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家庭资产与消费:来自微观调查数据的证据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本文分析了农村家庭收入、金融资产、住房和非住房资产对消费的影响及其差异性。实证表明:收入是影响农村家庭消费的最主要因素,其次是金融资产、住房资产和非住房资产,但非住房资产对消费有负的显著影响;无风险金融资产、风险金融资产和社保金融资产对农村家庭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住房资产对家庭耐用品消费的影响程度大于非耐用品;户主年龄特征、家庭所处地区以及家庭收入高低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差异性有一定解释力。     

城镇化背景下中国农村家庭住房的集约性特征分析

中国土地资源稀缺而住房需求庞大,长期形成的农村家庭住房粗放建设惯性与当前城镇化的快速增长因素相互叠加,会造成资源与资金的浪费,不利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须提倡面向集约型的农村家庭住房模式。为此,文章设计投资强度、用地强度及使用强度等3个集约性指标来分析城镇化背景下中国农村家庭住房的集约性特征,以期为有关工作提供参考。首先总结各指标的省际差异与空间格局特征,再聚类分析集约类型特征,接着考察背景因素人口城镇化率与影响因素农村收入水平、村庄用地宽松程度、地形平坦程度、农村人口净流出强度等对农村家庭住房集约性的影响,最后结合城镇化率水平差异探讨各省农村家庭住房集约化的态势。研究表明:2010年时,各省之间农村收入水平与投资强度、用地强度呈正相关性,与使用强度呈负相关性;用地紧张的省份,使用强度一般较低,如果同时地形崎岖,则还会有用地强度较高的特点;农村人口净流出较多的省份,通常用地强度较高且使用强度较低;各省之间随着城镇化率变高,投资强度增大的趋势比较明显,但使用强度未呈现显著的单向变化,住房高度则呈现差异化发展格局。各省的现状集约性程度存在与其城镇化率水平不相称的情形,由此可能导致资源与资金的浪费,值得引起关注并加以干预。     

中国农村沼气消费及影响因素

本文采用1998～2005年间分省(区、市)的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农村人均沼气消费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村人均纯收入水平、农村薪柴资源状况、农村商品能源的价格和农户能源消费观念等因素对农村人均沼气消费具有显著影响;当地秸秆资源状况、产生沼气的生物质资源数量、当地平均气温和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农村人均沼气消费的影响不显著。     

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家庭膳食质量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膳食质量状况是食物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利用人均膳食质量分值（人均DDP分值）及计量经济模型，对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家庭膳食质量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有：自1990年以来，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家庭膳食质量状况不断改善，但总体水平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不同类型家庭的膳食质量状况具有明显差异。人均收入、人均动物性食物热量摄入量对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家庭膳食质量状况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人口规模、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因此，提高收入水平、增加动物性食品消费量、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提高兼业程度和缩小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差异，是提高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家庭膳食质量水平的主要措施。     

农户集中居住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对徐州市4个县的320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在提出有关理论假设的基础上，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从农民自身特征、农户家庭特征、农户现居住情况、农户家庭经济特征、当地社会状况、政府政策六方面对农户集中居住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集中居住后的居住条件、住房补助金额、现住房安全状况、收入主要来源渠道、家中有无小孩、现居住地离城镇距离、交通状况、人均纯收入等因素对农民的集中居住意愿有显著影响。     

多层次分析方法在人口迁移研究中的应用：省际劳动力迁移的多层次分析

本文将家庭作为迁移决策单位，利用多层次分析技术，从家庭、村和省级三个层次研究我国省际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家庭类型、家庭劳动力数量、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家庭经营主业和家庭在收入分层中的位置等家庭层次变量，经济类型、交通条件和迁移传统等村级层次主量，以及投资强度、经济结构、农村社会保障等省级层次变量对农村家庭的劳动力迁移有显著影响。     

政治还是市场:农村家庭财富水平研究——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证据

本文使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分析了市场因素和政治因素在中国农村家庭财富积累过程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因素和政治因素都显著影响农村家庭财富的积累,但前者的影响大于后者。这可能与农村更少受到政府直接控制、政治权力相对较少直接参与到财产分配之中有关。具体来看,政治因素显著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的积累,而市场因素显著影响家庭总资产以及住房、非金融和金融等各分项资产的积累。从分位数回归来看,贫穷家庭财富积累只受市场因素的影响,而中产及富裕家庭的财富积累不仅受到市场因素的影响,也受到政治资本的影响。因而,市场转型理论可能更适于解释中国农村家庭财富的积累。     

农村居民住房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5省1000个农户的调查

本文利用2013年辽宁、宁夏、江苏、江西和贵州五省(区)农户调查数据,全面分析了农村居民住房条件、住房满意度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村居民住房满意度明显受到住房质量的影响,即使在控制了人口学特征、家庭特征、周边环境因素以及区域特征之后,住房质量仍然对农村居民住房满意度产生了正向影响,说明不同背景的农村居民对住房满意度具有相似的理解,各地区之间农村居民住房满意度具有可比性。同时,改善农村整体生活环境是提高农村居民住房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推进农村社区环境改善时,政府部门需要特别关注落后地区和经济困难群众的住房及其周围环境状况。     

农村地区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河北省承德市为例

本文基于河北农村地区的实地调研,对农村地区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分析结果说明,在农村家庭影响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的主要因素有:子女自身学习状况、母亲决策权×母亲受教育年限、教育投资价格、父亲受教育年限、人均家庭收入。子女自身学习情况是决定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的最重要因素。母亲在家庭中的决策地位与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同时影响子女教育投资,文化程度高且在家庭地位高的母亲,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有积极促进作用。教育投资费用与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成反向关系,收入仍是制约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的因素。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思想观念的改变,子女的性别、子女的个数已不再是影响父母教育投资的主要因素。     

农村劳动力就业状况的微观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基于入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针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状况的三个假说,利用山东省1161位农村劳动力样本数据,探索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人力资本因素与农村劳动力就业状况之间的结构关系以及这些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状况影响最大的是人力资本因素,其次是个人因素,最后是家庭因素;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通过直接和间接(即通过人力资本中间变量)两条路径影响农村劳动力就业状况,并且个人因素与家庭因素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因此,提高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是改善农村劳动力就业状况的关键。     

“生不增、死不减”农地模式能兼顾公平吗——以贵州省调查数据为例

本文借助于2010年对贵州省农村三个行政村的全住户调查数据,通过计算土地的基尼系数(Gini)和广义熵指数(GE),旨在分析"生不增、死不减"农地模式中人均耕地的不平等状况、影响因素及其原因,以便为完善该农地模式提供经验证据。研究发现,村庄内人均耕地的不平等状况较为严重,土地的Gini系数高达0.52、GE指数0.30,即仅靠土地继承和农户自发的人口控制难以确保人均耕地的基本均等。土地不平等影响因素中,家庭规模越大、农户的人均耕地就越低;实施该农地模式后,通过婚嫁方式人口增加的家庭人均耕地明显偏低,即嫁入女子的土地权益难以保障;农户在村庄内的政治资本可以显著提高家庭的人均耕地面积。     

陕西农村居住地生态环境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随着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由此引发的农村居住地生态环境恶化已成为制约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加强农村居住地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研究分析农村居住地生态环境影响因素,为有效改善居住地生态环境提供重要理论依据。[方法]以陕西省为主要研究区域,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矩阵模型,研究影响陕西省农村居住地生态环境的农民因素、生产活动和政府因素3个层次,包括周边乡镇企业废物排放、农用投入品的使用、畜禽养殖业废物排放、人均消费支出、农村人均家庭纯收入、农村家庭恩格尔系数、环保意识、政府监管力度、环境保护财政支出,相关政策法规等10个因素所占权重,得到不同因素的重要性排序。[结果]乡镇企业废物排放、农用投入品的使用、农村人均家庭纯收入和农村人均消费支出是影响农村居住地生态环境的主要因素,且重要性排序为乡镇企业废物排放农用投入品的使用农村人均家庭纯收入农村人均消费支出。[结论]加强乡镇企业废物排放管理和农用投入品的生产和使用审查,降低不必要的消费支出,同时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人均家庭村收入,是目前改善农村居住地生态环境的有效措施,为农民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居住场所,这也将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川省农村医疗卫生保障制度建设中的财政问题研究

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当下,农村医疗卫生保障的建设状况决定着我国能否建立优质、高效、公平的医疗卫生体系,这要求政府必须更多地承担提供农村卫生公共产品的责任。通过考察四川省财政支出的各项指标与农村人均卫生费用的关系,探讨了财政资金对农村医疗保障的投入绩效问题,发现农村人均财政卫生支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政府财政集中度提高均为影响四川省人均卫生费用的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从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创新基金筹资渠道、完善财政投入结构、提高财政投入效率及加强财政资金支出监管等方面提出了改善四川省农村医疗保障建设财政支持的对策。     

农村大学生宅基地换房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农村大学生宅基地换房对缓解大学生城市购房压力,解决农村宅基地闲置问题有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444名农村大学生的问卷调查,采用有序logistic模型,对农村大学生宅基地换房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大学生宅基地换房意愿较高,对宅基地置换保障性住房的期望面积较合理;就业状况、参保状态、家庭年总收入、家庭收入结构的非农化程度、宅基地距市(县区)中心的距离、宅基地退出的补偿额度、所换住房所在区域位置是影响农村大学生宅基地换房意愿的主要因素。     

我国农村劳动力本地就业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农户模型，将影响农村劳动力就业地点选择的影响因素分为三大类：劳动力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外界环境，并由此构建农村劳动力就业地点选择模型，进行计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数、负担程度、人均耕地面积、人均固定资产量以及所在地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状况等对劳动力就业地点选择有着不同的影响，其中受教育程度、接受培训以及当地经济发展是可控因素，并由此得出相关结论。     

宅基地整治对农村耐用消费品购买影响分析

研究目的：在宅基地整治内涵分析的基础上,以农村家庭为单位,分析了宅基地整治对农村耐用消费品购买的影响。研究方法：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测算宅基地整治对农村家庭耐用消费品的影响因素及其显著性关系。研究结果：新房面积、社保覆盖情况、人均纯收入和家庭生命周期对家庭耐用消费品购买具有正向影响,宅基地置换剩余金额对家庭耐用消费品购买具有负向影响;其中新房面积和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影响最为显著。研究结论：宅基地整治对增加家庭耐用消费品投资、改变农村消费结构和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具有显著作用。     

中国农村家庭住房消费需求微观经济分析——基于“建材下乡”政策调查的数据

为了分析建材下乡政策下不同补贴方案的效应,测算农村家庭住房的消费需求,本文结合微观调查截面数据与宏观统计时间序列数据,采用两阶段模型对是否建房的逆米尔斯比率和住房消费需求量进行联合建模,估计农村家庭建房消费意愿支出额。在此基础上,构造住房消费意愿指数和支付能力指数。重点分析农村家庭住房消费需求决策的影响因素、消费意愿以及支付能力的变化,为政府制定切实可行的建材下乡政策方案和细则提供参考。     

省际农民收入结构差异比较分析

省际农民收入结构差异比较分析王作成我国幅员广阔，各地区资源禀赋差异很大，由于历史、政治、文化、自然等因素的影响，各省之间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异。从分配结果看，农民收入差异也很大，高、低收入省份的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差４倍左右。横向比较各省收入结构...     

家庭负债影响因素研究

近年来,由于住房、汽车和信用卡业务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城镇居民开始步入"举债消费"时代。社会中的家庭欠款持续增加,是导致大面积金融债务崩塌的风险因素之一。分析了当前中国家庭的负债状况,重点探讨了年龄层次、家庭收入、文化水平及其他社会因素对家庭负债的影响。     

家庭资产、社会互动与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

目的 通过探究家庭资产和社会互动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为提高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方法 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OLS估计和有序Probit模型考察了家庭资产和社会互动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社会互动在家庭资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调节作用。结果 随着家庭资产中住房资产、非住房资产、非风险金融资产的增加和社会互动程度的提升，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是正向显著影响。并且，较高程度的社会互动不仅能显著提高住房资产、非住房资产、非风险金融资产对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还能有效缓解风险金融资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负向作用，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结论 除风险金融资产，其他家庭资产的增加和社会互动程度的提升，均能提升农村居民感觉“非常幸福”的概率；社会互动在家庭资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中起到正向显著的调节作用；东部地区或西部地区、家庭年收入中等和老一代农村居民，家庭资产的增加更容易提高其主观幸福感。由此，保障农村居民的住房资产、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并支持农村居民创业等是提高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