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创新发展机制——以山东省为例

目的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创新发展是我国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大战略，通过对山东省3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特征进行研究，有利于以点带面，提升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质量。方法 文章以山东省1 585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和地理探测器模型系统揭示山东省3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创新发展机制。结果 （1）山东省3类经营主体呈集聚型分布，3类经营主体的空间离散程度均处在高非均衡水平，空间分布结构的区域差异明显。（2）3类经营主体呈现“多中心，连片化”的空间分布特征，家庭农场整体呈“带状”分布，农民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整体呈“环带状”分布。（3）家庭农场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县域层面呈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龙头企业在市域层面呈显著的空间负相关性。（4）生产要素、政府能力、劳动力质量、技术创新、产业结构、金融服务、电子商务和市场化水平共同推动各类经营主体创新发展，且两两之间的交互能对3类经营主体创新发展具有协同增强的作用。结论 因此，针对不同类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新发展特性，采取多元化、差异化的发展策略组合有助于推动各类经营主体的创新发展。     

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绩效评价研究以太原市王吴村为例

目的 发展乡村旅游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力举措,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科学评价乡村旅游引导的乡村振兴绩效不仅可以衡量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的贡献率,而且是把握乡村发展方向、提高乡村效益、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基础。方法 文章运用层次分析法,借鉴前人构建的乡村振兴绩效评价体系,基于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出发,创新地构建了乡村旅游引导的乡村振兴绩效评价体系;并以太原市王吴村进行实证研究,运用加权平均法和因子分析法对王吴村的乡村振兴绩效进行评价分析。结果 2019年王吴村乡村振兴绩效综合得分为95.41分,乡村振兴绩效处于优等等级,其中旅游在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方面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但对乡村治理成效较弱。结论 在坚持产业和生活高效推动的同时,王吴村要提升生态宜居和乡风文明程度,改进乡村治理方法,提高治理效率。     

都市郊区农地规模经营综合效益分析——基于北京市规模经营主体的多案例研究

目的 规模经营是破解“小规模、分散化”农地经营格局的关键举措,考察农地规模经营的综合效益对推进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以规模经营主体为研究对象,通过采用多案例研究法,分析农业龙头企业、合作社及家庭农场3种不同类型主体的农地规模经营综合效益。结果 尽管不同类型规模经营主体各有特点,但都能实现规模经营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规模经营过程中,农业龙头企业仍面临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问题,合作社存在与小农户链接松散问题,家庭农场面临资金不足问题,各主体皆未能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结论 建议改善农业龙头企业外部环境,开展租金和就业支持补贴;规范合作社运营,提高小农户参与度;帮助家庭农场进行品牌塑造,提高家庭农场核心竞争力;大力推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开展多形式培训、考核。     

考虑有效劳动力影响的花椒种植型新型经营主体土地适度规模研究

目的 受地形因素制约,山区地块小、坡度大、基础设施薄弱,短时间内较难实现大规模机械替代劳动力,加之青壮年劳动力外流日益增多,农村剩余劳动力成为影响新型经营主体规模经营的关键因素。探索有效劳动力约束下新型经营主体适度规模的“度”,对推进山区农业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基于江津区现代农业园区138户花椒种植新型经营主体的微观调研数据,衡量区域环境及劳动力个体特征等多因素叠加影响下新型经营主体的有效劳动力数量,进而评价劳动力约束下经济—社会—生态3个维度新型经营主体的综合效益,并以综合效益最大化为目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确定最优劳均经营规模,分析其规模经济。结果 （1）不同类型新型经营主体的有效劳动力数量具有明显差异,从多到少依次为农民合作社（13.03人）、农业企业（10.74人）、家庭农场（4.11人）、种养大户（3.15人）;（2）不同类型新型经营主体综合效益差异显著,从高到低依次为农业企业（18.12）、农民合作社（13.66）、家庭农场（8.89）、种养大户（7.56）;（3）研究区单个有效劳动力的劳均最优适度经营规模为2.64 hm²/人,兼顾不同经营主体的有效劳动力数量,户均最优适度经营规模从大到小依次为农民合作社（34.39 hm²）、农业企业（28.35 hm²）、家庭农场（10.85 hm²）、种养大户（8.32 hm²）。研究区当前达到最优适度经营规模的新型经营主体数量偏少,仅15.9%,其中包括6.5%的农民合作社、5.1%的家庭农场、2.9%的农业企业、1.4%的种养大户。结论 随着花椒种植新型经营主体土地经营规模的增加,单位土地面积的生产成本降低,与拟合最优规模的倒“U”型特征相符,即目前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该文旨在识别有效劳动力约束下各类花椒种植新型经营主体的土地适度规模,以助于推动山区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十三五”时期我国藏粮于地绩效评价

目的 构建我国藏粮于地绩效评价体系,分析“十三五”时期我国藏粮于地的成效。方法 文章基于经济—社会—生态分析框架,从数量、质量、技术、安全、结构和环境等方面构建藏粮于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TOPSIS法进行综合评价,并进行空间计量分析。结果 （1）“十三五”时期我国藏粮于地绩效整体呈现上升态势。（2）分区域看,黑龙江、山东、河南等主产区藏粮于地绩效较高,但生态效益有待提升;多数地区属于经济—生态效益潜力型和中增长型,未达到库兹涅兹曲线顶点。（3）各地区藏粮于地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还有较大的提升潜力,耦合协调度不高。结论 “十三五”时期我国藏粮于地成效显著,粮食主产区在稳定藏粮于地经济、社会效益的同时需要提高生态效益;“十四五”时期实施藏粮于地战略要考虑区域差异,并兼顾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协同发展。     

粮食主产区土地生态与粮食安全耦合协调性分析

目的 分析粮食主产区土地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耦合协调状况及时空演变，为提升粮食主产区土地生态与粮食安全协调发展水平及农业绿色发展提供决策参考。方法 文章以粮食主产区为研究对象，基于土地生态与粮食安全相关数据，构建土地生态安全与粮食安全的评价体系，采用熵权法、耦合协调模型和相对发展度模型定量分析了二者的综合评价值、耦合协调水平及耦合协调发展类型。结果 （1）2009—2018年粮食主产区土地生态安全与粮食安全耦合协调度从0.369增至0.433，呈“缓慢上升”态势，协调类型由轻度失调跃升至濒临失调，空间布局呈现“北高南低”的分布特征。（2）各省区耦合协调发展类型分为3类：低度磨合土地生态滞后、高度磨合同步发展及低度磨和粮食安全滞后。结论 针对土地生态与粮食安全的耦合协调发展类型采取差异化措施，实现粮食安全与土地生态安全协同发展。     

发达地区不同规模家庭农场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实证研究基于上海松江家庭农场的调查

目的 松江在发展家庭农场方面的探索和实践,被认为是可以在我国经济较发达地区推广和复制的“松江模式”。通过对该地区家庭农场粮食生产的技术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可以为发达地区家庭农场推进适度规模经营、优化资源配置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支持。方法 基于2017年上海市松江区943个家庭农场的问卷调查数据,文章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测算了不同经营规模家庭农场粮食生产的技术效率,并在此基础上运用Tobit模型进一步探究了其影响因素。结果 上海市松江区家庭农场粮食生产的技术效率水平较高,达到0.922 6,且适度中规模家庭农场粮食生产的技术效率最高,家庭农场主的性别、受教育程度、务农年限和经营家庭农场的年限以及家庭农场主的父辈是否经营家庭农场、家庭农场种植制度的选择等对家庭农场粮食生产的技术效率具有显著性影响。结论 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而言,必须坚持以农户家庭经营作为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因地制宜推进家庭农场的适度规模经营,同时,大力发展农机社会化服务,鼓励家庭农场主对稻田进行3年1次轮茬,在改良后的土地上种植二麦。     

长江流域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关系评价及其差异化分析

目的 考察长江流域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及其差异化特征,对实现长江流域乃至全国农业农村现代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方法 文章基于2004—2018年长江流域省级面板数据,分别构建了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CRITIC—熵权组合权重法测算两者的综合发展水平,结合耦合协调度模型和Dagum基尼系数法,对两者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及其差异特征进行系统性分析。结果 （1）2004—2018年长江流域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均呈上升态势,但农业经济系统发展较为滞后,且两者在总体上、区域间、省份间各有差异。（2）长江流域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具有高度耦合特征,且耦合度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但不同区域表现有所差别。（3）长江流域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整体上呈阶梯式上升,协调等级常年稳定在初级协调状态,且中游相较于上、下游协调发展水平更好,区域内差异更小。（4）长江流域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总体差异呈现出波动走势,且基尼系数有扩大趋势,超变密度贡献率均值最大,但在考察期内,区域间差异与超变密度轮换构成影响长江流域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水平差异的主要因素。结论 应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步伐,提高农业经济效益,突破区域发展壁垒,推动农业资源要素在自由流动,激发区域农业生态经济协同发展新动能,进一步缩小农业生态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区域间差异。     

流转地经营权稳定性对家庭农场耕地保护行为的影响——以增施有机肥及测土配方施肥为例

目的 从法律、事实和感知3个维度阐释和表征流转地经营权稳定性，实证分析流转地经营权稳定性对家庭农场耕地保护行为的影响及影响的分样本异质性。方法 文章采用二元Proibt回归对山东省312家种植类家庭农场的微观样本进了行实证检验；为规避有机肥和测土配方施肥两类行为的替代互补效应，采用Mvprobit回归进行了模型稳健性检验。结果 （1）流转地经营权稳定性对家庭农场采纳耕地保护措施有积极影响，具体而言，增加正式合同签订备案率、减少流转地权能限制、提升流转地续约预期，均显著提高了家庭农场增施有机肥和测土配方施肥的概率。（2）流转地经营权稳定性对不同特征家庭农场的影响存在分化，更能激励规模较大、种植果蔬类作物和风险偏好程度较高家庭农场采纳耕地保护行为。（3）除地权稳定性变量外，农场纯收入、耕地质量、机械化适应度、“三品一标”认证和有机肥补贴对家庭农场采纳耕地保护措施亦产生显著影响。结论 为激励家庭农场开展耕地质量保护，应聚焦规范合同签订、保障权能完整和提升续约预期三方面政策，保证流转地经营权的稳定性。并且在激励家庭农场开展耕地保护实践时，要特别关注不同群体的响应分化。     

基于熵权-TOPSIS法的乡村发展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

目的 基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的主要考核指标,系统剖析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乡村振兴水平空间差异及其障碍因子,对掌握乡村发展实绩、发现乡村发展短板,纠正乡村发展偏差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采用熵权TOPSIS评估当前背景下乡村发展现状;运用“障碍度”模型,探讨影响乡村发展水平提升的障碍因素。结果 （1）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广州等地区的乡村综合发展水平与城市经济状况密切相关。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与乡村旅游发展水平高的农业省,产业兴旺水平较高,经济发达地区、生态农业省生态宜居。尽管全国乡风文明水平并不高,仅上海、北京为理想状态,但全国乡村治理水平较高,生活富裕水平与城市经济和乡村农业发展水平关联紧密。（2）主要障碍因子分为4类。产业类：农业技术贡献率、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农药化肥施用强度、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生活类：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农村信息化程度、农村恩格尔系数;生态类：农村公共厕所卫生情况、村生活污水处理程度;治理类：农村家庭美德覆盖率、乡村治理参与程度。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经济发达的地区障碍因子主要为产业类与生活类。结论 基于上述结果,各地区各部门在乡村振兴实施过程中应定期监测、评估乡村振兴的实施绩效,及时发现乡村振兴的短板,确保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每一步高质有效。     

国有林场绩效评价研究综述

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有林场绩效评价的相关文献进行筛选梳理、分析和归纳,发现国有林场绩效评价大致经历了单一绩效评价、综合绩效评价和预算绩效评价3个阶段。研究成果在评价内容、评价指标选取和评价方法选择上取得进展,在国有林场绩效评价理论、评价机制、评价制度方面的研究存在不足。论文分析了国有林场绩效评价研究中取得的成果及存在的问题,从评价理论创新、评价机制构建和评价制度完善3个方面提出未来国有林场绩效评价研究的趋势建议。     

亚热带西部山地平原交错带全域旅游发展研究——以四川省洪雅县为例

全域旅游是旅游资源富集、不适宜大规模工业化地区的一种发展新方式。全域旅游需要区域内部有高密度的多样景观,协调统一的区域主题以及适中的区域尺度。四川盆地西南边缘的洪雅县利用优越的区域内在条件,将生态农业、田园风光与乡村旅游相融,将森工、水能开发、食品加工与旅游联动,将道教文化与养生旅游、本土文化与民俗旅游相结合,将环境保护和生态养生旅游相统一,形成一系列以旅游为核心的产业关联雏形。依托域外大景区整体提升县域旅游形象,实行点、轴、面串联推进景观的全域统筹,突出绿色主题的差异化发展,促进旅游全域协同发展,并探索出全域旅游的产业关联与地域统筹协作模式。实践表明:这类区域全域旅游可以采用因地制宜的政府主导、资源综合利用的产业关联、差异化发展的地域协同、地域文化挖掘与人文景观营造的特色提升等策略。针对该县全域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今后应采取更新观念与强化政府主导,以产业链间的横向关联推动产业聚变,以分层次/类别统筹开发促进全域协同,坚持生态优先和强化环境保护等对策。     

家庭农场退出诱发的专用性资产问题研究

研究目的:明确家庭农场专用性资产的构成和特点,探究家庭农场退出对专用性资产的影响,提出家庭农场退出时专用性资产的处置策略与方案。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规范分析法。研究结果:在家庭农场退出时,应当妥善处理好专用性资产的闲置浪费、权利归属不清晰、价值评估与补偿等问题,否则,不利于家庭农场正常有序的进入机制和退出机制的构建。研究结论:(1)在家庭农场退出时,应通过家庭农场的整体转让、整体出租或者专业机构托管经营等途径,盘活专用性资产,帮助家庭农场主收回前期投资;(2)依据竞争性和排他性为标准,区分产品的不同类型,对照确定专用性资产的权利主体归属,并通过完善法律赋予设施农用地等专用性资产的物权属性;(3)组建家庭农场资产评估小组,建立公开、公正、透明的专用性资产评估程序,选择科学的方法评估专用性资产的价值,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确定专用性资产的补偿主体。     

甘肃省家庭林场经营效率比较分析

基于2018年甘肃省集体林改监测课题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DEA模型对4种类型家庭林场的经营效率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甘肃省家庭林场经营效率整体偏低,不同类型间存在较大差异,经营效率相对较高的是林下养殖型和多功能型家庭林场;各类型家庭林场投入变量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冗余;家庭林场的经营效率和经营规模关联度不高,更多受技术因素影响。相对而言,种养结合型家庭林场经营面积在0～6.67 hm~2和20～33.33 hm~2,多功能型经营面积在6.67～10.31 hm~2和24.45～25.80 hm~2,能发挥集约优势或规模优势。因此,提出加强对家庭林场主的技术培训;鼓励有实力的家庭林场进行规模化、集约化发展;鼓励种植型家庭林场等拓展经营内容;打造多种功能经营,打造品牌特色等建议。     

基于灰色聚类的新时期水利科研单位绩效考核分析

水利科研单位作为水利事业发展中的科技创新主力军,为落实国家科技创新管理机制要求,需要构建完善有效的绩效考核体系,进行公平与科学的绩效考核。基于新时期下国家科技创新管理机制的要求与水利科研单位特点构建绩效评估体系,通过层次分析法进行各指标权重的确定,运用灰色聚类方法中的三角白化权函数进行科研单位绩效考核的等级评价,以J省水利科学研究院为例作实证分析,评价得到水科院的绩效考核综合等级为良好,由此提出相关建议,为加强内部和外部管理提供依据,为完善水利科研单位绩效考核指标体系提供参考。     

考虑区域发展阶段差异的城市建设用地多功能绩效评价 —— 以珠三角城市群为例

研究目的：考虑区域发展阶段差异，探索一种新的城市建设用地绩效评价方法，以实现城市建设用地多功能绩 效的科学评估。研究方法：基于新时期城市建设用地的基本功能价值，从经济发展、社会服务、生态维护、政治公平和 文化科技 5 个维度建立城市建设用地多功能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考虑区域发展阶段差异的城市建设用地多功能 绩效评价模型，对珠三角城市群城市建设用地多功能绩效进行评价。研究结果：（1）考虑区域发展阶段差异的多功能 绩效评价模型，有效避免了传统绩效评价模型针对不同发展阶段地区考核标准相同的不足，使得评价结果更为准确可 靠；（2）珠三角城市群城市建设用地综合功能绩效整体水平较高，在空间上呈现以佛深为双核心向外递减的空间分布 模式，各维度功能绩效差异性明显，分别具有不同的空间分异特征。研究结论：考虑区域发展阶段差异的城市建设用 地绩效评价方法简洁、可行，为土地利用绩效评价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公益性地质事业单位预算管理问题及对策

目前公益性地质事业单位预算管理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在预算编制方面表现为预算管理观念淡薄、预算编制内容不完整、方法不科学;在预算执行方面表现为预算执行刚性不强、管理乏力及赤字预算问题;在预算绩效评价方面主要是缺乏差异分析和评价、考核体系。完善公益性地质事业单位预算管理的对策:在预算编制环节,要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全面预算管理委员会,细化预算内容,选择科学的预算编制方法;在预算执行环节,执行严格控制和实行刚性管理;在预算绩效评价和考核方面,应建立完善的绩效评价体系、预算分析与考核体系。     

基于农户参与视角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绩效评价及优化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近年来,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农业产业化发展遇到了一定的瓶颈。文章首先对影响农户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因素进行分析,得出农户特征、农产品特性、家庭经营特征、地理环境因素是影响农户参与产业化经营的最主要因素。基于此,通过对贵州省实地调研,发放600份问卷,获得农户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基础数据。并通过异质性指标和功能性指标构建出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绩效评价体系,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评价,最终得出贵州省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绩效较为低下,仅为0.3033,尤其是交易过程绩效最低。根据评价结果,提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提升农户市场竞争力,完善组织经营管理和治理结构、提升农户参与的意愿度,实现产业化经营组织服务机制创新、降低农户交易成本等3个针对性建议,以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绩效,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进程。     

基于乡村振兴的河北省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

［目的］对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展开评价，为区域农业发展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参考，将有利于不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方法］从经济可持续性、社会可接受性和生态可持续性3个方面构建了河北省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体系，采用熵权法和加权综合法测算了2007—2016年全省及11个地级市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并探究了经济可持续性、社会可接受性和生态可持续性之间的协调度。在此基础上，采用DEA模型中的CCR模型和BCC模型探讨了全省农业资源利用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结果］（1）2007—2016年河北省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综合评价分值呈平稳增长趋势，由2007年的0315提高到2016年的0498。2007—2012年，农业资源利用的经济可持续性、社会可接受性和生态可持续性发展之间的协调度呈现递增趋势，由0760提高到0935。2012—2016年，协调度呈现递减趋势，由0909降低到0838。（2）2007—2016年河北省各市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综合评价分值整体呈递增趋势，但地区间存在差异。整体看来，唐山市的评价分值明显高于其他各地市，其次为廊坊市和石家庄市，邢台市的综合评价分值较低。（3）2007—2016年，河北省农业资源利用的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变化趋势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2007—2012年，综合效率小于095，处于较低的水平。2013—2016年，综合效率大于095，处于较高的水平。大部分年份存在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业从业人员、农用地面积和化肥施用量投入过多，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产出不足的现象。［结论］河北省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虽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但今后更应注重经济、社会和生态之间的协调性，推动农业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向更高水平发展。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综合效率的提升主要是依靠生产规模的优化配置，技术创新发挥的作用较小，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亟待进一步优化配置。     

安徽省农地流转绩效差异分析

[目的]正确认识安徽省农地流转工作成果,剖析不同地区农地流转绩效差异,探讨有效提高农地流转绩效措施,对改革和完善农地政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方法]文章利用安徽省皖北、江淮和皖南3个区域农地流转情况调查数据和其他相关资料,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评价法构建农地流转绩效评价体系,综合分析农地流转绩效区域差异表现及原因。[结果]研究表明:(1)3个区域的农地流转绩效主要与区域内农村社会发展是否得到重视、农户家庭是否全面发展和流转工作是否落实有关,三者形成的合力最终导致综合绩效的差异;(2)农地流转绩效的提升是一项受多重因素影响的系统性工作,包括政策方针、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结论]研究认为安徽省农地流转工作成果值得肯定,为进一步完善相关工作,建议综合协调各方资源,借鉴成功工作经验,大力发展地区经济、推广土地整治工作、加强农地经营权交易市场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