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减贫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目的 旨在探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减贫及其空间溢出效应，以期准确估计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减贫的作用。方法 文章基于我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设置邻接、地理和经济3种空间权重矩阵，实证检验了2007—2017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结果 （1）我国省域农村贫困发生率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均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农村贫困发生率呈现出“高—高”和“低—低”的空间分布特征。（2）在邻接权重下，该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每提高1%，使得该地区的农村贫困降低了0.317%，邻近地区的农村贫困降低了0.136%；在地理权重下，该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每提高1%，使该地区的农村贫困降低了0.323%，邻近地区的农村贫困降低了0.129%；在经济权重下，该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每提高1%，将使该地区的农村贫困降低0.315%，邻近地区的农村贫困降低0.192%。结论 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有利于本区域内的农村贫困减少，还可以通过溢出效应来缓解相邻地区的农村贫困。     

基于“三生”功能的我国农村人居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协调度评价与优化

目的 立足乡村振兴战略关于“生态宜居”的总要求，基于“三生”功能界定农村人居环境内涵，构建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探索农村人居环境与区域经济的内在协调机制及其时空演变规律，对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及其与区域经济发展协调程度进行定量分析，为政府部门高水平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构建城乡协调发展格局提供决策依据。方法 文章运用熵权TOPSIS模型测算2011—2019年我国30省（市、区）农村人居环境质量与区域经济发展指数，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二者协调发展程度。结果 2011—2019年我国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呈现逐步改善趋势，但总体水平仍然不高、优化空间很大；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地区间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农村人居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协调程度普遍较低。结论 根据量化分析结果将30省（区、市）划分为经济超前型、趋于同步型、经济制约型和低质协调型4大类型，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策略。     

经济发展与农村减贫耦合机理及协调性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目的 为探究重庆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农村减贫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方法 文章在分析经济发展与农村减贫耦合机理的基础上，使用洛伦兹曲线和耦合协调模型，定量测算33个涉及扶贫开发任务区县经济发展与农村减贫的耦合协调度。结果 （1）经济发展对于农村减贫具有正向带动作用，但随着脱贫攻坚的深入，经济发展带动农村减贫的作用逐渐减弱；（2）重庆市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呈现“一圈两翼”的特征，中心城区及周围区县为经济发展高值区，渝东南武陵山区和渝东北秦巴山区为经济发展低值区，贫困空间分布格局与之相反；（3）重庆市县域经济发展与农村减贫的耦合协调度呈现显著的空间不均衡格局，在主城都市区形成了明显的高值区，渝东北和渝东南连片特困地区形成明显的低值区；从时间序列来看，耦合协调状态整体呈现逐级正向跃迁的趋势。结论 基于经济发展与农村减贫耦合协调状态的空间差异性，未来应因地制宜、分区分类精准施策，稳步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     

西南地区水贫困测度和空间格局分析以重庆市为例

目的 通过对重庆市的水贫困进行测度和空间格局分析，为解决西南地区水贫困及水资源短缺问题找到了新的途径和思路。方法 文章采用主客观综合赋权法，从资源、设施、能力、使用和环境五方面确定22个指标构建重庆市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对重庆市水贫困进行测度，并利用GIS软件，依据自然断裂点法，对重庆市的水贫困进行空间格局分析，将其划分为高水贫困区、较高水贫困区、中水贫困区、较低水贫困区、低水贫困区5个差异区域，同时利用GeoDa软件对水贫困测度结果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 （1）重庆市水贫困资源系统和使用系统指数等级偏高区域主要分布在渝东北、渝西和主城等经济相对较为发达、人口密集的区县，设施系统和能力系统指数等级偏高区域主要分布在渝东北和渝东南等社会经济水平较低的地区，环境系统指数等级偏高区域主要分布在经济水平相对较高且农业较为发达的地区。（2）重庆市水贫困分布呈两头小中间大的“椭球状”结构，高水贫困区、较低水贫困区、低水贫困区占比较少，较高水贫困区、中水贫困区占比较多。不同的水贫困区存在不同的问题和成因，需根据不同水贫困特征采取不同的解决措施，综合治理重庆市的水贫困问题。（3）重庆市水贫困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低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主城的渝中区、江北区、南岸区、巴南区和沙坪坝区，低值区分布较集中，高值区分布较零散，无高高集聚区。结论 重庆市水贫困空间分布差异明显，不同的水贫困区存在不同的问题和成因，可从以分别对各区域水贫困进行治理。     

不同经济梯度下农村居民点产住空间结构分异特征以东营市为例

目的 农村居民点是人类聚居的重要场所,农村居民点产住空间结构反映农户生产居住需求,是农村人居环境优化的基础。方法 文章借助夜间灯光数据划分经济梯度,分别从多样性指数、优势度指数、组合类型三方面,定量分析东营市1 473个农村居民点产住空间分异特征。结果 （1）不同经济梯度区的农村居民点产住空间多样性指数、优势度指数均存在显著分异,多样性指数由低经济梯度区向高经济梯度区递增,优势度指数由低经济梯度区向高经济梯度区递减。（2）各经济梯度区产住空间主导组合类型均为生活居住空间,非主导组合类型差异较大。随着经济梯度提高,工业生产、商旅服务空间的优势度逐渐提升,组合类型由单一到复杂。（3）农村居民点产住空间结构分异受到自然本底、地理区位、经济结构、行政政策等4类要素作用,不同经济梯度区的主导因素不同。结论 充分认识不同经济梯度下农村居民点产住空间结构的分异特征,可为村庄规划分类施策提供科学依据。     

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评价及空间格局分析

目的 基于“三生”空间视角评价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水平并分析其空间格局特征，对制定差异化的乡村发展定位及实现乡村人居环境优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方法 文章构建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从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三大维度系统评价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并基于全局Moran''s I 指数分析其乡村人居环境的空间格局特征。结果 （1）建模评价发现，2018年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整体水平空间分布高值区主要集中在皖中、皖南地区，低值区主要集中在皖北地区。其中，乡村生产发展水平空间分布高值区主要集中在合肥、马鞍山、滁州，低值区主要集中在淮北、阜阳、亳州、六安、安庆；乡村生活保障水平空间分布高值区主要集中在“合芜马”皖江经济带，低值区主要集中在阜阳、六安；乡村生态环境水平的空间分布高值区主要集中在黄山、宣城及“合芜马”，低值区主要集中在六安、阜阳、宿州。（2）空间格局分析发现，乡村人均环境水平的全局Moran''s I为0.462 5。其中，合肥、马鞍山、芜湖为高水平聚类区（HH），阜阳、亳州、淮北、宿州为低水平聚类区（LL）。结论 （1）2018年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水平存在较大空间分异，呈现“中部与南部偏高、北部偏低”的特征；（2）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水平呈正的空间自相关，其中生态环境水平与生活保障水平互为关联，两者空间分布特征也较为吻合。     

广西边境地区耕地多功能时空分异格局与集聚特征分析

目的 文章以格网为评价尺度精细测算和分析广西边境地区耕地利用“四维度”功能的时空分异及权衡/协同关系，旨在为边疆土地安全科学发展提供思路和方法借鉴。方法 多目标决策法、Spearman秩相关分析法、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聚类分析方法。结果 （1）2000—2018年耕地利用多功能存在显著空间分布异质性和波动性，耕地的社会保障功能、生态安全功能均呈现减弱后增强态势，而经济生产功能、安全发展功能则逐渐减弱；（2）耕地利用多功能间交互作用大多呈协同关系且程度不一，随时间的推移权衡程度逐渐增强；（3）耕地利用多功能权衡/协同关系空间集聚性突出，协同区大体呈现“多核心”团聚发展格局，权衡区变化相对稳定；（4）根据主导功能及权衡/协同关系将广西边境地区划分为功能协同发展区、功能权衡发展区、生态主导发展区，并提出了具体措施。结论 边境耕地利用多功能应以安全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导向，划分不同管护区并提出优化建议以提升边境耕地多功能复合利用。     

广西边境地区耕地非农化的空间特征与迁移路径

目的 耕地非农化影响1.2亿hm²（18亿亩）耕地保护红线现象引起了政府和学界的高度重视，有效掌握耕地非农化演变空间特征是保护耕地的重要前提。方法 文章以广西边境3个地级市的23个县域地区为研究区，通过构建重心模型、标准差椭圆模型分析刻画1980—2018年耕地非农化速度与方向，并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其空间特征。结果 （1）1980—2018年4个时期内耕地非农化面积呈“N”型波动增长的趋势，其中2010—2018年耕地非农化面积最大，为49 367 hm²；1990—2000年耕地非农化面积最小，为5 270 hm²，耕地非农化面积高值区主要集中在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区域城市中心。（2）耕地非农化速度具有空间非均衡性，标准差椭圆面积往东南方向持续扩张，耕地非农化空间上总体由西北部往东南方向迁移，区域之间的差距逐渐扩大。（3）广西边境地区耕地非农化面积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但集聚优势逐渐下降，“高—高”聚类的空间变化主导了耕地非农化面积的空间自相关关系的格局演变。结论 研究揭示了广西边境地区耕地非农化空间格局演变过程，可为边境地区制定耕地非农化管控机制和优化国土空间结构提供参考。     

贵州省百香果种植适宜性评价

目的 百香果近几年在贵州域内推广种植,因当地整体气候环境条件与其最优生境条件存在较大差异,导致部分地区百香果无法越冬、成熟果实产量和质量较低等问题,因此分析贵州省百香果种植适宜性对其产业化发展具有指导意义。方法 文章将百香果种植适宜性评价体系分为两层：生长适宜层与现状限制层,生长适宜层除了5项常规生长指标（常年均温、最冷月均温等）外,考虑贵州百香果种植低产、质低的问题,引入百香果关键生长期（5—11月、7—8月）的温度作为生长指标之一;现状限制层包括5种不宜种植的土地利用类型和重度石漠化、极度石漠化以及坡度大于25°地区。运用空间叠加、栅格计算以及空间统计等GIS方法得出百香果种植适宜评价结果。结果 （1）评价等级面积：不适宜>次适宜>适宜,面积分别为1 456.096 457万hm²、274.224 849万hm²、31.348 694万hm²,全省无最适宜区分布。（2）次适宜区面积较广,但在黔西和黔中地区分布面积较少;适宜区涉及到25区县,81.71%适宜区集中在南北盘江流域低热河谷区域。（3）以适宜性评价结果为基础,区县为基本单元,根据适宜性程度进行百香果产业发展区划,其中重点5个、一般区11个、分散选育区27个、非推荐种植区45个。（4）可种植百香果贫困区县有22个,占贫困县总数的66.67%。结论 贵州省不适宜大面积种植百香果,33个贫困县中10个贫困县区县可作为百香果产业发展区。     

近20年湖南省耕地开发强度时空分异研究

目的 以县域为研究单元，对湖南省耕地开发强度进行测度，研究近20年来湖南省耕地开发强度时空变化特征。方法 文章运用变异系数、泰尔指数、重心分析、冷热点分析等多种方法揭示1999—2017年湖南省耕地开发强度时空格局演变特征。结果 （1）耕地开发强度总体上呈增长趋势，其区域差异性主要是由组间差异造成，其中湘南片区对组间差异的贡献率最大。（2）湖南省县域强度阶段性特征以上升为主要趋势，耕地开发强度空间分布不平衡，一级区和二级区主要分布于武陵、南岭和罗霄山脉等地势较高山区县域；三级区和四级区集中分布于中部往南北向延伸的地势较为平坦的地带。（3）耕地开发强度重心存在着从东北向西南转移的趋势，空间波动较小。（4）冷热点区域整体呈现出“热点区—次热点区—次冷点区—冷点区”的圈层结构分布形态，空间集聚格局相对稳定。结论 该研究结果为研究区制定区域差别化的耕地开发强度管控政策和农业空间管控决策提供更直观的参考。     

贵州省县域贫困测度及空间格局分析

[目的]区域贫困识别一直是贫困研究中重点关注的课题。文章通过对贵州省县域贫困度进行等级划分以及空间格局特征分析,可为地方政府实施区域扶贫开发的优先顺序提供一定的决策依据。[方法]从自然、社会、经济维度,构建县域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利用SPSS进行因子分析,计算各个县域综合得分,用以测度各县域贫困程度;运用ArcGIS的制图功能,呈现县域贫困度的空间分布格局,借以分析县域贫困度的地域分异规律;运用ArcGIS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划分县域贫困度等级。[结果](1)贵州省66个贫困县中,综合得分最高的威宁县贫困度最大,综合得分最低的铜仁市碧江区贫困度最轻;(2)县域贫困度可划分为极重度贫困、重度贫困、中度贫困、轻度贫困及轻微贫困5个等级;(3)县域贫困度与区域地貌类型具有一定的空间关联,极重度贫困县及重度贫困县大多分布在省际边界地区。[结论]贵州省县域贫困程度差异较大;自然地理环境条件如地貌是贵州县域致贫的重要原因。     

贵州省县域乡村空间发展评价与格局分析

目的 县域在空间地理形态上是城镇与乡村连接点,通过分析贵州省乡村发展的空间格局特征,对统筹贵州省乡村空间发展,因地制宜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方法 文章通过构建贵州省乡村空间分类量化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算其乡村空间发展水平,采用全局Moran''s I指数分析其空间自相关性。结果 从贵州省乡村空间发展水平的Moran象限分布来看,村落保护对乡村空间发展的影响作用在逐渐加强,乡村空间发展的高水平县域聚集在以贵阳为中心的白水河谷地区,该地区资源丰厚,利于集中发展。低值水平区聚集在黔东北的铜仁市和黔东南的黔南州,该地区多为山地和丘陵,城镇化发展水平低,部分县域交通条件较差,乡村贫困化呈现出东部、南部、西部高,中部和北部低的空间分布格局。结论 贵州省县域乡村生产发展水平整体较低,其空间布局呈现较强集聚特征。     

基于县域尺度河西走廊乡村旅游集聚度研究

[目的]通过测度河西走廊乡村旅游产业集聚度及竞争态势,以准确把握河西走廊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现状。[方法]以2012—2016年为时间节点,采用区位熵及产业集聚竞争态模型从县域角度对甘肃省河西走廊地区20个县(区)的乡村旅游产业集聚度进行分析。[结果](1)河西走廊每个县(区)乡村旅游业集聚度和竞争态势具有一定的差异,总体包括优势区、潜力区和劣势区3种;(2)乡村旅游产业属优势区的县(区)占河西走廊县(区)总数量的50%,主要集中在河西走廊中部地区,以张掖市为主的乡村旅游产业优势区逐步形成;(3)乡村旅游产业属潜力区的县(区)占河西走廊县(区)总数量的15%,产业竞争态势不断增强,但仍具有一定不稳定性;(4)乡村旅游产业属劣势区的县(区)占河西走廊县(区)总数量的35%,其中以武威市最多。[结论]河西走廊每个县(区)乡村旅游业集聚度和竞争态势空间分布不均匀,不同县(区)乡村旅游产业集聚度差异明显,以张掖市为主的乡村旅游产业优势区逐步形成,但其他地域乡村旅游产业不稳定性依旧较高,需政府给予关注。     

陕北黄土沟壑区乡村聚落空间聚集度研究

[目的]通过对生态环境较脆弱的陕北黄土沟壑区乡村聚落空间聚集分布特征及规律进行研究,以期对陕北地区完善乡村聚落功能、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全面乡村振兴提供科学合理的参考建议。[方法]文章运用最临近点指数判别其空间分布类型,并运用地理集中指数和地理联系率对其分布均衡程度和地理联系程度进行考量,通过核密度图进一步分析其空间分布指向,在此基础上分析空间集聚分布规律。[结果]陕北黄土沟壑区乡村聚落分布整体趋于集聚分布,且都表现出带状分布特征,主要集中在河谷平原和川台地后缘及坡麓,沿河流分布特征明显。[结论]陕北黄土沟壑区乡村聚落分布包含以米脂县、绥德县、子洲和佳县为主的榆林市密集区和以宝塔区、子长和延长为主的延安市密集区;从陕北黄土沟壑区乡村聚落整体分布来看,北部榆林市乡村聚落密度明显大于南部延安市乡村聚落密度,且形成了绥德县和宝塔区为中心的人口密集区;陕北黄土沟壑区乡村聚落可分为无定河下游地区、以窑洞为主要居住形式的黄土沟壑区和黄土沟壑区与风沙区的交界过度地带3个区域。     

基于旅游资源的农村反贫困空间分布格局研究

[目的]通过研究云南省乌蒙山片区农村反贫困旅游资源的分布情况,分析其空间布局和影响因素,为云南省农村反贫困工作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文章以云南省乌蒙山片区内15个贫困县为研究对象,采用最近邻指数模型、集中度模型和分布密度模型等方法分析该片区农村反贫困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结果]结构类型分析结果表明该片区内旅游类型较为丰富,但旅游扶贫重点村的数目很少,旅游反贫困还处在初级阶段。空间分布类型分析结果从整体上看接近随机分布,但是自然保护区类和乡村旅游示范点呈凝聚型分布。空间均衡度的分析结果表明旅游资源整体分布较集中,具有资源集聚的优势。通过空间分布密度分析,发现该片区北部和西南部的资源分布密度大,密度最大的区域为绥江县和武定县。[结论]云南省乌蒙山片区农村反贫困旅游资源空间分布不均,但具有集聚的优势,应该积极利用资源优势和地理条件,在政策引导下丰富旅游资源的类型,加强各区域之间资源的共享,实现农村反贫困旅游资源在空间格局中的优化。     

粮食主产区县域城镇化与农村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研究——以河南省108个县（县级市）为例

粮食主产区的城镇化与农村协调发展对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着力构建县域城镇化与农村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县域作为研究单元分别对城镇化水平与农村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对选取的各时间截面的县域城镇化水平和农村发展水平的协调发展度进行计算分析。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ESDA),对河南省县域城镇化水平、农村发展水平以及二者的协调发展度分别进行时空格局分析。结果表明:2009~2013年河南省县域城镇化水平、农村发展水平及其协调发展度在空间上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县域城镇化呈现出东北部较高而西北与中东部较低的特征,县域农村发展水平在空间上的集聚态势逐渐降低,二者的协调发展度总体来看,高—高集聚型的县域集中在中北部的一些地级市,低—低集聚型县域个数逐渐减少,并且分布趋于分散;对县域城镇化与协调发展度进行相关分析,发现二者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农村发展与协调发展度之间相关性不明显。最后,根据分析结论,提出了适合各地城镇化与农村发展的建议与对策。     

江西省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及评价

［目的］通过江西省乡村聚落发展及演变现状对其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研究，并从乡村聚落发展优化的角度提出具体建议，对江西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方法］运用GIS102操作平台对江西省乡村聚落空间分布情况以乡村聚落密度、乡村规模以及人口密度进行空间等级划分，通过计算最临近点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和地理联系率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结果］江西省市域和县域内的乡村聚落在乡村规模、人口密度以及聚落分布密度上存在较大差异，分布呈现不均衡的特点，且与经济发展和人口密度在空间上的均衡、配合程度较高。［结论］(1)江西省乡村聚落分布密度在空间上存在较大差异，形成以南昌市为中心，包含宜春市、萍乡市和上饶市大部分县域的北部密集区，主要为北部赣江流域下游平原和鄱阳湖平原地区，抚州市南部和赣州市大部分区域乡村聚落分布密度较小； (2)江西省乡村聚落在空间上整体呈集聚型分布且分布不均衡的特点； (3)其乡村规模较大的聚落多分布在上饶、赣州、九江和宜春等地，反映出江西省丘陵区和山地区的乡村聚落规模较大。     

新疆国家级贫困县扶贫效率的时间演进与空间分异研究

目的 扶贫的效率问题,始终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问题。方法 文章以新疆27个国家级贫困县为研究对象,采用DEA方法,对贫困县扶贫效率的时间演进和空间分异进行深入分析。结果 研究发现：（1）总体上看,新疆27个国家级贫困县的扶贫效率处于中等水平,介于69%~75%。（2）从时间发展演进来看,2014—2018年新疆国家级贫困县扶贫效率呈短期波动、大体增长态势。（3）从空间特征分异来看,疏勒县、察县等9个县属于潜力型;莎车县、英吉沙县等7个县属于朝阳型;洛浦县、巴里坤县等3个县属于黄金型;阿合奇县、阿图什市8个县属于衰退型。（4）从投入产出效率来看,新疆国家级贫困县扶贫投入冗余集中在农业人口规模和农村人均耕地面积;在现有投入水平下,新疆国家级贫困县扶贫效率在人均GDP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产出效益比较低。结论 为提升扶贫效率,针对4种不同效率形态,对精准的扶贫优化策略提出对策建议。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农村贫困现状分析

由于历史及现实等多种原因,黔东南州目前仍是贵州省贫困面最大和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也是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地区。其贫困特征不但表现为总量大,程度深,还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分布区域也极为特殊。笔者对黔东南农村贫困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促进黔东南农村贫困地区发展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