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村史促村治”: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以东莞市为例

开展村志村史编修,发挥"工匠精神",抢救"正在消失的历史",承续乡土文化,促进社会和谐,推进农村基层治理创新,在当今具有重大现实意义。通过分析东莞市不同村(社区)修整村史村志的实践过程发现,"修村史促村治理"农村社会建设工程,不仅发挥乡情乡愁和乡贤文化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而且是践行"文化育和谐"理念推动农村基层治理上新水平的创新实践。     

村企统合：经营村庄的新模式——以浙江省湖州市L村为例

探索村庄发展与经营的模式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问题。本文在总结村企合一、有为集体发展模式的基础上,结合浙江省湖州市L村"村+公司+家庭农场"的发展实践进行单案例研究,并提出经营村庄的新模式——"村企统合"。村企统合是统筹规划基础上的统一经营与合作,促成了劳动与资本的联合,其本质是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体现出农民主体性与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市场主体地位,表现出弱依附性、弱行政性与强经济性、强社会性。发展新型集体经济,促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村企统合产生的前提,村企统合也是"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村庄创新实践。     

“四级化事法”巧解治理难题——海南省琼海市探索“户联系、组协调、村处理、云化解”的乡村治理新模式

琼海市以"博鳌云管家"社会化管理信息平台建设为牵引,逐步探索形成"户联系、组协调、村处理、云化解"的基层治理新模式,实现"琐事不出户、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难事不出镇",营造了和谐稳定的农村社会环境。     

龙津村:建构多重制度 保上亿资产安全

正"上亿元的农村集体‘三资’得到规范化管理,村集体资产‘蛋糕’被做大实现最大化收益,且能够在阳光下进行市场化运作。"这是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龙津村创新农村"三资"管理的真实写照,也是南庄镇基层农村创新探索实施精细化治理模式从而实现依法自治的一大缩影。首创"七个统一"制度管理村组两级集体资产早在2003年,龙津村就已经实施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目标与路径研究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落实,为我国农村社会治理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农村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应明确创新目标和路径,进一步提升农村社会治理水平,激发广大农民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积极性。同时政府也应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服务化水平,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更好地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目标。     

"股份+善治积分"让村里事变"家家事"

正2018年,浙江省平湖市当湖街道结合农村工作实际,从乡村振兴和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出发,率先在通界村试点探索"股份+善治积分"收益分配模式,将村集体经济发展成果共享与村民参与乡村治理行为有机结合,通过奖惩挂钩的形式激励村民自治,推动"三治融合"。2019年,街道将这一改革试点成果,在其他7个行政村全面推广,创新一村一主题,各村股东电子积分卡、积分任务、赎分机     

农村党建与思政工作的创新实践研究

<正>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日益重视,对于农村基层党建的创新探索也日益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的全部工作的重要基础,只有牢牢抓住农村改革的稳定发展,才能真正为从村基层党建的创新和探索奠定良好的基础。如何在当前加强农村基层党建的背景下,对村社共建、精神文化等问题展开调研,从而结合社会发展中的典型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正是农村党建与思政工作的创新实践研究的重要内容。而如何在深入调研后将实践成果以文字的形式完整地呈现,也是农村调研的重要环节之一。     

合乡并村亟待做好五个结合

正搞好合乡并村工作,切实提高和完善农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需明晰思路,做好"五个结合"第一,坚持为民服务与管理创新相结合。"方便人民群众办事"与"有利于政府的社会管理"是乡村区划调整的重要落脚点合乡并村既要方便群众办事,不影响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又要有利于降低行政成本,方便政府的社会管理要注重从人们的现实需求、群众生产生活便利和危机处     

社会转型与农村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我国处于重大的社会转型期。农村社会转型表现出转型的落后性、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的非同步性、农村社会治理体制的滞后性等特征。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农村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对于应对社会转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解决"三农"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要实现农村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基层政府应转变职能,有效化解农村社会矛盾,实现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大力发展农村社会组织,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党建引领 五力聚合”打造乡村善治体系

正新余市渝水区地处江西中西部,辖17个乡镇(街道)、182个行政村,总人口约69万人,农业人口约34万人。过去,渝水区有些村村级集体经济薄弱、有些村群众缺乏参与村级事务的积极性。为解决农村社会问题增多、矛盾纠纷多发的情况,渝水区坚持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开展了提升组织力、提高保障力、激发内生力、扩大辐射力、增强支持力"五力聚合"的基层社会治理探索实践,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取得初步成效。     

基于民生和环境保护“双重目标设定”的农村水环境保护治理资金投入机制研究

通过分析当前农村水环境保护治理资金投入的现状和问题,以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治理投资理论为基础,考虑农村水环境保护治理投资基于民生和环境保护“双重目标设定”的特点,构建农村水环境保护治理资金投入机制框架,界定了政府、企业、村集体及村民各自的投资责任和投资方式。从明确农村水环境保护治理事权及支出责任、健全社会力量参与农村水环境保护治理机制、创新农村水环境项目建设运营机制、完善相关优惠政策和激励机制、加大金融支持等方面提出健全农村水环境保护治理资金投入机制的政策建议。     

云南开远 “改革+配套”破除农村发展制度性障碍

正近年来,云南省开远市紧扣"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试验主题,紧紧围绕"推进城乡居民同权同利、建立良性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增加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三大课题,探索实施"6+2"的改革措施,即"六类改革举措+两大配套措施",着力破除阻碍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性障碍,推进开远市城乡一体化进程。第一类改革:实施城乡统一户     

乡村典章:农村财务治理的制度创新——基于浙江省新昌县的调查

乡村典章制度是新时期制度治村尤其是农村财务治理的制度创新。本文分析了浙江省新昌县乡村典章出台的背景和意义,阐述了乡村典章在财务治理中制度创新的基本内容、运行实践和取得的绩效,并总结了几点重要启示:农村建设和农村社会的治理,不仅要重视村庄精英(能人)的作用,更要重视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农村基本制度的创新,特别是农村治理的地方创新,必须重视多元主体的共同作用。     

太仓“政经分离”改革路径选择

<正>一、"政经分离"改革提出背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5年11月2日印发《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化农村改革要聚焦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农业经营制度、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和农村社会治理制度等5大领域。在进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组建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地区,探索剥离村"两委"对集体资产经营管理的职能,开展     

闵行区 产权制度改革激活农村集体经济

<正>上海市闵行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包括镇、村、组三级,原来主要组织形式为实业公司,实行集体经济合作体制。2011年,闵行区被批准为"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24个试点之一,试验主题是"在城市化进程中维护好、实现好和发展好农民利益",试验项目是"多种形式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自此,闵行区的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合作制改革进入了探索创新、全面推进的新阶段。     

“321”治理模式 让群众气顺、心齐、劲足——陕西汉阴县以党员干部联系群众为抓手推进乡村治理

正陕西汉阴县突出抓好党员干部联系群众工作,建立"三线"联系机制,强调管理网格化、服务精细化,建设村党组织、村民代表大会、村委会、村监委会、村级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六位一体"的治理平台,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创新了基层工作的有效载体,在完善村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体制机制方面做了有益探索。     

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实现形式、运行机制与改革方向

集体经济实现形式、运行机制的探索创新是当前农村改革的重要问题。基于调研发现,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采取了独立经营、合作经营、租赁经营、参股经营等多种实现形式,并按照单村独资、多村合作、整镇抱团、跨镇联合等不同方式建立了集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通过完善干部激励机制、民主决策机制、管理约束机制、容错免责机制等可以构建比较完善的运营机制。这种农村新型集体经济更加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激发了集体经济的内在活力。政府可以通过完善新型集体经济支持政策、健全农村集体经济治理体系、加强基层农经干部队伍建设等措施,推动新型集体经济的发展。     

村治主体的缺位与再造——以湖北省秭归县村落理事会为例

当前中国农村社会面临着治理主体缺位的村治困境,其主要表现形式是村级组织自治功能弱化和内生性村治主体无法生成,使村庄自治事务处于管理真空状态。基于加强基层治理的现实需求,湖北省秭归县的"幸福村落"创建活动开辟了以村落理事会建设为主要内容的行政供给式的村治主体再造路径,具体从村治主体的治理单元、治理资源和治理规则三个方面展开再造。村落理事会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通过构建在村精英的吸纳机制、村庄内部资源的调动机制以及民主协商积极性的激发机制,实现了村庄的良性治理,适应了农村社会非规则化、非格式化的特征,是应对村庄琐碎事务的扁平化治理机制。湖北省秭归县的村落理事会建设经验为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改革提供了方向。     

村社合作机制下的农村治理创新之路

<正>戴庄村位于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最南端。2001年,原镇江农科所所长赵亚夫来到戴庄试验推广有机农业,在他的帮助下,戴庄于2006年成立了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村社合作的治理机制,通过"村"与"社"的合作,实现了"村"的综合效益与"社"的经济效益最大化,推动了戴庄村的飞跃发展,探索出一条丘陵地区农民脱贫致富之路,成为农村治理的典范。一、村社合作机制的形成发展戴庄的村社合作机制是以农     

盘活“僵尸资产”是当务之急

<正>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从实际出发探索发展集体经济的有效途径"。目前我国农村集体产权经营格局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纺锤形"结构,所谓两头小指资产多、经营好的村集体较少,无资产、无经营的村集体也较少,而中间大则指有资产无经营的村集体居多。在城市,国有经济有"僵尸企业";在农村,集体经济有"僵尸资产"。如何在清产核资、量化股权、确股到人、分配到户的基础上,通过资产重组、优化配置等方式,把"僵尸资产"盘活,转变为可以产生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