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结构、收入不平等与农村家庭贫困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项目2010年和2014年的数据,通过对贫困指标的测算和分解,研究发现:农村家庭贫困发生率在下降,但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趋于恶化;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恶化了贫困状况,对贫困的影响效应增大。基于不平等的收入结构分解,研究发现:工资性收入对农村家庭总收入不平等的贡献最高,以下依次是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主要集中于高收入组家庭,而家庭经营性收入主要集中于贫困等低收入组家庭。基于收入和不平等的回归分解,研究发现:包括自然生态条件等村庄特征变量、家庭人口结构等家庭特征变量、户主受教育水平和健康状况等个体特征变量,对家庭总收入、不同来源收入和收入不平等都存在有差别的影响。未来扶贫工作的难度增大,在构建公平收入分配体系的同时,要基于精准扶贫的理念,因地制宜、因户因人而异,采取有差别的扶贫措施。     

中国农村的贫困特征与动态转换: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的对比分析

为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脱贫攻坚战须精准识别贫困人口。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农户数据,从收入和多维角度对比分析了我国农村2012—2016年的贫困程度和动态转换。研究发现,2014年我国农户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的重合度仅为18%,收入贫困概念遗漏了76%的多维贫困户,多维贫困概念遗漏了64%的收入贫困户。相对而言,低教育程度户主家庭和中西部家庭更易同时陷入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从动态转换看,这两种贫困测量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偏差,2012—2014年收入脱贫户中仅16%的农户同时实现了多维脱贫,2014—2016年也仅为18%,但是,处于深度多维贫困状态的农户比例几乎没有下降。基于上述测算结果,本文主张结合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评价指数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同时要高度关注深度贫困人群和新增贫困人群,使得这些贫困家庭在收入、教育、健康、卫生等多方面实现脱贫。     

积极发挥政策性银行作用 为减贫脱贫提供强力支撑

<正>(2017年6月6日)消除贫困是人类梦寐以求的共同理想,而金融服务是助推减贫脱贫的有效途径。中国政府高度重视金融扶贫工作,把金融扶贫作为政策"组合拳"的"重头戏",特别是十分重视发挥政策性金融的作用。农发行作为中国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银行,我们充分认识到服务减贫脱贫是职     

不同模式农地整治的减贫增收效应研究 ——基于匹配倍差法估计

研究目的:探讨PPP模式农地整治和政府主导模式农地整治分别对建档立卡户和非建档立卡户的减贫增收效应及其差异。研究方法:可持续生计框架、问卷调查法、匹配倍差法。研究结果:政府主导模式农地整治对两类农户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的增加有显著影响且对非建档立卡户影响更大,对非建档立卡户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的增加有显著影响但增加值较小;PPP模式农地整治对两类农户家庭总收入、财产性收入及工资性收入的增加有显著作用,且对非建档立卡户影响更大;PPP模式农地整治对农户总收入、财产性收入及工资性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远大于政府主导模式。研究结论:应重视农地整治在扶贫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积极推进PPP模式农地整治的扶贫,完善相关政策并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同时加强农地整治扶贫与其他精准扶贫手段相结合,以促进农地整治项目区内农户全部脱贫。     

多维贫困视角下土地整治的减贫成效评价

土地整治的扶贫脱贫功用已在实践创新中得到充分体现。国际上将土地整治作为农村发展的重要工具,中国亦不外如是。在农村贫困地区开展土地整治,具有经济、社会等多个维度的减贫成效。本文选取河北、四川、贵州、云南和江西五省贫困村典型土地整治项目及其受益农户,通过田野调查和入户访谈获得一手数据和资料,并对土地整治前后农户多维贫困指数作了测度和分解,研究发现:土地整治能有效降低农户多维贫困程度,贫困发生率和平均剥夺份额均得到缓解;收入、住房、生活和生产条件等维度的贫困程度较土地整治前均得到改善;土地整治完成后,收入和耕地资源禀赋对农户多维贫困仍具较大影响。为进一步提升土地整治减贫成效,应灵活安排贫困地区土地整治项目,将土地整治与产业开发和乡村振兴深度融合。     

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与农村减贫——来自中国微观数据的经验分析

利用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2010年和2014年的数据,本文从贫困率、贫困强度和贫困深度三个角度测度了农村贫困状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以贫困发生与否、贫困强度和贫困深度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从农户和社区两个层面实证分析了农村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对农村减贫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对农村减贫具有正向影响,尤其是农村自来水设施的可获得性对农村减贫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这一结论在考虑多种情形的回归分析中均保持稳健。本文的研究对于中国农村如何进一步实施精准扶贫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中国农村扶贫资金管理问题研究

政府遂年增加扶贫投入是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主要手段和农特脱贫的强大动力.文章从评估中国农村扶贫资金投入的成本--收益及其变动趋势入手,揭示了剩余贫困人品减贫速度减缓、脱贫成本增加、扶贫成效降低、这些预示着原有扶贫资金管理模式存在着诸多问题,在分析了中国农村扶贫资金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农村扶贫资金管理体制调整与改革的新思路.     

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影响机制研究

自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四十年的时间里保持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反贫困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绩,不但贫困率持续降低,贫困深度进一步减轻,贫困严重性也得到了明显改善。但是,在政府扶贫力度不断加强的同时,贫困率却面临下降趋缓的局面。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力争到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目标,就需要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关键影响要素进行分析,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视角寻找脱贫、减贫的方法和路径,以便在精准扶贫战略的推动下,让农村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状态得到显著改善。     

农村贫困家庭资产建设研究——以云南省石屏县为例

我国在2020年底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这意味着我国的绝对贫困被基本消除,缓解相对贫困将成为农村扶贫事业的重点工作。以收入支持为基础的扶贫政策能够满足农村贫困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但却忽视了贫困家庭所陷入的"资产贫困"陷阱,导致扶贫措施缺乏社会投资视角,进而因造血功能不足致使农村贫困群体难以真正脱贫。利用云南省石屏县的调查数据,提出农村地区现行反贫困实践在定位上重扶贫、轻开发,在实施手段上缺乏系统性等问题。分析了资产扶贫措施的减贫类型,讨论了针对农村贫困家庭进行资产建设的可行性。     

精英俘获、收入门槛与传统农业地区金融减贫*——一个基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目的]文章旨在阐明传统农业地区金融发展在农村减贫中的作用发挥。分析精英俘获对农村居民间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为精准减贫政策实施提供理论支撑。[方法](1)利用数理分析的方法理顺金融减贫出现目标偏离的内在逻辑;(2)采用2009—2016年我国中部地区104个传统农业县的面板数据,构建以农村居民收入为门限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内部的贫困减缓效应。[结果](1)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内部贫困减缓的作用呈现出鲜明的双重门槛特征;(2)当农村居民收入跨过第二个门槛值后,农村居民内部贫困减缓效果显著减弱。[结论]农村金融"嫌贫爱富"及农贷市场"精英俘获"现象是金融减贫效应呈现门槛特征的潜在诱因,而减贫资源更易被农村富裕的精英群体获取导致金融减贫的初衷难以落实,加大了农村贫困内部社会分化;该文建议,应站在乡村社会和乡村治理的角度反思金融减贫,建立金融减贫长效机制,以避免农村金融减贫工作陷入"内卷化"的窠臼。     

森林碳汇项目对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来自四川省5 225个建档立卡户的实证证据

目的 实现欠发达地区农户稳定增收是“后小康”时代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从微观农户视角评估森林碳汇扶贫项目的增收效应,对于检验项目开发减贫成效、进一步优化项目实施方案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方法 文章利用2020年四川省4个森林碳汇项目试点县5 225个建档立卡户的实地调查数据,基于收入结构的视角厘清森林碳汇项目影响农户收入的作用机制,并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 （1）森林碳汇项目对欠发达地区农民具有明显的增收效应;（2）相比建档立卡贫困户,森林碳汇项目对建档立卡脱贫户的增收效应更大,且主要来源于森林抚育环节;（3）森林碳汇项目主要通过林地投入和劳动力投入两种作用机制直接或间接降低建档立卡户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增加转移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进而影响其家庭经济收入,但此机制在建档立卡贫困户与建档立卡脱贫户中存在差异。结论 建档立卡脱贫户在森林碳汇项目中,除了能获取碳汇转移性收入,还可凭借劳动禀赋优势获得工资性收入以期弥补财产性和经营性收入损失,进而增加家庭收入;而建档立卡贫困户由于缺乏劳动能力和农业依赖性强,参与森林碳汇项目难以弥补收入损失,最终导致福利受损。这表明后脱贫阶段,森林碳汇项目能够有效促进欠发达地区脱贫户实现稳定增收,充当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工具。     

基于生活水平维度的县级贫困度量研究——以武陵片区北部为例

提高贫困人口瞄准和识别的准确度是农村扶贫开发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近年来从多个角度进行多维贫困的精准度量与分析成为国内外扶贫领域的研究热点。该研究以Sen的能力方法理论为基础,以Alkire和Foster的多维贫困指数(MPI)测算指标体系为参考,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建立了生活水平维度贫困指标体系,利用武陵片北部11个县的贫困农户调查数据进行了基于"A-F"双临界值法的县级贫困人口量算,并通过"维度加总-分解"算法进行了空间分异分析。结果显示:生活水平维度中通电与资产指标对研究区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指数影响最小,燃料类型指标影响最大;11个县贫困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巴东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秭归县建始县来凤县恩施市鹤峰县利川市丰都县咸丰县黔江区;依据房屋结构、燃料类型、饮水情况3个指标可将11个县分为甲乙丙3种类型,不同类型县的主要致贫因素不同,当地政府应根据各县具体情况采取差异化扶贫政策。     

农村居民储蓄率与收入差距、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基于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1990-2018年的各项数据,通过VAR模型,分析了农村居民的储蓄率与贫困减缓、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贫困减缓对农村居民的储蓄率的影响较大,收入差距对储蓄率的影响逐渐上升并保持平稳,此外,储蓄率的降低在一定程度会反作用于贫困减缓,而贫困减缓也会对收入差距产生较大的影响。最后,针对研究成果给出一定的建议。     

新疆连片特困地区少数民族农户贫困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少数民族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问题是我国新时期扶贫攻坚的难点和重点。深入剖析该区域少数民族农户致贫因素,为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提供参考。[方法]基于实地调研数据,利用Logistic模型,从户主特征、家庭特征、村庄环境特征等3个方面对新疆连片特困地区少数民族农户贫困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结果]户主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家庭成员中熟练说国语人口所占比重、兼业情况、是否参与农业合作组织、家庭成员是否残疾或重大疾病、人均耕地面积、是否通公共交通车均对贫困产生了重要影响,与预期一致;户主年龄、农户家庭中劳动力所占比重、未成年人口所占比重、离县城的距离、有无自然灾害对贫困的影响均没有通过统计上的显著性检验,与预期假设不符,主要是"一户一策"的精准脱贫政策及惠农工程起到了重要作用。[结论]未来应从提高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和实现对贫困人口精准识别精准帮扶两个方面提高片区的脱贫成效。     

农户多维贫困及致贫机理研究——以甘肃省840份农户为例

贫困是人的可行能力在收入或消费、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获取信息和技术的机会等多个维度被剥削的现象,多维贫困指数反映了贫困人口或家庭的多维贫困发生率及承受的剥削强度。借鉴Alkire and Foeter开发的多维贫困测量方法,并以此方法为基础设计调查问卷,采用分层随机抽样选取甘肃省13个村子进行调查研究,然后利用对甘肃省部分农户家庭的实地调研数据,从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社会关系5个维度对贫困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状况进行了测算与分解。结果表明,1~5个维度的多维贫困指数分别为28.8%、21.7%、16.3%、7.6%和1.1%;甘肃省农户家庭的"基本可行能力"被剥削的情况严重,贫困发生率高,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均高于其它省份或地区。从农户所处贫困的维度状况梳理出了甘肃省农户致贫的机理:受教育水平不足导致的"能力贫困"导致家庭普遍陷入多维贫困和低收入均衡水平,其贡献率随着贫困维度增加而递减,对绝对贫困的贡献较小;而收入和健康的贫困贡献率随着贫困维度的增加而上升,在绝对贫困家庭中,家庭成员不理想的健康状态,尤其是主要劳动力残疾或患有重大疾病使得家庭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未来政府扶贫政策制定和执行应根据致贫维度状况进行有效瞄准,更加关注农户遭受的"能力贫困"困境,提高扶贫效率。     

农户退耕意愿影响因素的贫困尺度差异分析——基于新疆阿克苏地区的调研数据

以新疆阿克苏地区为例,应用多元有序Logit模型,对比分析贫困农户与非贫困农户的退耕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为强化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的精准扶贫效用提供信息支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林业生产经营技能、退耕补偿满意度等是影响农户退耕意愿的重要因素,且不存在显著的贫困尺度差异;第二,亲戚中是否有乡(村)干部、同村人的退耕效果、退耕风险感知、退耕预期收入等对贫困农户与非贫困农户退耕意愿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应规范并强化乡(村)干部的引导作用,建立退耕还林的典型经验推介机制,提升退耕农户的林业生产能力与非农就业技能,以切实增强工程区贫困农户的退耕意愿,有效凸显退耕还林工程的扶贫减贫效用。     

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适应性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构建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适应性评价指标体系,以福建省福鼎市赤溪村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农户为调研对象,运用AHP(层次分析法)计算各指标的权重;根据农户调研实际情况,运用适应性评价模型对农户的适应性综合值进行计算并评价。结果表明:对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适应性影响最大的是经济适应性因子,影响最小的是生态适应性因子;对乡村旅游扶贫政策的了解度、年旅游收入、家庭成员从事乡村旅游的意愿度以及对游客的欢迎度的综合权重较大,传统节庆活动的参与度、使用清洁能源程度的综合权重较小;总体评价为较为适应,但综合得分值较低,仅为3.106。最后,根据农户的实际适应性情况,提出完善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加大扶贫政策宣传力度、提高旅游扶贫政策利用程度、给予困难农户更大的扶持力度、创新旅游经营模式和实行多项扶持的发展建议。     

山区农户对森林旅游业的参与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在行为经济学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基于福建山区221个农户的调研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探究影响农户参与森林旅游业意愿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山区农户对森林旅游业的参与意愿不高;性别、健康状况、家庭成员是否为党员或干部、屋前是否通公路、家庭成员累计出外打工时间、对森林旅游政策了解程度、政府扶持力度及未来收益预期等因素是影响农户对森林旅游业参与意愿的主要因素。基于此,建议提高农村妇女参与森林旅游业的综合能力、加强政策的支持与引导及推进森林旅游业产业链延伸等。     

海南农村精准扶贫项目绩效评估实证研究

[目的]通过对海南农村精准扶贫项目的绩效进行评估,以期为我国其他地区精准扶贫项目的推进提供借鉴。[方法]确定海南农村精准扶贫项目绩效评估的4类因素14个指标,同时选取2005~2015年间14个指标的统计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各投入要素进行绩效评价。[结果]绩效评价14个指标中,各投入要素对项目产出和项目效果的贡献大小由大到小依次为扶贫资金利用率、扶贫资金到户率、资金项目报账率、项目招投标率,他们对项目产出:项目建设内容完成率、项目计划内容完成率贡献明显;对农村贫困人口减少率和农村恩格尔系数、农村失学率都有重要的影响;对其他指标的贡献低于平均水平。[结论]海南省农村精准扶贫项目对项目产出和项目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明显,主要表现在产出项目建设内容完成率、项目计划内容完成率、农村贫困人口减少率和农村恩格尔系数、农村失学率等方面。     

我国深度贫困地区的减贫成就与挑战——以新疆X县为例

[目的]深度贫困地区是我国"脱贫攻坚"的硬骨头,但是鲜有研究对该地区的精准扶贫成效及未来挑战开展定量分析。[方法]文章以新疆典型县域(X县)为例,描述分析了该县贫困发生率,贫困家庭的收入、住房和饮水情况,脱贫方式,特殊群体的贫困特征以及致贫原因随时间的变化趋势。[结果]基于2013—2018年建档立卡贫困户信息,该县农村贫困发生率从2013年的37.2%下降到2018年的0.2%;贫困户人均收入从2 431元提高到11 281元;贫困农户的住房、饮水和医保等问题大多能在2年之内解决;大量青壮年和高学历人群依赖"政策脱贫";因病和因残致贫、老年贫困问题和因学致贫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结论]不返贫是可持续扶贫的最终目标。首先,逐步改善"财政兜底、一兜了之"的帮扶方式;其次,加强对特殊人群(例如,老年人口、高抚养比家庭等)的识别和帮扶力度;再次,消除因学致贫的可能性,同时为适龄劳动力提供有效的技能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