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种植业结构变化及时空演变分析

目的 随着种植业规模化专业化进程,把握农业生产空间格局演变趋势,对推动农业经济发展尤显重要。方法 文章利用重心模型和区位商指数考察1995—2019年陕西省10个地级市5类14种农作物重心格局的时空演变规律,农作物区域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结果 结果表明：种植业重心总体向东北方向迁移的趋势,其中粮食和蔬菜重心分布空间态势相似,稳定向东北方向发展;水果迁移幅度小,迂回波动大;油料和经济作物相似,高密度空间均向西南方向集聚。主要农作物形成一定规模的集聚格局,小麦、玉米、蔬菜向关中集聚,稻谷、油菜、烟草、茶叶和桑类向陕南集聚,大豆和麻类向陕北集聚。结论 陕西省种植业地理集聚趋势总体增强,专业化和集群发展模式多样化,影响因素中第二自然因素（经济主体、产品差异化、市场需求）和政府政策日益凸显。种植业专业化分工比较明显,各地区作物的专业化水平迥异,水果和经济类作物存在一定的地理集中,表现出更高的专业化水平。     

陕甘宁地区传统村落空间布局及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目的 探究陕甘宁地区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探寻其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方法 文章借助ArcGIS10.2软件、Geo Da软件、EXCEL软件，采用最邻近指数、地理集中指数、核密度估算、空间自相关和重心研究模型定量分析了陕甘宁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空间重心方法分析三次产业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将传统村落分布与人口、经济、交通等区域发展空间数据叠加，寻求其与乡村振兴衔接的有效路径。结果 陕甘宁的传统村落在空间上的分布类型为凝聚型，区域分布极不平衡，主要包括榆林延安的陕北片区和渭南关中片区两大核心集中区，其次为白银市、甘南藏族自治区、陇南天水、铜川咸阳、安康5个低密度分布区；分布特征呈现“核心—边缘型”；分布密度上属于典型的分布稀疏省；陕甘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占总数的94.18%；第一产业重心区域间发展趋于平衡，第二、第三产业重心表现为向东北方向集聚趋势。结论 陕甘宁传统村落在市域尺度的分布极不均衡，空间自相关程度显著，依据研究结果可将陕甘宁传统村落区域分为与区域发展吻合较好、与区域发展吻合较差、偏远地区三大类型，并分别从产业、经济、交通、文化、生态等方面与乡村振兴做好衔接。     

中心城市驱动、涟漪效应与农产品安全认证

目的 随着农产品安全问题愈发受到消费者关注,控制农产品安全的源头在“农田”环节,如何扩大安全认证规模,提高认证可信度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方法 文章基于2013—2015年四川省无公害认证数据,以中心城市成都为例,探讨无公害认证分布特征,实证分析了市场驱动对农产品安全认证的影响。结果 四川种植业无公害安全认证规模和销售额呈以成都为中心的涟漪效应;无公害认证存在空间集聚效应,在地理距离上,认证主要集中在距离成都周围400km以内区域,在经济距离上,主要集中在与成都人均GDP差距在5万元/人的区域;市场需求容量、地理距离、政府规制与认证规模和销售额都呈显著正相关,且地级市对无公害认证的促进作用高于省会城市。结论 为提升安全认证农产品的收益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需要强化市场信息揭示,解决信息不对称;压缩农产品认证地与中心城市之间的交易成本;保证合理溢价水平,增加安全认证规模。     

中国沙棘产业时空集聚特征及演化分析——基于企查查平台沙棘企业数据

目的 分析我国沙棘产业发展现状及空间集聚特征,探索沙棘产业的时空演化规律,以期为我国沙棘产业空间布局的合理优化、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文章基于1988—2020年企查查平台沙棘企业数据,运用ArcGIS空间分析方法,从沙棘企业空间分布范围、空间集聚程度、企业经营内容等方面,对沙棘产业时空集聚特征及布局演变趋势进行了分析。结果 （1）1988年以来我国沙棘企业数量持续增加,但2008年以来增速明显提升,2018年涨幅最大;（2）对2010—2020年沙棘企业进行全局自相关与局部自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沙棘企业具有显著集聚特征,空间集聚程度在11年内不断加强,形成了疆北、青甘、陕晋蒙、东北蒙东四大集聚单元;（3）我国沙棘企业现有经营内容以原料种植、初级加工和沙棘销售为主,产、研、销区域分工明显,一体化水平较低,沙棘科技研发与精深加工整体较弱。结论 我国沙棘产业集聚优势显著,但也存在空间分布不均、产加销布局分散、精深加工与科技研发能力弱的问题。     

长江经济带粮食生产时空分异及空间效应

目的 研究长江经济带粮食生产的时空分异规律,探究影响长江经济带粮食生产的主导因素,以及各影响因素的真实空间交互效应,以期为新时期长江经济带粮食生产策略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文章基于2000—2018年长江经济带市级面板数据,运用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等方法,对长江经济带粮食生产时空分异特征和影响因素的空间效应进行分析。结果 （1）长江经济带粮食产量呈波动增加的态势,对全国粮食产量的贡献率不断下降,各省份粮食生产状况差异较大;（2）粮食高产市域数量增加,粮食生产重心向东北偏移,生产空间分布呈西南—东北趋势,整体呈收缩集聚态势;（3）长江经济带粮食生产存在显著的正的空间溢出效应,从直接效应来看,土地规模、化肥投入、农业机械化水平和农业结构调整对当地粮食生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劳动力规模和人均GDP水平对当地粮食生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非农就业机会和非农产业地位对当地粮食生产的影响不显著;从间接效应来看,土地规模、劳动力规模和人均GDP水平具有溢出效应,对相邻地区粮食生产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他因素的溢出效应不显著。结论 长江经济带粮食生产空间集聚日趋明显,要继续加强高产集聚区域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不断提高高产集聚区域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也要适当引导其他区域积极发展粮食生产,防止“去粮化”现象发生。同时,各区域要发挥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实现资源要素互补,并基于市场机制来调节长江经济带粮食供给与需求,以实现区域内粮食供需均衡。     

四川省农业碳排放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推动农业碳减排既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一环。方法 文章基于三大类碳源测算2005—2020年四川省农业碳排放量，进一步分析其时空特征与动态演变趋势，理清地区差异；构建面板Tobit模型从经济和社会两个层面探讨其影响因素并通过相对重要性分析诠释不同因素的贡献程度。结果 （1）四川省农业碳排放量呈现波动下降趋势，其时间演变轨迹可大致归为“波动下降、持续上升、快速下降、回升”等4个阶段，农业碳排放强度逐年递减；（2）各市州农业碳排放量呈现出明显的“四周高、中间低”的空间分布特征；（3）全省、川西地区、成都平原地区、川东地区农业碳排放强度均呈现递减态势，空间差异缩小，但各自存在一定区别；（4）农业发展水平与农业碳排放呈“倒U型”关系，农业产业结构、产业集聚水平、城镇化水平、农地规模经营对农业碳排放均具有正向影响，机械化水平、农业财政支持则表现出负向影响；（5）相较于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因素对农业碳排放的贡献程度更大，其中机械化水平、农业财政支持、农业产业结构和城镇化水平的贡献程度依次居于前四，其解释力合计达到了80.016%。结论 研究四川省农业碳排放时空演变特征并探究影响各市州农业碳排放变化的关键因素，相关结论能为四川省乃至全国农业碳减排规划和精准施策提供参考。     

基于企业数据的大陆台资农业及农产品加工企业空间分布及机理的比较

目的 大陆台商农业投资推动着海峡两岸农业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理清不同类型台资农业企业的发展状况,对两岸农业合作的深入及经济融合的推进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方法 文章利用Python挖掘和清洗相关企业查询网站的大陆台资企业数据,综合运用最近邻指数、Ripley''s K 函数、核密度和热点分析等方法对比分析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20年大陆台资农业及农产品加工业在位企业的空间布局及其演化特征,并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探讨其区位选择影响机制。结果 （1）大陆台资农业及农产品加工企业在空间分布上呈多中心群团式集聚,集聚规模和集聚强度随时间推移变化明显。（2）两种类型企业在空间演化过程存在明显差异,台资农业企业在空间演化上呈点源扩散模式,热点区域主要位于海峡西岸经济区、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海南和山东半岛。（3）台资农产品加工业企业呈爆发式扩张模式,在完成空间布局后进入稳定状态,热点区域主要位于海峡西岸经济区、珠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区。（4）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大陆台资农业及农产品加工企业区位选择都长期受到农业自然资源禀赋、集聚因素、政策与文化因素的正向影响,两者空间布局与空间演化的差异缘于对耕地资源和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的不同响应。结论 政府应结合地方资源优势,在制度政策制定、产业集聚效应发挥、地方市场开拓和产业融合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推动台资涉农企业与地方经济的融合发展。     

湖南省国家森林乡村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国家森林乡村的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实施路径选择及目标落实具有重大意义。方法 文章采用核密度分析、地理集中指数、空间自相关分析、Pearson相关系数等方法,对湖南省国家森林乡村的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1）湖南省国家森林乡村空间分布密度差异明显,大致呈现“东西多、南北少”的格局;（2）湖南省国家森林乡村空间分布呈现以湘东北为集聚核心,向西北、西和南3个方向逐层递减的阶梯状格局。高值集聚（H-H）主要集中在长株潭地区,低值集聚（L-L）主要集中在怀化、湘西、张家界。（3）地形地貌、经济基础、人口密度和交通区位是湖南省国家森林乡村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国家森林乡村主要分布在平原丘陵地区、经济发达地区、人口稠密地区以及铁路和主要公路的节点处。结论 湖南省国家森林乡村空间分布存在较大差异,空间集聚现象较为显著,其分布主要受到地形地貌、经济基础、人口密度和交通区位的影响。建议在今后的发展中应注重提质升级,注重扬长避短,缩小地区差异,加强产业融合,促进国家森林乡村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滇黔桂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其与旅游发展关系

目的 分析滇黔桂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并进一步探究传统村落保护与旅游经济运行关系。方法 文章选取云南、贵州和广西3省区的1 712个传统村落为研究样本,借助ArcGIS10.2、GeoDA、SPSS等工具及数理统计模型,探究滇黔桂3省区不同空间尺度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影响要素及其与旅游发展关系。结果 滇黔桂传统村落分布为显著的集聚类型,整体上分布在黔东南（黔东南）—桂东北（桂林）、滇西北（保山—大理—丽江）、滇东南（红河）3个集聚区。滇黔桂地区传统村落分布在不同空间尺度均表现出显著非均衡特征,传统村落分布的沿边性（省界或国界）和旅游开发指向性特征明显。89.83%传统村落都分布在2 000m以下的中低山区;在经济较为落后和旅游发展较早的两个区域形成传统村落集聚区;与现代交通干线分布呈现空间异位性且与交通密度呈现负相关特征;现有传统村落大多远离城市中心特征。滇黔桂地区国内旅游规模、国际旅游收入、旅游资源禀赋与传统村落分布呈正相关性,国内旅游收入、国际旅游规模与传统村落分布呈负向相关性,总体上旅游发展对传统村落入选有一定带动作用,但旅游响应作用依然有待进一步提升。结论 该研究发现传统村落呈现聚集分布特征,但其文化资源属性的经济价值暂未得到充分挖掘,其旅游经济效果不容乐观。     

贵州省县域乡村空间发展评价与格局分析

目的 县域在空间地理形态上是城镇与乡村连接点,通过分析贵州省乡村发展的空间格局特征,对统筹贵州省乡村空间发展,因地制宜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方法 文章通过构建贵州省乡村空间分类量化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算其乡村空间发展水平,采用全局Moran''s I指数分析其空间自相关性。结果 从贵州省乡村空间发展水平的Moran象限分布来看,村落保护对乡村空间发展的影响作用在逐渐加强,乡村空间发展的高水平县域聚集在以贵阳为中心的白水河谷地区,该地区资源丰厚,利于集中发展。低值水平区聚集在黔东北的铜仁市和黔东南的黔南州,该地区多为山地和丘陵,城镇化发展水平低,部分县域交通条件较差,乡村贫困化呈现出东部、南部、西部高,中部和北部低的空间分布格局。结论 贵州省县域乡村生产发展水平整体较低,其空间布局呈现较强集聚特征。     

农业专业化的时空演化规律及空间集聚效应探析——以广东省种植业为例

[目的]利用种植业产量数据,在县域层面上分析1997—2016年广东省农业专业化的时空演化规律及空间集聚效应。[方法]在通过区位熵模型计算农业专业化指数的基础上,引入重心模型和GIS空间可视化技术分析广东省农业专业化程度的时空分异特征,最后利用空间自相关探究广东省农业专业化的时空集聚效应。[结果](1)1997—2016年广东省农业专业化程度逐渐提升,尤以2007—2016年提升速度最快,这种变化趋势得益于广东省专业镇相关政策实施效果的显现。(2)粮食生产专业化程度相对较高,目前已在粤北(河源市和梅州市西部)、粤西(阳江市)和珠三角(江门市)形成专业化生产区域。蔬菜专业化集聚优势区基本未发生变化,主要分布在广州市和东莞市等城市化水平较高区域。瓜果专业化程度相对较低,空间集聚效应不明显,种植区域分散和相对集中并存,专业化集聚优势区从粤北地区转移到珠三角及偏北区域(肇封开县、德庆县、郁南县)。桑茶专业化区域重心从广东省东北部转移到西南部,目前在粤北的云浮、粤西的茂名形成了明显的专业化分工区域,但规模较小。(3)广东省已初步形成各具特色的农业专业化格局。粮食专业化产区的空间布局主要受经济因素影响,劳动力成本和运输成本决定了蔬菜专业化产区的分布呈现杜能模型的圈层结构,瓜果和桑茶专业化产区主要受自然因素影响,其空间布局具有一定的继承性。[结论]应从优化调整农业专业化空间布局、突破和推广现代农业技术、完善政策保障机制等方面着手,进一步提高广东省农业的专业化和规模化效益。     

四川省绿色农业发展区域特征及评价

[目的]绿色农业是现代农业发展的一种新模式,绿色农业的发展水平反映了该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综合水平。因此,通过测度四川省绿色农业发展水平,可以为四川省实现农业现代化提供理论参考。[方法]文章通过构建四川省绿色农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计算得到绿色农业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基于农业发展水平等级划分标准,对四川省各市(州)的绿色农业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结果]四川省绿色农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权重分析结果表明,生产过程的绿色化水平较高,其权重值为0. 493 4,产品品牌的绿色化水平权重值较低,为0. 195 8。二级指标的权重分析结果表明四川省农药化肥使用量偏高,森林覆盖率较低。通过对四川省绿色农业发展水平的区域特征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成都市发展水平指数最高为0. 610 4,巴中市指数最低为0. 197 2,四川省整体发展水平指数为0. 454 2,与成都市发展水平指数相差两个级别。此外,区域发展的集聚效应较明显,以成都市为中心向四周递减。[结论]四川省绿色农业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性较大,各地区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从整体上来看,中部和东部的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西部发展水平相对较低。     

华北地区休闲型农业园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近几年，华北地区休闲农业发展取得长足进展，研究其空间基本分布特征，剖析其发展影响因素，对把握其休闲农业分布现状，找准发展华北地区休闲农业关键入手点具有重要意义。［方法］以2012—2017年华北地区评定的680个休闲农业园区（企业）为样本，采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对休闲型农业园区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简要分析，并利用层次分析法（AHP）探究华北地区休闲型农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结果］（1）华北地区休闲型农业园区呈集聚分布，且集中分布程度极高，空间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分布在北京，其次为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分布最少； （2）影响华北地区休闲型农业发展排名前3位的因素是公路密度、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3）目前城镇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游客消费水准已成为影响休闲型农业产业发展的重要要因素但并非决定性因子。［结论］休闲型农业是一个新产业，影响华北地区休闲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还是政府以及投资者，游客的可意愿度、经济能力已经不是休闲型农业产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要发展休闲农业产业要从增加对投资者的政策导向以及增加园区（企业）的可到达性，将公路密度适当向郊区拓展入手。     

西北地区休闲农业空间格局及潜力分析*——以甘肃省为例

[目的]休闲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形态,也是衡量农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通过研究甘肃省休闲农业的分布格局,为西北地区休闲农业的优化发展提供参考。[方法]文章以甘肃省14个市(州)为研究对象,采用最近邻点指数、集中指数模型、核密度模型等方法研究甘肃省休闲农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利用相关性分析研究影响休闲农业分布的因素,最后用模糊计分法计算14个市(州)的休闲农业发展潜力指数。[结果]通过最近邻点指数和集中指数模型,计算得到甘肃省整体休闲农业最近邻点指数N为0. 082 4,集中指数G大于平均值,结果表明休闲农业呈凝聚分布,分布比较集中。通过核密度分析发现甘肃省休闲农业的分布存在多个密集区,均是以城市为中心向四周辐射。潜力指数分析结果显示平凉市的发展潜力最大,潜力指数为7. 846 9;甘南州的发展潜力最小,潜力指数为4. 583 2。[结论]甘肃省休闲农业类型丰富,但发展不均衡,休闲农业的分布呈现出以城市为中心向周围辐射的凝聚分布,其中平凉市休闲农业的发展潜力最大,甘南州发展潜力最小,建议政府发挥核心的带动作用,促进落后地区的农业发展。     

中国城市工业用地配置的空间错位研究

研究目的：本文以中国345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空间分析单元,构建了工业用地配置与工业经济发展的空间错位指数,探索2000—2018年中国城市工业用地配置空间错位的时空格局变化及影响因素。研究方法：空间自相关、地理探测器。研究结果：（1）全国城市工业用地配置空间错位指数呈波动下降趋势。（2）各城市工业用地配置空间错位指数贡献度的差异减小,总体呈现从沿海城市向内陆递减的特征;正向错位区域增加,分布从东部沿海扩张到中西部地区;负向错位区域减少,零星分布在西部和东北地区。（3）城市工业用地配置空间错位呈现集聚格局,且集聚格局变化较大;高值集聚区在长三角和环渤海区域加强,低值集聚区由四川周边城市集聚转变为以四川为中心的周边省市集聚的格局。（4）土地利用政策、市场规模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工业用地配置空间错位的影响变强,而劳动力规模、交通条件、技术创新对城市工业用地配置空间错位影响变弱。研究结论：城市工业用地配置与工业经济发展存在空间错位现象,土地利用政策、市场规模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工业用地配置空间错位存在较强影响。     

中国农业集聚重心与农民收入重心变动研究——基于粮食类农作物空间布局变化的实证检验

[目的]考察中国农业集聚的空间分布和变化特征,分析农业集聚重心与农民收入重心两者的相互关系。[方法]文章利用了1985~2015年相关农业产量统计数据,运用了重心分析方法。[结果]1985年以来我国农业空间分布整体呈现南下西进特征,但不同农作物的表现有所不同。谷物1985~2015年整体呈现向东偏北特征,豆类整体呈现向西偏南特征。谷物等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豆类等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而从农民收入重心看,农民收入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北上东进特征,2009年后,呈现南上西进特征。农业集聚重心与农民收入重心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农业集聚对农民收入产生正向影响。[结论]农业集聚程度与农民收入密切相关,通过农业集约化、专业化生产提高农业集聚程度,可以促进农业发展进而影响农民收入。     

四川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评价及空间分异研究

[目的]农业作为乡村产业的基本依托,通过分析四川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数及空间分异特征,对于新时期制定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减轻农业生态压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方法]文章通过构建四川省农村产业融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产业融合发展指数模型对四川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行评价,从农业多功能性发挥、农业产业链延伸、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城乡融合5个维度系统评价四川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结果]四川省农村产业融合路径指数与融合效益指数在逐年上升,且融合效益指数提升较快,与产业融合路径指数差异逐步缩小;四川省农村产业融合效益指数增长较为明显,体现出四川省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中有效实现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全面脱贫、新型城镇化建设等的有机结合。[结论]四川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趋势良好,且表现出极大的发展潜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阶段从2010年的起步阶段逐渐过渡到2017年的初级融合阶段,但从贡献率来看,加强农业产业链延伸是现阶段促进四川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四川省农村产业融合水平在空间上呈现出集聚态势,且地区差异有减小的趋势;从空间分布来看,高值区主要集中在成都平原,并随产业融合程度逐渐向川南拓展;自然条件基础决定了四川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总体格局,加强政策扶持,加快农业转型升级,提高农村产业融合效率具有必要性。     

四川省农业经济发展水平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分析——基于2006—2019年面板数据

目的 分析四川省农业经济发展水平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对促进四川省农业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以四川省五大经济区为主要研究单元，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组合赋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对2006—2019年四川省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运用泰尔指数、自然断点分级法和重心分析模型等方法，对四川省农业经济发展水平时空格局演化特征进行分析。结果 （1）2006—2019年四川省农业经济发展水平有所提高，五大经济区中除成都平原经济区农业经济发展水平有所降低外，其余经济区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均有提高；（2）四川省农业经济发展水平总差异表现为“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引导形成全省总差异的是区域内差异。（3）五大经济区间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成都平原经济区远大于川西北生态经济区的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五大经济区内部发展也不均衡，内部差异最大的是攀西经济区。各市（州）空间演化特征不明显，存在“阶层固化”现象。（4）四川省东部偏南方向是农业经济发展的高密度地带，2006—2019年经济重心整体逐渐向南偏移，东西方向上形成“拉锯战”模式，2019年呈现向西南转移态势。结论 为促进四川省农业经济协调发展，一方面要发挥成都平原经济区及成都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快形成“一强多极，区域协同”的发展格局；另一方面应重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合理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最后建议加大“人、财、物”的投入力度，为确保四川省农业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保障。     

中国村庄数量演变的地区差异与影响因素

目的 系统研究中国村庄数量演变过程及其成因,是为科学认知乡村地域发展规律,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乡村地域系统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方法 文章以宏观层面的社会经济数据和电子地图数据为基础,采用GIS空间分析方法,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探讨中国村庄数量演变过程、空间分布和区位特征。结果 （1）1990—2016年中国行政村数量呈大幅度下降趋势,减少幅度为29.2%。其中2000—2006年减少幅度最大,占研究期减少数量的85.54%;（2）中国行政村分布与演变的区域差异显著。华东区行政村数量分布远高于其他区域,其次为华中、华南、华北区。村庄数量高速减少省区主要分布在上海、江苏等东部省区和四川、重庆、陕西等中部省区;村庄数量高速减少县主要位在东部发达地区和中西部社会经济落后、农业生产条件较差地区。（3）村庄空间分布类型总体呈现为集聚型分布,在空间上出现2个多核心带状高密度集聚区和1个单核心集聚区,分别位于华北平原、长江中游平原和广东东部沿海地区;村庄数量区位特征显著,整体上绝大部分村庄分布在低海拔与现状水系和交通道路具有较好的邻近性;（4）乡村人口数量、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业机械总动力、大中型农用拖拉机数、农林牧鱼业生产总值等是影响我国村庄数量变化的直接因素。结论 生态环境脆弱区和地质灾害多发区、经济社会发展较快区和城镇化水平较高区是中国村庄数量大幅度减少区。自然资源禀赋及其地域差异是村庄分布格局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城镇化发展与乡村人口转移是村庄数量减少的重要驱动力,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缓解了村庄数量减少速度,政策对村庄数量演变进程具有重要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