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村民自治问题研究

村民自治是乡村治理的重要根基,目前村民自治存在自治意识不强、自治体系不健全、参与村庄建设的内源动力不足以及村民自治管理措施不到位等问题。乡村振兴战略对我国乡村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从加强村民自治主体意识、改善村民自治机制、优化乡村治理制度、构建自治管理保障体系等方面增强主体自治效能,使村民自治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动力,提升乡村治理效果。     

以完善乡村内部审计改进乡村治理问题研究

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下,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村民自治在运行中出现的公款挪用、账目不清、私吞侵占等财务问题,成为影响乡村发展的重要社会治理问题,影响到乡村善治及其公平正义社会秩序的维护。乡村治理中村民自治组织诸多财务问题的出现与其内部审计机制不健全相关。因而,欲改进乡村治理就必须完善乡村内部审计。     

村民自治研究40年:理论视角与发展趋向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三大创造之一,村民自治在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社会建设诸领域取得了巨大成效,吸引学者展开了广泛研究。在乡村振兴的时代战略中,面向乡村"治理有效",本文基于跨学科、多领域、多角度研究,选取自主、自治、民主、治理四个视角对村民自治40年的实践和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研究。文章认为,经历了实践创新、理论更新和各方争议的村民自治,其内涵可进一步概括、提升为:村民自治即是乡村社会基于自治传统,在自主的条件下,以民主为保障,达到善治。在部署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实现"治理有效"的村民自治,是村民自治实践创新的要求,是村民自治理论研究的归宿,又是村民自治实践发展和理论提升的趋向。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村民自治的空间和作用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要求"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又是对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部署,意义深远而重大。对于乡村治理,我国"八二宪法"规定,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农村村民实行自治,由村民依法办理自己的事     

多元主体乡村治理中角色重塑问题探析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彻底解决"三农"问题,根本出路在于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然而,在"乡政村治"治理模式下,基层政府与村民自治之间并没有形成互动双赢的良性格局,乡镇政府的权力只是在形式上被弱化,实际上由于村委会的角色错位导致村民自治功能受到极大的抑制和削弱,而多中心治理理论为重塑乡村治理体系提供了契机,有助于构建政府引导、农民主导、社会组织参与和市场运作的网格化治理格局。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村民自治的空间和作用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要求"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又是对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部署,意义深远而重大。对于乡村治理,我国1982年公布实施的宪法规定,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组织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治理的困境与对策

乡村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抓手。针对当前乡村治理面临着村民自治水平不高、政府越位干涉、乡村文化异化、村干部工作能力亟待提升等诸多困境这一现状,应该从增强村民主人翁意识、理顺乡镇与村委的关系、完善乡村文化繁荣机制、提升村干部乡村自治能力四个方面入手,推动乡村振兴视域下的乡村治理工作。     

社会组织如何参与乡村治理 ——基于安徽绩溪县尚村"积谷会"的调研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在构建和完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乡村社会组织作为村民自治的重要载体,在协商集体事务、推进公益事业、组织志愿服务、传承优良传统等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笔者在安徽省绩溪县尚村实地调研时,发现了"积谷会"这一社会组织,其服务能力和发展活力为探索如何培育乡村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乡村振兴视野下乡村"三治合一"治理体系建设的逻辑思路

乡村振兴战略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在振兴乡村的过程中,我们要构建与农村社会环境相适应的农村社会治理体系。"三治合一"强调自治、法治、德治的有机结合,强调构建多元化的乡村治理模式。鉴于当前我国乡村治理中面临的乡村治理单一化自治组织行政化严重,乡村治理与农民矛盾日益激化等问题,应借助乡村振兴的契机,通过构建"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形成多方共同参与的合作共治局面。     

合作共治下乡村治理自治化和行政化的耦合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治理方式的主流是村民自治,村民是乡村治理的主体。在新时代乡村治理过程中,村级自治出现村民参与度不高、治理结构不完善等问题,这需要国家权力的介入与引导,因此出现了乡村治理行政化的现象,即国家权力到达乡村的一种途径和方式。新时代、新思想、新问题对乡村治理提出了新要求,要以合作共治为基本理念,以满足村民需求为导向,发挥不同治理主体的积极作用,健全法律和道德约束,探索乡村治理行政化与自治化的最佳契合点,寻找实现乡村振兴的最优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现状的评价及路径优化——基于辽宁省调研数据

乡村振兴战略是统领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农村发展的总规划,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现状进行合理评价,是有效解决乡村振兴战略发展中的突出问题、补齐现实短板、破解重大难题的基础性工作。本文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作为二级指标,并选择15个三级指标和46个四级指标,构建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评价指标体系,运用2018年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智库辽宁省106个村、1175户农户数据,分析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现状及面临的挑战。现阶段,辽宁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效达到目标值的57%,达成率最高和最低的方面分别是治理有效(84%)和乡风文明(38%)。根据目前辽宁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进程中存在的部分基础设施资源错配、村两委创新意识和环保意识有待提高、村民自治实践较少等问题,提出应因地制宜制定乡村振兴实施方案、加强村两委创新和环保培训、引导和鼓励村民参与自治实践等政策建议。     

乡村治理制度的伦理思考——基于江苏省徐州市JN村的田野调查

在当前乡村治理实践中,无论是以"法治"为基础的正式制度,还是以"德治"为核心的非正式制度,都没有在村民自治的基础上实现"德治"与"法治"的相互统一,从而造成法律难以有效回应村民诉求、村规民约无法真正体现乡村实践、村庄宗教沦为封建迷信外衣、小亲族势力不受村庄控制等一系列困境。类似问题的解决,必须充分借助村民自治实践,坚持法治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强化德治对村庄的价值引领,不断促进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互融合。村民只有在道德规范的约束下,自觉遵守法治制度,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提高,才能够推动乡村治理水平不断提高,保障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     

当代中国村民自治以来的乡村治理模式研究述评

对中国20世纪80年代实施村民自治以来的乡村治理模式问题，学术界一是从肯定村民自治的方面。构设出总体上可称作“理想村民自治”的各种乡村治理模式，期望乡村社会治理实现“理想”的飞跃；二是从批判村民自治甚至否定乡镇政权机构的方面，提出了总体上可以概括为“批判村民自治”的乡村治理模式。初步分析来看，这些模式尚存在较大缺陷，一方面容易使民众在自上而下的制度化过程中遭受不应有的损失，另一方面可能不符合中国非均质性的社会历史环境。因此，关于乡村治理模式问题，我们还需要一个更加科学、更加完善的分析框架。     

句容用法治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正江苏省句容市茅山镇积极运用法治思维和办法,推进乡村治理能力建设,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法治保障,让乡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美丽。一是发挥法治前置预警作用。茅山镇实施乡村振兴方案之前,将后续可能发生的情况甚至矛盾纠纷先考虑到,再制定好针对性措施。二是打造乡村治理"三治"格局。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着力加强平安乡村建设,推进网格化社会治理全覆盖。形成党组织领导、村民代表大会决策、村委会落实执行、村务监     

乡村治理的困境及出路

加强基层治理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根本要求。目前,乡村治理的困境主要表现在基层党组织建设滞后、村民自治虚置、乡村文化衰弱、法治氛围未形成、生态环境恶化等方面。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提升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提升乡村文化认同感,并不断强化村民及基层组织干部的法律意识与生态意识。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化进路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化日益成为焦点。现阶段农村建设面临诸多问题,农民治理意愿不强,不愿参加公共事务;村民自治作为农村发展的制度保障,乡村振兴的载体,已失去应有之义;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法治化滞后,无法与农民的需要和经济发展相适应。此时,在法治化的基础上强化农民治理意愿、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和制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基本法,就成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进路。     

村民自治助推乡村振兴的制度优势及效能转化内涵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推进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战略部署。乡村振兴能否真正实现,关键在于农民。只有农民自身发展起来,乡村才能够保持不断前进和发展的态势。村民自治是在农村实行的推进农村直接民主发展的政治制度。从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3个方面探讨了村民自治的制度优势,深入分析了村民自治的制度优势助推乡村振兴发展的效能转化内涵,强调村民自治制度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道德“红黑榜”与“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健全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需要分析自治、法治、德治之间的相互关系,而理论分析也需要紧密结合当前的乡村治理实践。道德"红黑榜"即是当前某些乡村地区出现的新型乡村治理措施,并且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道德"红黑榜"既重视弘扬孝老爱亲、重义守信、勤俭持家等传统美德标准,同时又增加了脱贫扶志等契合时代需要的新标准。在评选程序方面,道德"红黑榜"坚持村民自治,注重强调公开、公正、公平,坚持奖惩教育相结合,从而激发乡村内生自治活力。同时,乡村社会法治建设为道德"红黑榜"提供了相应的法治保障。道德"红黑榜"在不同层面发挥了积极的德治功能、自治功能、法治功能,有利于"三治结合"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健全。     

试析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民学习的重要性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村民主动学习能直接促进乡村文化的振兴,然而根据调查发现,村民学习现状不容乐观。剖析了村民学习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意义,提出了扶助各类村民学习的对策,这有益于乡村社区教育事业枝繁叶茂和乡村经济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体系研究变化分析——基于CNKI文献数据

目的 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为时间节点,分析其实施以前和以后的差别,以期探究乡村振兴实施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体系的变迁。方法 文章基于CNKI网络数据库1990—2021年乡村治理研究相关文献,借助CNKI和CiteSpace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结果 （1）20世纪我国乡村治理体系相关研究较少。2002年农村税费改革是刺激我国乡村治理研究快速增长的第一个关键点,2002—2006年我国乡村体系研究文献突增,并主要围绕乡村治理体系的困境和问题,开始从村民自治的乡政村治模式寻求出路。（2）2006—2017年乡村治理体系研究保持缓慢推进,问题探讨更加广泛,包括善治、乡村精英、法治、治理模式、农村社区、路径和对策、自治、协商民族、城镇化、法制化、乡贤文化和新乡贤等。（3）2013年的浙江桐乡的自治、法治、德治的乡村治理建设试点,又一次激活乡村治理体系研究,带来新研究增长点。（4）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成为我国乡村治理体系研究的第三个增长点,相关研究文献暴增。结论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前,乡村治理体系发展缓慢,税费改革和桐乡案例是乡村治理体系发展的两个主要的推动力和转折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后,乡村治理体系发展开始有了更明确的方向和宏大的视角,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成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目标和建设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