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农政策对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流动的影响——基于贵州3个行政村农户的追踪调查分析

本文利用贵州省3个行政村的农户跟踪调查数据,分析了惠农政策对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流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流动性比较强,其中,低收入组农村居民有较大的机会移动到中收入组和高收入组。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实施的惠农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帮助低收入组居民向上流动,从而减少长期贫困和促进长期平等。目前惠农政策对收入流动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直接增加农村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帮助低收入组居民向上流动,而间接影响比较有限,即通过增加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进而实现向上流动的影响比较小。尽管贫困地区低收入居民有较大的向上流动机会,但他们的收入彳艮不稳定,容易从中收入组和高收入组重新回落到低收入组。政府应采取更多稳定居民收入的政策措施,例如增加本地就业机会和提高外出务工人员的非农就业技能等。     

扶贫政策、收入分配与中国农村减贫

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益贫困地区"大于"益贫困户"的特征。农村扶贫政策的实施从生产能力、市场参与和缓解脆弱性等角度改善了贫困地区农民分享经济增长的机会和能力,有劳动力的贫困农户如果能够参加扶贫项目,其收入增长速度是非常可观的。扶贫政策的实施促进了中国农村减贫的进程,缓解了收入分配对减贫的负面影响,使经济增长表现出一定的益贫性。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瞄准偏差,是导致"益贫困地区"大于"益贫困户"的原因之一,未来的农村扶贫政策需要在加强扶贫资金投入的同时提高扶贫资金的瞄准效率。     

精准扶贫时期财政扶贫与金融扶贫的绩效比较——基于扶贫对象贫困程度差异和多维贫困的视角

缺乏资金是贫困户的核心特征,财政扶贫和金融扶贫作为为贫困户提供资金的两种主要手段,被广泛应用于各国的减贫事业。本文基于扶贫对象贫困程度差异和多维贫困的视角,从理论上比较了财政扶贫和金融扶贫的减贫绩效,并使用11228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数据,运用分位数回归、有序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对假说进行验证。研究发现:财政扶贫和金融扶贫均能显著增加贫困户的收入,且在精准扶贫时期,无论是否考虑政府公共财政投入,财政扶贫促进贫困户增收的效果均显著好于金融扶贫;财政扶贫和金融扶贫促进增收的效果因扶贫对象不同而存在差异,财政扶贫短期内更有利于边缘贫困户增收,而金融扶贫则更有利于深度贫困户增收且具有长期效应;金融扶贫能显著改善贫困户的多维贫困状况,但财政扶贫会使多维贫困状况恶化;财政扶贫可以提升金融扶贫缓解多维贫困的效果,金融扶贫也可以抑制财政扶贫带来的多维贫困状况恶化。     

多维贫困视角下的精准扶贫瞄准效率

精准扶贫重在精准识别,本文使用CHNS (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2000～2015年的面板数据,从收入、健康、教育、饮用水、燃料和环境卫生六个维度对中国农村居民多维贫困指数进行了测算,并分析了仅考虑单一的收入维度贫困和多维贫困时识别贫困户差别,研究发现:多维贫困视角下,仅考虑收入维度的贫困户识别方法有效覆盖率仅为12.09%,瞄准效率较低;属于多维贫困户而非收入贫困户的漏出率达到87.91%,属于收入贫困户而非多维贫困户的误评率达到43.03%,因此,从单一收入维度向多维贫困识别方式转变具有较强的必要性;就贫困户本身而言,其具有较强的社会资本对贫困人口的漏出具有负向影响,而对贫困人口的误评具有正向影响。     

乡村振兴战略下连片特困地区劳动力流动减贫效应研究——基于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双重视角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问题作为我国脱贫攻坚的重点和难点,如何精准识别连片特困地区绝对贫困农户和测度农户多维贫困状况,是实施精准扶贫政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前提条件。本文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秦巴山区为例,基于陕西、甘肃和四川3省1316个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对农户收入贫困及多维贫困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1)劳动力流动比例每提升1单位,农户家庭陷入收入贫困的概率显著降低23.2%,陷入多维贫困的概率显著增加8.4%,表明劳动力流动会显著缓解农户收入贫困,但也会加剧农户多维贫困的发生;(2)在控制变量中,户主年龄、人口规模和户主婚姻对农户收入贫困有显著影响;户主婚姻、人口规模、抚养负担和医疗条件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影响。建议重点改善秦巴山区农户人居生活环境,提高基本生活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减缓农户多维贫困的发生。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的多维透视:1989—2009

本文利用1989—2009年CHNS调研数据,从多维度的视角对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流动性进行分析发现:除了2000—2004年,中国农村居民相对收入流动性呈现出不断下降且趋于稳定的态势,这意味着当前农村居民改善自身收入地位的机会大不如前,农村社会的收入分层结构日趋僵化稳定;2000年前后,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的绝对流动性表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特征;收入流动性对农村居民的长期收入分配起到了改善作用,同时这一作用具有全局性,而不仅体现在特定类型的农户群组中;不同类型农户家庭群组的收入流动性存在显著差异,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非农业户、沿海地区的农户群组的收入流动性相对较低。因此,要为农村居民营造公平正义的发展机会和环境,形成自由顺畅的相对收入流动机制,逐步改善收入分配关系。     

基于准实验研究的互助资金益贫效果分析——来自5省1349户面板数据的证据

贫困村互助资金是解决农村贫困地区金融问题的重要探索。以往研究比较一致地认为,互助资金的贫困瞄准存在偏离,贫困户受益较少。与以往研究结论不同,在5省10县准实验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利用大样本农户两期面板数据分析发现,互助资金的益贫效果较好,贫困户在参与和使用互助资金中受益更多。使用双差分模型和基于倾向得分的倍差匹配方法,本文发现,互助资金显著增加了贫困户的收入,但对非贫困户的收入增加没有显著影响;互助资金对农户消费增加没有显著影响。本文结论和前人研究不同的原因是,因贫困标准提高,更多中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农户被纳入贫困户范围,且这部分贫困户存在生产性信贷需求,使得贫困户从互助资金中受益更多。     

基于农户人口特征和收入结构的相对贫困群体政策支持研究——以山西省Y县为例

文章基于Y县的农户数据,对Y县相对贫困群体的人口和收入结构进行分析发现,相对贫困人群以老病残等特殊群体为主,相对贫困户的转移性收入占比较高,农业收入(经营性收入)和非农收入(工资性收入)的持续提高面临挑战,非建档立卡户中的相对贫困户(边缘户)财产性收入偏低。针对相对贫困人口的群体特征,应从转变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理念、完善医疗保障政策、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完善发展型低收入群体社会救助政策、持续激发脱贫致富内生动力和实施有利于低收入群体增收的产业政策六个方面寻求相对贫困群体稳定脱贫和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农村居民储蓄率与收入差距、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基于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1990-2018年的各项数据,通过VAR模型,分析了农村居民的储蓄率与贫困减缓、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贫困减缓对农村居民的储蓄率的影响较大,收入差距对储蓄率的影响逐渐上升并保持平稳,此外,储蓄率的降低在一定程度会反作用于贫困减缓,而贫困减缓也会对收入差距产生较大的影响。最后,针对研究成果给出一定的建议。     

贵州省医疗卫生支出的减贫效应分析

选取贵州省2009—2018年的医疗卫生支出费用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发现"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严重,同时存在医疗资源和人力资本匮乏等问题,并发现医疗卫生支出能促进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从而降低贫困发生的概率。主要从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集中对贫困地区加大医疗支出、综合提升人力资本等角度提出建议,以供参考。     

市场参与与贫困缓解

近年来,我国贫困对象向个体化、边缘化倾向发展,政府制度性扶贫瞄准机制有效性降低,扶贫难度逐步增大。本文基于贫困地区农户市场参与的视角,建立了贫困地区农户市场参与—生产要素配置—农户收入增加的分析框架,并以贫困农户生存理性为逻辑起点,构建理论模型探析了农户市场参与程度对生产要素配置和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提高贫困农户市场参与程度,有利于优化生产要素配置,促进产出结构调整,实现贫困农户收入增加。因此,在贫困地区引入市场交易机制,引导贫困农户参与市场活动是对政府制度性扶贫方式的有益补充。     

我国贫困农村地区居民的家庭食物安全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在分析家庭食物安全内涵的基础上,利用我国贫困地区12个县的农户调查资料构建模型,对影响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家庭食物安全的主要因素及影响程度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家庭收入变量对家庭食物安全影响显著,但能量的收入弹性相对偏低,脂肪的收入弹性相对较高;家庭规模越大,越容易面临食物不安全风险;农村市场体系的发展有助于家庭食物安全的实现;耕地资源也是贫困农村地区实现家庭食物安全的重要保障。     

经济增长与收入再分配对湖北省农村贫困变动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湖北省否受益并相关结论贫困变动由人均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两个因素共同决定。贫困变动的增长再分配分解，考察1997—2003年间如上两个因素村贫困变动的影响方向和程度，进而分析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穷人是算和比较基尼系数，考察在此期间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状况，得出对农测。     

社会资本对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来自陕西省延安市513个退耕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

研究生态脆弱区多维贫困的产生原因及影响机理,对农村地区减贫和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以黄土高原退耕还林区为例,对农户的多维贫困进行了测度和识别,并利用微观调查数据和Probit、T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社会资本对贫困地区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表明,黄土高原退耕还林区农户贫困发生率较高,37. 82%的农户陷入多维贫困,25. 93%的农户收入维度贫困;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参与均对多维贫困指数和多维贫困识别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社会声望对多维贫困识别影响显著,但对多维贫困指数影响不显著;总社会资本量能显著抑制农户多维贫困的发生概率和减轻贫困程度。此外,家庭成员是否居住在一起对农户多维贫困产生负向影响,相对于男性为户主的家庭,女性户主家庭更易产生贫困缺失。     

不同类型的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本文运用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数据，采用GARCH(1，1)模型，对弗里德曼的持久性收入假说进行了检验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主要取决于持久性收入水平，但暂时性收入对消费支出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个结论的政策含义是，增加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最主要的途径是稳步提高其收入水平；同时，也不可忽视暂时性收入的作用，适时将暂时性收入转化为持久性收入也是增加农村居民消费的重要途径。     

安徽省农村居民收入变动及影响因素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安徽省农村居民收入呈现出明显的递增趋势。本文以安徽省2005年至2021年的农村居民收入的相关数据为依据，研究安徽省农村居民平均净收入结构，农民收入的变化趋势以及农民收入的影响因素。其中农民的收入结构分为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运用统计学模型来分析对农民收入产生影响的所有因素和影响程度。其中，农民净收入中最重要的来源是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增加被作为农村居民收入提高的关键。     

不同收入等级农村居民粮食消费的演变——基于住户收入分布函数的模拟分析

通过收入分布函数分析居民食物消费将更容易理解不同收入等级人群在食物消费数量上的差异。本文利用Matlab软件,基于我国1985—2009年部分年份农村居民粮食消费统计数据,模拟了不同时期我国各收入等级农村居民粮食消费的演变,进一步分析了不同收入等级人群粮食直接消费的静态差异和动态变化趋势,研究表明,粮食在居民生活中重要性日益下降,收入因素在农村居民粮食消费中的影响力逐渐减弱,为今后研究食物消费、营养变化和农村贫困等问题奠定更科学细致的方法基础。     

农村居民收入和收入差距对健康的影响分析——基于医疗服务配置与利用视角

本文利用1991—2008年的统计数据,以医疗服务配置与利用为视角,通过构造联立方程模型,分析了农村居民收入、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健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会通过农村医疗服务来改善农村居民健康状况,但改善的边际效应是递减的;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均会对农村居民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更多影响的是农村医疗服务的利用,而城乡收入差距更多影响的是农村医疗服务的配置;目前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对农村居民健康产生的负面影响要大于农村居民收入提高的正面影响。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瞄准与偏离研究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在即、扶贫重点由消除绝对贫困转向缓解相对贫困的背景下,本文利用深度贫困地区陕西省J县的农户调研数据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瞄准与偏离问题进行研究,并进一步探讨了已脱贫人口的相对贫困现状。研究结果表明,建档立卡的政策安排在贫困识别标准和瞄准策略上遵循了绝对贫困理论标准和多维瞄准方法,但具体实践对政策安排出现偏离;单维收入贫困标准对贫困人口的瞄准精度要高于多维贫困标准;扶贫资源的溢出水平较高,整体呈现偏向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沙漏型分配特征。本文分别采用贫困线和基尼系数的相对贫困测算结果表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偏大、存在较为严重的相对贫困问题。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要注意重视扶贫过程中出现的反向贫困问题,也要通过完善农户收入调查体系、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犯错成本等方式提高贫困人口的瞄准精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的加大,农村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呈现出全面向好的态势。表现为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农村居民、农村贫困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收入差距缩小。这种变化与国家在农业经济、财政补贴、农民工务工收入、精准扶贫、农村社会保障等方面实施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