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健全“三治合一”善治体系

正"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体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回答了基层治理重心下移进程中"乡村治理什么、如何治理"的问题,契合了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生态系统,激活了乡村治理的机制融合力和有效创造力。一要坚持自治为本,以自治增活力。着重从健全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入手,尊重民意、因地制宜,不断提升基层民主实践的效率效能,完善议事决策主体和程序,落实群众知情     

探路乡村治理

<正>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是国家有效治理的基石,也是我国社会建设的基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要求。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完善乡村治理机制,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近年来,各地因地制宜探索乡村治理的方法和路径,涌现了一批实     

乡村治理的理论创新及其实践探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研讨会综述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加强农村基层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为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实现"治理有效"的发展目标,2018年10月27-28日,《中国农村经济》杂志社、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省乡村治理与社会建设协同创新研究中心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联合主办了"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云南大学、重庆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国家行政学院、甘肃省委党校等40多个高校与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100余人参加了会议。与会人员就如何推进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完善乡村治理体系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以下对与会专家的主要观点进行简要综述。     

村治中乡村精英的作用及面临的困境研究

本文首先对乡村精英类别进行划分,进一步对乡村精英在村治中发挥的作用及面临的困境展开讨论。结果表明,乡村精英从形式上可划分为五类,从结构上可归纳为三类;乡村精英在村治中能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和完善乡村治理体系,但面临许多困境,倡导建立乡村治理现代化智库、发挥不同乡村精英组合治村的作用、创造并优化乡村精英的聘用机制。     

机制健全 服务高效 监督有效——横沙乡积极创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镇

正为深入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横沙乡党委认真贯彻落实市农业农村委部署要求和《崇明区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示范点示范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年)》文件精神,紧紧围绕"乡村治理工作机制健全,基层管理服务便捷高效,农村公共事务监督有效,乡村社会治理成效明显"四个方面要求,结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议的意见》,因地制宜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积极创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镇。     

乡村振兴视野下乡村"三治合一"治理体系建设的逻辑思路

乡村振兴战略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在振兴乡村的过程中,我们要构建与农村社会环境相适应的农村社会治理体系。"三治合一"强调自治、法治、德治的有机结合,强调构建多元化的乡村治理模式。鉴于当前我国乡村治理中面临的乡村治理单一化自治组织行政化严重,乡村治理与农民矛盾日益激化等问题,应借助乡村振兴的契机,通过构建"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形成多方共同参与的合作共治局面。     

道德“红黑榜”与“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健全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需要分析自治、法治、德治之间的相互关系,而理论分析也需要紧密结合当前的乡村治理实践。道德"红黑榜"即是当前某些乡村地区出现的新型乡村治理措施,并且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道德"红黑榜"既重视弘扬孝老爱亲、重义守信、勤俭持家等传统美德标准,同时又增加了脱贫扶志等契合时代需要的新标准。在评选程序方面,道德"红黑榜"坚持村民自治,注重强调公开、公正、公平,坚持奖惩教育相结合,从而激发乡村内生自治活力。同时,乡村社会法治建设为道德"红黑榜"提供了相应的法治保障。道德"红黑榜"在不同层面发挥了积极的德治功能、自治功能、法治功能,有利于"三治结合"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健全。     

经济精英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的影响机制及条件——一个多案例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批懂经营、善管理的经济精英参与村庄治理,发挥示范、引领与带动作用,很多地方形成"富人治村"的乡村治理模式。本文采用多案例分析揭示经济精英参与影响乡村治理绩效的作用机制及条件。经济精英由政治、经济和社会动机驱使采取体制内或体制外参与方式影响乡村治理绩效,其效果依赖于主体素质、村民自治制度及信任关系等条件。本研究可以拓展精英参与村庄治理的理论研究,并为促进经济精英积极参与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实现有效治理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乡村治理的路径论析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社会的问题日益突出。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的新时期,乡村社会治理也面临着从传统村组管理向现代社区治理的转变。当前我国乡村治理主要面临两大困境:内部治理主体的缺失和治理体制的落后性。"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乡村治理转型提供了有利契机,乡村应该紧紧抓住优质社会资源输入不断增加的优势,通过激发乡村社会内生力量,创新治理的体制机制,增强基层组织治理权威等途径来提升乡村治理的有效性,推动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     

中央一号文件系列解读之七 完善乡村治理机制 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正>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对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提出了明确要求。中央这一系列部署,对于加强乡村治理、维护农村稳定、促进农村发展、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充分认识完善乡村治理机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推进执法权向乡镇延伸 促进乡村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

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之治"开始扬帆起航。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和关键。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相比,     

完善乡村治理机制 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正>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对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提出了明确要求。中央这一系列部署,对于加强乡村治理、维护农村稳定、促进农村发展、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一、充分认识完善乡村治理机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保护养育乡村精英的土壤

<正>乡村精英的流失瓦解了内生乡村治理机制。乡村治理中的民主协商机制包括两个层次的内涵:一是公众参与,主要是引导鼓励所有农民表达不同意见;二是形成决议并执行。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在千家万户分散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绝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决议并执行。这个过程必须有乡村精英参与才能够完成。乡村精英流失之后,农民分散意见不能达成统一,造成治理失效。如何再造乡村精英群体是当前推动基层治理的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保护养育乡村精英的土     

以完善乡村内部审计改进乡村治理问题研究

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下,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村民自治在运行中出现的公款挪用、账目不清、私吞侵占等财务问题,成为影响乡村发展的重要社会治理问题,影响到乡村善治及其公平正义社会秩序的维护。乡村治理中村民自治组织诸多财务问题的出现与其内部审计机制不健全相关。因而,欲改进乡村治理就必须完善乡村内部审计。     

乡村治理法治化现状分析及实现路径

乡村治理法治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环节,而且乡村因其自身社会结构的变动和发展需要,亟须法治保障。同时,乡村法治化也面临着治理主体断层,机制不健全以及法治土壤不成熟的困境。倡导多元化治理机制,强化法治制度保障,优化法治环境并改善治理主体机制才能达成良法善治的目标。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民自治的推进路径探析

"有效治理"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具体要求,必须依靠健全的乡村民主治理体系予以支撑,因而村民自治是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也反映出国家的整体治理水平。但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经济结构已然发生了重大变革,诸多基础性社会问题的出现制约了村民自治作用的发挥,因而需要准确审视农村基层治理中存在的"陈病旧疾"和新生问题,并探索"良善之治"以契合乡村振兴战略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乡村治理发展的路径与趋向

本文从历史的视角,以乡村治理机制及其内在逻辑的变迁为核心,分析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治理的发展路径及其依赖性特征,探讨中国乡村治理的发展趋向。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乡村治理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四个阶段",即以改革开放为分界点划分为两个时期,按照乡村治理机制的变迁,可以划分为乡镇自治、人民公社制、乡政村治和乡村共治四个阶段。70年来中国乡村治理发展路径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性,表现为乡村治理体制结构的行政化和集权化、乡村治理思维的城乡分治、乡村治理主体的精英化和乡村治理方式的技术化。未来乡村治理现代化将以构建党领导下的"三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和开放的多元化治理格局为主要方向,实现乡村善治。     

乡村政策动员中的“权力——技术”及其影响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乡镇政权对村干部的政策动员,开始由激励机制、压力机制转向责任机制。乡镇政府面对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现实,渐次倚重对制度性资源的技术化调配,塑造乡村"责任共同体"关系,推进政策落地。乡村政策动员中体制性吸纳、组织化协调、技术性约束和伦理化调适等权力—技术支配机制,虽可借助组织内责任关联纽带提高政策动员与执行效率,但该"权力的技术支配网络"同时也容易带来乡村治理的悬浮化、去政治化与泛政治化等"行政消解治理"问题。由此,乡村政策动员应警惕过于强化制度的工具性价值,重新发掘其治理内涵与社会价值,实现乡村治理"治术"与"治道"的平衡。     

乡村振兴视阈下乡村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着眼新的历史方位,原有的乡村治理体系在解决乡村问题时已不能满足新时代发展的需求。乡村治理机制不完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不到位、乡村文化教育问题突出等,势必会对乡村治理造成滞后性影响,成为乡村治理进程中的绊脚石。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完善乡村治理格局,应通过建构乡村社会治理多重机制、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重视乡村精神文化建设等有效措施,以此为基础探索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出路。     

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的实现路径考察——基于浙北荻港村的个案研究

探寻有效的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既是保障村民群众合法生态权益的现实需要,也是乡村振兴战略之生态宜居目标实现的客观要求。本研究通过对浙北荻港村环境治理的案例考察发现,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的实现机制是以广泛的社会资本为基础,以农村精英为组织领导核心,以健全内部运行机制为支撑,以环境公共服务体系改善为关键,以多元组织力量发挥为保障。尽管如此,在治理过程中依然面临着如何平衡"公民参与"与"政府主导"之间的张力、如何实现"地方知识"与"专业知识"之间的融合、如何增强"外部支持"与"内生力量"之间的互动、如何平衡"生产规模"与"环境破坏"之间的矛盾。未来需要从治理理念、治理体制、治理方式以及治理机制四方面来总结提升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绩效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