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非正式关系与村级债务的增长

本文通过分析东部地区某乡镇62个村庄近年来村级债务的变化情况，发现乡镇政府的干部和村干部之间的非正式关系是影响村干部行为的重要因素。在同等上级政策压力的条件下，乡村两级干部的非正式关系越密切，村庄内部的干群关系就越紧张，农民抵制各类税费的行为就越普遍，村庄的债务和集体经济状况就越恶化。     

莫怕农民懂法

最近在农村调查，经常听到一些村干部抱怨说：现在工作不好搞了，多数农民懂得了法律法规，动不动就上访或写信告状，实在不好管。长期以来，少数村干部总以为自己比群众“高出一头”，习惯于用命令式和强制手段做工作，个别村干部家长习气甚浓，民主作风较差。这种工作方法，在农民文化水平低、法律知识欠缺的情况下，似乎行得通。但时至今日，随着法制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对政策和法律有了更多的了解，对侵犯自身合法权益的行为大胆说“不”。于是，一些地方的“土政策”或某些村干部的“说了算”就行不通了。这就使得一些村干部失去以往的…     

村委会选举公正程度、村干部行为与农村干群关系——基于对辽宁省8市1205个村民的问卷调查

本文基于对辽宁省8市74村1205个村民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建立联立方程模型,使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研究了村委会选举公正程度对村干部行为的影响以及村干部行为对农村干群关系的影响。计量分析发现,在村委会选举中,严格按照制度规定举行选举、改进选举的宣传工作、防范候选人使用不正当竞争手段,都有利于提升村民对选举公正程度的评价;在从村干部工作成绩、对村民的关心状况、遵纪守法表现三个方面测量村干部行为的基础上,本文研究发现,提高村委会选举公正程度将显著改善村干部行为,而村干部行为的改善对农村干群关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问题与治理措施——基于文献的讨论

伴随农业税费的取消,我国乡村由农业税费时期进入后税费时代,然而乡村治理却出现了新一轮的问题。基于文献,本文梳理出后税费时代基层政权面临治理资源内卷化、公共服务缺位化、驻村干部离村化等问题;基层组织面临制度运行形式化、干群关系离心化和乡村治理谋私化等问题;农民群体面临集体合作困难化、参与治理冷漠化和刁民群体主流化等问题。而造成问题的成因主要有基层政权异化为高谋利型、维稳型和悬浮型角色,行为异化为频繁运用私权手段、选择性治理和不出事不作为的逻辑;基层组织异化为去政治化、不在场的角色,行为异化为硬指标化、怕得罪的逻辑;农民群体异化为原子化、边缘化和灰化角色,行为异化为不配合、消极者和谋利型上访的逻辑。基于后税费时代问题表征和成因的分析,本文提出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时期应加强对基层政权权力的监控、重新定位基层政权的职能、规范基层干部的行政行为;健全乡村基层组织的治理体系、转变村干部观念和职能、搭好基层组织乡村振兴的班子;重塑农民集体化观念、调动农民全方位参与积极性、建立农民权利义务关联纽带。     

乡村治理过程中农民组织化的必要性

农村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所以农村的现代化首先是农民的现代化，而农民的现代化必须首先实现农民的组织化。农民组织化是以一定的组织方式来行动，从而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的状态和过程。乡村治理是指以增进乡村公共利益、维持乡村社会稳定和构建良好的乡村秩序为目的的公共权力的运用过程和状态。在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农业税的全面取消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背景下，实现良好的乡村治理，必须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农民组织化是维护农民权益的需要，也是乡村社会稳定和乡村社会秩序生成的需要。     

农民数字素养赋能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下，随着数字经济在农村的渗透率逐渐提高，未来农业发展趋向数字化，因此农民数字素养亟待提高。首先，利用理论分析的方式，从农民使用、学习、认知、社交和安全五方面具体分析农民数字素养提高赋能乡村振兴的机理；其次，针对我国目前实际状况，指出农民数字素养提升的障碍；最后，提出提升路径。     

如何把农民订的报刊还给农民

笔到山区县农村调研时发现，有些村虽然订了不少报刊，农民想看却看不上，不少农民因此产生了意见和怨言。报刊都上哪去了呢?原来，或在村委会，或在村干部家里，都躺在那里睡大觉。那些村干部看完了用不着了，或是他们根本就不看，而村民想看却看不上。这种现象在农村并非个别。报刊是用农民的钱订的，他们要求看报天     

农民呼唤审计乡村需要审计

最近我到农村调查了解到，有相当一部分村的财务管理混乱，村干部吃喝贪占严重，造成党群、干群关系紧张。商丘地区有个王集乡，其所辖18个行政村，1995年冬就有10个行政村的财务不清，农民很有意见。这个乡李大夫村多年不公布村财务账目，村里主要干部都可以用白条抵账，一年仅吃喝费就花掉27万元。1995年国家返还农民的1．7万元公粮款．应兑现到户．结果全部被村干部吃喝浪费掉。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多次要求上级派人进行审计。侯楼、周庄、马庄等八九、村的农民．也纷纷要求查清本村财务问题。后来．乡政府建立了审计站，在县审计局的支持…     

经济发达地区农民参与乡村旅游开发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以中山市为例

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当地农民有选择是否参与以及如何参与的权利,他们的参与意愿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能否真正实现社区的全面参与。本文对中山市两个村的农民进行问卷调查,研究了当地农民参与乡村旅游的意愿分布,分析了影响当地农民参与乡村旅游意愿的主要因素,并对就如何提高经济发达地区农民参在乡村旅游开发中的意愿提出了相应建议。     

农民心里“明白” 干部落个“清白”──宝坻县村务公开干群关系融洽

农民心里“明白”干部落个“清白”──宝坻县村务公开干群关系融洽如今农村家大业大，村干部怎样做才能成为让农民放心的当家人？天津宝坻县在全县７００多个行政村推行“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结果是两头儿满意──农民心里“明白”，干部落个“清白”。农民的生产积极...     

林甸县推行村务公开与监督制度

林甸县从1997年年初开始，为增强农村工作的透明度。促进农村干部勤政廉政，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密切干群关系，以解决村级干部“不清白”和农民群众“不明白”的问题为重点，实施《关于实施村务‘双项公开、双向监督’制度的方案》。（“双项公开”即村经政务公开；“双向监督”即县乡村三级隶属监督和村级群团组织、农民群众对领导班子和村干部监督）。全县125个村公开了监督制度，使村务管理逐步走向制度化，经常化，法制化的轨道。     

中国农民土地权益保护路径分析

研究目的：寻找并确定有效保护、实现农民土地权益的制度路径。研究方法：实证法，比较法，规范分析法。研究结果：只有完善的宪法制度才能防范立法和行政权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侵害。农民行使土地权益的配套制度建设需要宪法的支持。消除宪法和相关法律对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的不平等待遇，才能真正维护农民应有的土地权益。研究结论：保障财产权应是宪法的基本内容，中国宪法应在基本权利与序言中明确保护农民土地权益。     

正确计算农民家庭收入

农民家庭收入是反映农民在一定时期内实际收入水平的重要指标。近几年，笔者在农村经济收益分配统计年报工作中发现，部分乡村会计统计人员对农民家庭收入的指标概念不明确，计算口径不统一，导致调查统计数据不实，这样就影响了统计数据的可信度。笔者认为，在计算农民家庭收入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温家宝答农民代表许志道问

搞好干群关系,农村才能稳定。既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也要对农村干部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帮助,保护他们的积极性温家宝答农民代表许志道问“我是来自河南的农民代表,我想给温副总理反映几个问题。”３月７日上午,北京河南大厦会议室里,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正在与参加第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河南代表座谈,罗山县彭新乡杨店村党支部书记许志道站起来发言。许代表问:“现在农村有的地方干群矛盾很多,干群关系紧张。有村干部作风简单的问题,也有群众不懂政策的问题。提留收不上来,村里的事没人管,造成农村不稳定,…     

不同代际农民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研究——基于鄂豫两省829户农户的调研

本文以鄂豫两省829户农户调查资料为基础,在代际差异视角下,分析农民耕地质量保护认知、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民耕地质量保护责任意识与认知普遍薄弱,缺乏保护耕地质量的积极性且与其行为之间存在不一致性,但总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在各方面表现均优于中生代与老一代农民;农民耕地质量保护行为不仅受耕地质量保护责任意识与化肥危害认知等主观因素影响,还与受教育程度、农户劳动力数量、非农收入比例、耕地经营规模,田间是否有机耕路、养殖状况以及耕地质量保护推广诸多客观因素有关,但影响程度存在代际差异,分析发现这些差异主要与不同代际农民所处生命周期阶段不同及其自身禀赋存在差距有关。     

"村官"理财要增强四种意识

当前一些“村官”在管理村集体财务过程中，不能适应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没有运用好手中的权利，造成干群关系紧张，甚至引起群众上访。笔者认为村干部管理集体财务须强化四种意识：     

村干部工作积极性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陕西韩城市197个村干部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工作满意度、留任意愿、工作难度三个logit回归模型,从个体背景维度、工资维度、村庄维度、社会声誉维度、制度维度5个维度10个变量分析了各激励因素对村干部工作积极性三个替代性指标工作满意度、留任意愿、工作难度的激励方向与激励程度,接着通过情景模拟实验进一步分析各激励因素的激励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发放工资越多,工资满意度越高,基础设施建设状况越好,干群关系越融洽,民主制度运行越不规范,工作满意度越高;村干部年龄越大,受教育年限越长,干群关系越不融洽,民主制度运行越规范,村干部留任意愿越低,发放工资、工资满意度、基础设施建设状况对留任意愿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村干部工资满意度越高,村庄经济状况越落后,基础设施建设状况越好、村庄民主制度运行情况越规范,发放工资越低、村中威望越高,工作难度越低。     

市场化土地整治助推了乡村转型吗——基于成都1187户上楼农民的调查

研究目的：分析市场化土地整治对乡村振兴的助推作用，为改革完善土地整治运行机制提供决策依据。研究方法：理论分析与经验分析相结合。研究结果：通过对成都18个市场化土地整治项目、1 187户上楼农民的调查发现，市场化土地整治对乡村振兴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农民的满意度与公平度认知比较高，但因机制设计尚存诸多不足，对乡村振兴的助推还不够同步和彻底。研究结论：市场化土地整治是一把“双刃剑”，应站在服务乡村振兴的立场，从目标导向、市场深化、利益机制和集成系统4个方向改革完善土地整治运行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化土地整治在“筹集建设资金、重塑空间形态、提供要素保障、激活资产功能、诱发连锁效应”等方面的助推作用。     

资本禀赋与农民社会治理参与行为——基于5省1599户农户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山东省、浙江省、江西省、湖北省和四川省5省的调查数据,分析了不同类型的资本禀赋对农民社会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前农民的社会治理参与行为呈现出参与程度低且地域间差异显著的特点。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地域因素的基础上,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均显著地正向影响农民的社会治理参与行为;社会资本的影响则较为复杂:在特定性社会资本中,具有党员身份和村干部经历的农民,其社会治理参与程度更高;与村干部接触的频率越高、经常接触的村干部人数越多,农民的社会治理参与程度越高;而作为共通性社会资本,普遍信任较强,农民的其社会治理参与程度反而更低。     

从“效率”到“公平”：乡村产业振兴与农民共同富裕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石，是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本文基于2021年中国革命老区的村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乡村产业振兴水平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考察了按照乡村治理情况分组后这一影响的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乡村产业振兴提高了农民收入水平,但在乡村产业发展从无到有的起步阶段，乡村产业振兴对高收入群体的增收作用更强；乡村产业振兴水平与农民内部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当乡村产业振兴水平指数高于0.317时，农民内部收入差距会随着乡村产业振兴水平的提高而缩小，这体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产业发展过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村两委“一肩挑”和实施产权制度改革的村庄，乡村产业振兴水平对农民收入和农民内部收入差距均有显著影响；在未实行村两委“一肩挑”和产权制度改革的村庄，乡村产业振兴水平对农民收入和农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均不显著。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乡村产业振兴能够通过促进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建立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来推动农民共同富裕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