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探析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今天,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学界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而文化融入则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和最终归属点.因此,应该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建立完善政府主导、企业共建、社会参与的文化工作机制,并通过农民工自身的主动诉求和努力,实现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文化待遇,更好更快地融入城市文化生活.     

文化资本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文化资本包括以行为方式、语言风格、品位与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为形式的文化能力型文化资本和以文凭、职业证书等为形式的制度化文化资本.农民工文化资本的缺乏直接制约了其融入城市主体社会,同时,文化资本的缺乏影响其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积累,并导致市民对农民工的文化排斥,进一步阻碍其城市融入.因此,政府和农民工自身都应做出某种努力,提高农民工的文化资本,实现其城市融入,完成市民化过程.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背景下我国城市基层社区文化建设——基于泉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精神文化生活调研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城市的一个特殊群体,长期以来,被人们忽视,成为城市的边缘群体。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没地方倾诉,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也没有开展一些针对他们的活动。文章主要结合调研数据,真实地反映出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生活现状、精神诉求和当前社区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探索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新生代农民工心灵不应孤独

新生代农民工特指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出生的进城务工青年群体.与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农民工相比,他们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更加注重生活质量,更加重视精神文化生活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因此,在加强城市社区治理,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过程中,要高度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需求,让新生代农民工享有更多文化发展成果,接受主流文化的滋养,引导和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     

基于我省农民工文化生活状况的探讨与分析

农民工对农民工文化相关问题的观点和看法反应出当代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现状、精神面貌和需求等情况,对其进行调查和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同类型的农民工对农民工文化涉及到的重要问题的观点有很大差异.本文在对沈阳市产业农民工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根据调查结果对当前产业农民工关心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对技能重要性的看法、今后最大的期望、对企业文化的看法和对农民工权益和工会作用的看法等,进行差异性分析.     

城市文化与农民工心理资本契合过程分析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许多人把对城市文化与农民工心理资本的认识停留在各自的职能领域,并不能真正树立人本主义的思想,更不会认识到农民工心理资本在城市文化建设中的传承和修正作用,导致了城市文化与农民工的实际脱节,不能达到城市建设预期的效果.本文基于对城市文化、农民工心理资本、契合界定及分析,引入城市文化与农民工心理资本的契合影响因素,探讨城市文化与农民工心理资本的契合关系,构建城市文化与农民工心理资本契合过程模型.     

切实维护和保障农民工文化权益

在农民工代际转化,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主体的背景下,他们对文化生活的需求呈现出很多新特点、新情况。与此同时,我们在保障农民工文化权益、开展农民工文化工作方面,也还存在着重视程度不够、系统研究滞后等问题,切实维护和有效保障     

农民工迁移决策的社会文化影响因素探析

调查发现，农民工定居城市的意愿并不十分强烈。这反映出迁移决策影响因素的多样性和层次性。城市较高的收入预期是吸引农民工流入城市的直接动因，但农民工的迁移决策，特别是持久性迁移决策更多地受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和个人特征因素的影响。本文依据对浙江省农民工的调查结果进行分析，揭示了社会文化方面的因素对农民工留城定居的影响，为制定相应政策提供依据。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社会管理及服务问题研究

农民工作为城市建设的前沿力量,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同时亟待解决的还有农民工的社会管理及服务问题,农民工社会管理问题主要表现在就业与培训、劳动付出与劳资、社会保障、社会公共服务以及短期内难以融入城市文化等方面.提高农民工社会管理水平的关键在于创新管理理念、改革与完善社会管理体制、突出社区的功能和地位,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的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制以及构建农民工“温馨和谐的精神家园”.     

农民工家庭化迁移中的社会理性

社会理性是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重要动力机制。本文利用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调查数据,通过构建研究假说并进行实证分析,探讨了影响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社会理性因素。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第一,农民工在务工城市的异性朋友数对其配偶随迁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民工配偶随迁对其子女随迁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家庭化迁移以农民工满足核心家庭成员生理或情感上"失依"的需求为潜在激励的社会理性驱力;第二,农民工在务工城市的亲属规模对其配偶随迁和子女随迁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体现了家庭化迁移以农民工强化亲缘关系支持、构建城市社会网络支点为潜在激励的社会理性驱力;第三,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对其配偶随迁、子女随迁、随迁子女数和在城市就学的随迁子女数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民工配偶随迁对其在城市就学的随迁子女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体现了家庭化迁移以农民工"用脚投票"寻求与城市居民同等身份待遇、摆脱城乡二元体制排斥为潜在激励的社会理性驱力;第四,农民工对家庭团聚需求未满足状况的感知对其配偶随迁与子女随迁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体现了家庭化迁移以农民工缓解家庭伦理规范对其身份"合宜性"压力为潜在激励的社会理性驱力。家庭化迁移中的社会理性逻辑是迁移者"社会人"假定的有力证据,也预示着迁移行为范式由一元经济理性走向以社会理性为突出特征的多元理性。     

农民工分层城市融入的治理模式与措施——基于农民工经济收入分化的标准

农民工内部层级化的出现为政府应对农民工城市化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观察视角,农民工城市融入应以阶层为基础制定分层城市融入的治理对策,最终实现农民工内部各阶层与整体社会结构的有效对接。     

基于未来归属的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困境及应对策略

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面临着严峻的身份认同问题。研究阐述基于未来归属的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问题的内涵及其意义;从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制度困境、文化困境及人际困境等方面阐述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社会过程中所面临的身份认同困境;从制度认同、人际认同及文化认同等层面给出基于未来归属的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可行对策。     

农民工社会保护与市民化研究

促进农民工在城市"落地生根"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命题。本文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构建了社会保护理论分析框架,然后利用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专项调查数据检验了农民工所拥有的社会保护对其在城市中市民化水平的影响。在克服了异方差、多重共线性和内生性等问题的基础上,研究结果显示,和其他因素相比,社会保护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因素;城市社会保护对农民工市民化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村社会保护对农民工市民化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社会保护对弱势群体的市民化作用更为明显;在农民工群体内部,文化程度或者职业地位越低,社会保护对其市民化的作用越明显。农民工市民化进展缓慢的重要症结应该是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保护的缺失,而农村社会保护因素的稳定性和不可替代性又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的回流意愿,或者在城乡之间进行往复式流动便成为部分农民工的理性选择。     

城市文化资本视角下的农民工城市融入

农民工是我国在深化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衍生出的一种特殊群体,构成农民工主要要素有:农村户籍、具有土地承包权、从事非土地生产劳动、生活主要收入来源为工资[1]。"农民工"这种特殊群体主要就是游离农村和城市之间,甚至成为农村和城市的"边缘群体",因此可知农民工很好的融入城市中还面临很大的困难。本文针对农民工在城市融合中面临的困难进行研究,提出农民工难与城市融合的根本要素就是缺失文化资本。因此,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措施为累计文化资本。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问题研析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便是这些特定历史时期所产生的特殊社会阶层中的典型代表。研究阐述了改开新阶段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分层问题及促进社会各阶层有序流动的意义;从政治平权诉求、经济平等诉求和文化认同诉求等方面揭示了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的社会分层问题;给出保障新生代农民工有序参与政治权,维护其合法经济权益和提振其对城市文明的文化认同感等若干对策来促进社会各阶层有序流动和社会公平正义。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社会质量分析:问题聚焦和建设路径——以成渝地区为例

本文以社会质量理论为指导,从"制度—非制度"、"集体—个体"两大维度,梳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主要因素,构建其城市融入的社会质量分析框架,明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因素和主要路径。在此基础上,运用该分析框架对成渝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问题进行分析,发现问题集中体现在公共服务质量较低、人力资源开发不足、身份认同不高三个方面。据此,当前成渝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工作的重点,应当是在逐步完善无差异公共服务供给的基础上,改善其融入条件,开展职业教育、技能培训等人力资源开发,以强化融入能力、提升融入动力,进而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增进他们融入城市的文化归属和身份认同,实现"高质量"的融入。     

农民工融入城市行为分析——基于1632个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本文基于2013年全国东部、中部、西部21个省份的进城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并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群体差异进行OaxacaBlinder分解。研究结果表明,以教育和培训为主要形式的人力资本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健康人力资本是农民工实现低层次融入向高层次融入转变的重要因素。基于"三缘关系网络"形成的初级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基于"市民网络"形成的新型社会资本能显著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心理资本、迁移模式、户籍地等因素也在不同程度上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性别差异和代际差异主要归因于群体内的特征差异,而城市融入的户籍地差异则主要由户籍地歧视性因素所造成。     

泉州百万新一代农民工“有位”且“有为”

福建省泉州市的农民工主要是新一代“80后”农民工，为让百万“新泉州人”真正融入城市，泉州市总工会注重文化维权，突出文化关爱，着力提升农民工文化素质，帮助农民工逐步实现“三大转变”，从而使百万新一代农民工实现“有位”“有为”。     

三部门：保障农民工享有同等文化权益

为进一步保障农民工基本文化权益，丰富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文化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近日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民工文化工作的意见》明确：到2015年，我国将形成相对完善的“政府主导、企业共建、社会参与”的农民工文化工作机制，建立相对稳定的农民工文化经费保障机制，农民工文化服务将切实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农民工的旅游需求及其实现

理解、关注、把握并满足农民工群体的旅游需求,让每个农民工有尊严地参与旅游,是我国旅游业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检验社会公平正义的一个重要视角。该文以分析农民工旅游的主要特征为研究起点,发现农民工群体的旅游诉求具有极大的成长性,而现实与需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为了分析原因,寻求对策,本文从经济、时间、空间、行业和环境等多维度透析影响农民工旅游出行的内在因素,在剖析这些因素的基础上,探索并形成了农民工旅游实现的结构图,得出了释放农民工旅游动力的途径在于构建"四位一体"的驱动机制:以构建社会服务体系为保障,以增加农民工货币性收入为基础,以加大旅游供给力、提升旅游产品的指向性为核心,以提高农民工的文化素养,激发旅游文化需求为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