口政策的缺陷与选择

本文有两个中心用意,第一,旨在说明制度与政策对家庭生育的重要影响,以及制度与政策的适当结合,可迅速降低人口出生率;第二,旨在推荐一组能够维持低出生率的制度与政策,这组制度与政策能够明显克服产生高出生率的现行政策的缺陷。 为此,我们首先简要地介绍一个理论框架,以便对影响家庭生育决策的因素和抚养孩子的能力有所了解。然后,我们把过去四十年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变化,与其他几个把制度与政策结合使用,不实行计划生育,同时成功地降低了人口出生率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比较。最后,对影响发展中国家家庭生育决策的大量因素进行总结,对中国现行的人口生育政策和这一政策对农村人口出生率可能带来的影响进行讨论,并针对中国当前事实上鼓励提高人口出生率,同时又对人口生育数量进行控制的人口政策,推荐一种有效的抉择。认识到当前人口政策在农民与政府之间造成的紧张关系,对于全面理解我们提出的把农民的利益,与国家实现减少人口增长率目标方面制定的有关制度和政策结合,并协调一致是非常重要的。     

乡—城迁移人口城市聚居形态与“半城市化”问题——以成都市为例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题中之义,也是中国经济真正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要素。本研究从当前乡—城迁移人口所处的时代背景入手,对于目前成都市典型的乡—城迁移人口城市聚居形态展开分析,提出相关建议:以"产业引领"和"包容性规划"为核心,树立"功能互补,互惠共生"的城市规划理念;推进具有市民化能力的外来务工人员"迁转俱进";依托"过渡型社区",探索"大混居、小聚居"的和谐居住模式。     

农村人口控制:80年代的回顾和90年代的对策

80年代,以控制二胎生育为重点的农村人口控制政策与我国国情、农村现实及农民意愿相差较远,农民生育二胎一时尚难遏制。90年代必须把农民的意愿和国策有效地结合起来,改变过去农村人口控制的重点,放开二胎生育,扩大两孩间隔,将重点转向控制早育和多胎生育,以实现对农村人口的有效控制。     

"关系"与农村人口流动

本文通过来自一个村庄的案例分析，说明了农民在当代社会变迁与转型过程中是如何利用“关系”这样的非正式制度而实施其人口与劳动力的流动与迁移的。这项研究表明，在中国农村现代化过程中，像“关系”之类的传统因素往往能够起到作为功能性社会资源的重要作用，有利于促进中国农村现代化发展。由此引申出的政策含义要点在于，在目前处于社会大变革与大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我们应该将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因素结合起来考虑，使两者密切配合、相互补充，共同推进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     

农村低收入人口识别问题探析

随着现行标准下农村绝对贫困现象的消除，农村低收入人口成为脱贫攻坚结束后社会政策的重要目标群体。低收入问题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如何准确理解并科学界定低收入人口，识别低收入群体特征，调整各界对低收入问题的认知差异，成为亟待解决的基础和关键问题。既有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对低收入人口如何界定等基本问题尚未达成共识。本文基于发展经济学与公共政策学视角，对低收入人口和低收入问题的重要性，以及两者蕴含的多重理论逻辑与政策意涵进行阐释，认为低收入人口识别作为一项长远议题，不仅要服务于近期的防止返贫和相对贫困治理，也要定位于推动共同富裕的社会发展长远目标。在梳理当前农村低收入人口政策实践基础之上，本文提出强化对低收入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对标中高收入群体适度扩大监测识别范围，深化对低收入群体生理性特征、社会性特征与自然性地理分布特征的认知，构建高效联动的监测预警机制，以及加强制度和政策创新等举措，助推低收入人口跨入中等收入行列，为进一步完善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机制提供有益借鉴。     

由普查数据分析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变动情况

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五、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别对少数民族总和生育率、出生人口、平均育龄妇女年龄、孩次比例及人口结构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少数民族妇女生育水平有所降低,总和生育率由2000年的1.66降为2010年的1.49,虽然始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与全国人口生育水平差距大大缩小。且随着经济发展及各族人口教育程度的提升,我国各民族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年龄也是大幅推迟。     

新疆耕地-粮食-人口复合系统动态分析及其调控途径研究

近年来,新疆耕地面积持续减少,人口不断增长,生态环境问题严重,人地关系矛盾突出,研究新疆的耕地-粮食-人口复合系统的动态变化对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选取新疆耕地-粮食-人口复合系统动态变化的总量和均量指标,分析各指标在1996-2005年的变化情况。通过历年总量和均量指标的变化,分析各指标变化产生的原因。并基于历年总量和均量指标的动态变化及其产生的原因,提出新疆耕地-粮食-人口复合系统的调控途径。     

人口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人口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周毅就中国而言，人口、资源、经济、社会等问题主要在农村，人口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人口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可持续发展总体战略的主体之一。（一）实现人口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当务之急农业，是人类生产活动最早的门类，也是人类对自然...     

广东农村无地人口现状与获地途径研究

在落实了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的背景下,通过对广东省内传统的村庄、农户采取入户访谈的方式,就有关无地人口生产状态方面的问题进行调查后发现,在广东省内传统的农村地区,国家土地政策和各村是否严格执行国家土地政策对无地人口的数量有重要的影响,不断增加的无地人口对土地调整有影响,对土地转入没有直接影响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地转出,农村无地人口通过家庭继承的方式获取土地更普遍。     

共同富裕视角下低收入人口界定、测算及特征分析

本文将中等收入下限标准作为低收入标准，根据收入动态变化，将低收入人口划分为持久性低收入人口和潜在中等收入人口。持久性低收入人口指到2035年仍无法达到中等收入下限的人口，根据中增收方案的收入预测，2020年中国农村和城镇持久性低收入人口规模分别为2.53亿人和1.38亿人，分别相当于农村和城镇常住人口的49.57%和15.26%。到2035年，约有0.8亿持久性低收入人口由农村进入城镇，导致城镇持久性低收入人口比例提高到20.41%。利用住户样本数据分析了农村持久性低收入人口不利结构性特征，以及增收和改善福祉面临的困难。针对低收入群体“提低”政策思路是促进包容性增长和共享繁荣发展。     

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劳动人口流动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推行工业化和城镇化政策,乡村劳动人口流向城镇,城镇因人来而兴,乡村因人去而衰,一切因人而起。本文研究了乡村劳动人口流动的特征、规模、推动力量以及对城乡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自开放以来,乡村就业人口规模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城镇就业人口则呈上升趋势的规律;城镇化背景下生产要素配置不均衡、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双重力量引起乡村劳动人口理性单向外流;农村劳动人口外流促进了农村生产内部分工,进而改变了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合理优化城乡资源配置,引导资本在乡村投资,创造非农就业岗位,顺应农村劳动人口回流,乡村终将振兴。     

时事围观

<正>进不了城回不了乡云南部分农民被城镇化成"夹心人"据《中国青年报》报道,2011年,云南提出至2020年要新增农村转移人口城镇户籍1000万。经云南省调研显示,经过努力,云南省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有了明显提高。但是,这一本为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好政策,在执行中出现了偏差。一些地方,符合转户标准并自愿转户的农民数量有限,这些地方便将一些生活在偏远山区的农户成建制地转为城镇户口,转户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