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县域乡村性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 分析重庆市县域乡村性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对深入理解重庆市城乡关系及其互动过程,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以重庆市32个县（区）为研究对象,运用ESDA空间统计方法、多元线性回归和地理探测分析方法,探讨2000年以来重庆市县域乡村性的空间分异格局及其格局形成的影响因素。结果 （1）2000年以来,重庆市县域乡村性逐渐减弱,主城都市区乡村性较弱、渝东北和渝东南乡村性较强的整体格局稳定,巫溪县、城口县、彭水县、酉阳县等渝东北和渝东南的县（区）的乡村性较强。（2）重庆市县域乡村性的空间集聚和空间极化效应明显,在多种作用力的交互影响下,呈现出重庆市域的多圈层结构和区域性的双圈层结构。（3）自然力和区位力形成了重庆市县域乡村性分异的基础地理格局,市场力和行政力对这种格局进行调整、优化,在4种力及其交互作用下,形成了重庆市县域乡村性的空间分异格局。结论 结合重庆市实际情况探索了乡村性的空间分异格局及其影响因素,为乡村振兴潜力区域发展提供建议。     

西南地区水贫困测度和空间格局分析以重庆市为例

目的 通过对重庆市的水贫困进行测度和空间格局分析，为解决西南地区水贫困及水资源短缺问题找到了新的途径和思路。方法 文章采用主客观综合赋权法，从资源、设施、能力、使用和环境五方面确定22个指标构建重庆市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对重庆市水贫困进行测度，并利用GIS软件，依据自然断裂点法，对重庆市的水贫困进行空间格局分析，将其划分为高水贫困区、较高水贫困区、中水贫困区、较低水贫困区、低水贫困区5个差异区域，同时利用GeoDa软件对水贫困测度结果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 （1）重庆市水贫困资源系统和使用系统指数等级偏高区域主要分布在渝东北、渝西和主城等经济相对较为发达、人口密集的区县，设施系统和能力系统指数等级偏高区域主要分布在渝东北和渝东南等社会经济水平较低的地区，环境系统指数等级偏高区域主要分布在经济水平相对较高且农业较为发达的地区。（2）重庆市水贫困分布呈两头小中间大的“椭球状”结构，高水贫困区、较低水贫困区、低水贫困区占比较少，较高水贫困区、中水贫困区占比较多。不同的水贫困区存在不同的问题和成因，需根据不同水贫困特征采取不同的解决措施，综合治理重庆市的水贫困问题。（3）重庆市水贫困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低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主城的渝中区、江北区、南岸区、巴南区和沙坪坝区，低值区分布较集中，高值区分布较零散，无高高集聚区。结论 重庆市水贫困空间分布差异明显，不同的水贫困区存在不同的问题和成因，可从以分别对各区域水贫困进行治理。     

基于“三生”功能的我国农村人居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协调度评价与优化

目的 立足乡村振兴战略关于“生态宜居”的总要求，基于“三生”功能界定农村人居环境内涵，构建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探索农村人居环境与区域经济的内在协调机制及其时空演变规律，对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及其与区域经济发展协调程度进行定量分析，为政府部门高水平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构建城乡协调发展格局提供决策依据。方法 文章运用熵权TOPSIS模型测算2011—2019年我国30省（市、区）农村人居环境质量与区域经济发展指数，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二者协调发展程度。结果 2011—2019年我国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呈现逐步改善趋势，但总体水平仍然不高、优化空间很大；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地区间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农村人居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协调程度普遍较低。结论 根据量化分析结果将30省（区、市）划分为经济超前型、趋于同步型、经济制约型和低质协调型4大类型，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策略。     

安徽省县域乡村“三生”功能及耦合协调时空格局分析

目的 通过探索乡村地域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功能的交互关系和演化规律,为安徽省乡村空间功能优化、乡村发展活力提升、乡村生态环境改善建设提供参考。方法 文章基于乡村“三生”功能测度指标体系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1997—2017年安徽省县域乡村“三生”功能的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度,并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揭示了乡村“三生”功能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演化特征。结果 （1）研究期间,安徽省乡村“三生”功能发展水平空间差异缩小,乡村发展水平趋向均衡,其中生活功能对乡村发展起到主导作用。（2）安徽省乡村“三生”功能耦合度整体较高,以高耦合和良性共振耦合为主,空间上呈现西高东低的特征。（3）安徽省乡村“三生”功能耦合协调水平主要表现为基本协调,呈北低南高和片状分布的特征,区域间差异逐渐缩小,且空间正相关关系增强,低值聚集区由皖中向皖北地区转移。结论 目前安徽省乡村“三生”功能整体水平较低,耦合协调度有待提高,未来需进一步提高乡村“三生”功能以支撑乡村转型和振兴发展。     

贵州省县域乡村空间发展评价与格局分析

目的 县域在空间地理形态上是城镇与乡村连接点,通过分析贵州省乡村发展的空间格局特征,对统筹贵州省乡村空间发展,因地制宜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方法 文章通过构建贵州省乡村空间分类量化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算其乡村空间发展水平,采用全局Moran''s I指数分析其空间自相关性。结果 从贵州省乡村空间发展水平的Moran象限分布来看,村落保护对乡村空间发展的影响作用在逐渐加强,乡村空间发展的高水平县域聚集在以贵阳为中心的白水河谷地区,该地区资源丰厚,利于集中发展。低值水平区聚集在黔东北的铜仁市和黔东南的黔南州,该地区多为山地和丘陵,城镇化发展水平低,部分县域交通条件较差,乡村贫困化呈现出东部、南部、西部高,中部和北部低的空间分布格局。结论 贵州省县域乡村生产发展水平整体较低,其空间布局呈现较强集聚特征。     

湖北省乡村人—地—业时空耦合的状态与动态特征

目的 构建乡村人—地—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定量分析2009—2017年湖北省乡村人—地—业发展时空耦合特征,探讨其发展状态耦合的分异特征和时空动态耦合的类型规律。方法 文章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2009年和2017年湖北省县域乡村人—地—业状态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运用动态耦合度模型识别湖北省县域乡村人—地—业动态耦合类型。结果 2009年和2017年湖北省乡村地区人—地—业发展状态耦合度较高,呈现出“一圈一轴两片”的空间格局;湖北省乡村人—地—业整体处于初级协调状态,2009—2017年呈现出由勉强和初级协调向初级和中级协调转变发展的趋势;湖北省乡村人—地—业时空动态耦合水平整体明显低于状态耦合水平,其耦合关系可划分为人地业正向发展型、单系统发展滞后型、单系统发展引领型和人地业负向发展型4种类型,整体以单系统发展引领型和滞后型为主。结论 研究有助于把握乡村人—地—业发展的时空逻辑关系,能够为区域乡村振兴分类施策提供重要的决策支持。     

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评价及空间格局分析

目的 基于“三生”空间视角评价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水平并分析其空间格局特征，对制定差异化的乡村发展定位及实现乡村人居环境优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方法 文章构建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从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三大维度系统评价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并基于全局Moran''s I 指数分析其乡村人居环境的空间格局特征。结果 （1）建模评价发现，2018年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整体水平空间分布高值区主要集中在皖中、皖南地区，低值区主要集中在皖北地区。其中，乡村生产发展水平空间分布高值区主要集中在合肥、马鞍山、滁州，低值区主要集中在淮北、阜阳、亳州、六安、安庆；乡村生活保障水平空间分布高值区主要集中在“合芜马”皖江经济带，低值区主要集中在阜阳、六安；乡村生态环境水平的空间分布高值区主要集中在黄山、宣城及“合芜马”，低值区主要集中在六安、阜阳、宿州。（2）空间格局分析发现，乡村人均环境水平的全局Moran''s I为0.462 5。其中，合肥、马鞍山、芜湖为高水平聚类区（HH），阜阳、亳州、淮北、宿州为低水平聚类区（LL）。结论 （1）2018年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水平存在较大空间分异，呈现“中部与南部偏高、北部偏低”的特征；（2）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水平呈正的空间自相关，其中生态环境水平与生活保障水平互为关联，两者空间分布特征也较为吻合。     

贵州省县域农村贫困度时空变化分析

目的 农村贫困程度的变化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动态、客观地监测农村贫困的时空变化对国家扶贫工作十分重要。方法 文章利用DOSP/OLS夜光数据集构建的平均灯光指数ALI（Average light index，ALI）与社会经济数据构建的综合贫困指数IPI（Integrated Poerty Index，IPI）建立关系，进而估算2003—2018年贵州省县（区）域间综合贫困指数，分析农村贫困的时空格局演变。结果 （1）ALI与IPI建立模型估算的IPI与真实的IPI拟合程度较好，R²超过了0.86，具有一定的准确性和科学性；（2）贵州省各县（区）域IPI指数的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在2003—2018年两者都有所增长，增长幅度分别为19.21%和2.38%，表明农村贫困度差异在逐渐增大。但贫困程度极高的县（区）域呈下降趋势，由2003年的65个减少到2018年的37个；（3）标准差椭圆分析表明贵州农村贫困程度整体呈现“东北—西南”的空间分布格局，椭圆覆盖面积和贫困化重心变化不大；（4）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显示，贵州各县（区）域农村贫困程度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并存在较强的空间聚集现象；（5）由空间变差函数分析可知，贵州农村的贫困程度表现出较强烈的空间关联性和组织性，贫困程度的结构空间分异引起的贫困程度空间关联作用范围呈缩小的趋势，且由随机性因素引起的空间异质性呈下降趋势。结论 夜间灯光遥感能一定程度上反映贵州的县（区）域农村贫困化程度，能够较客观地反映贫困变化。2003—2018年贵州省农村贫困程度高的区域持续减少，减贫效果显著。     

粮食安全视域下黄河流域农业生态经济耦合协调发展及驱动机制研究

目的 黄河流域构成中国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农业经济开发的重点地区，研究其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性，对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促进黄河流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方法 文章以黄河流域60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灰色关联度模型定量分析了农业生态系统与农业经济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耦合协调度及其驱动机制。结果 2008—2020年黄河流域农业生态系统、农业经济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均值呈上升变化态势，两者的对比关系由“经济滞后型”演变为“生态滞后型”。耦合协调水平总体随时间增长，由轻度失调转为濒临失调，空间上表现为下游>中游>上游的分布格局。驱动因素的作用强度按农业现代化水平、城镇化水平、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区域本底条件、人类活动强度、政策管理决策的次序递减，并共同推动生成了驱动机制。结论 黄河流域农业生态经济的耦合协调程度仍有待提升，今后将针对典型地区的具体情况对农业生态经济耦合协调的内在机制、实现路径开展研究。     

甘肃省现代农业与县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

［目的］通过测度甘肃省各县域现代农业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发展度，分析两者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其时空耦合协同关系，为促进区域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决策依据。［方法］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等方法考察2002—2016年甘肃省现代农业与县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结果］2002—2016年甘肃省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均值分别为0238 6、0243 6和0243 7，标准差分别为0118 6、0121 2和0114 7； 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均值分别为0152 9、0124 4和0243 7，标准差分别为0185 1、0142 9和0144 6。现代农业与县域经济协调发展度均值分别为0335 9、0316 0和0353 6，标准差分别为0168 3、0158 5和0141 1； 县域尺度的协调发展度平均值介于0316 0~0353 6，河西地区的波动幅度大于陇东、陇南地区。2002年、2008年、2016年3个年份的协调发展度Global Moran′s I值均为正值，全局冷热点区和局部冷热点区同步变动程度不大。［结论］甘肃省现代农业发展水平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均呈现“西北—东南”阶梯式降低特征，且时空分异明显，河西地区现代农业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优势明显，陇东、陇南地区水平最小。甘肃省现代农业与县域经济的协调程度整体水平不高，协调发展度时空分异显著，基本形成了以河西地区高水平的集聚区和陇南地区的低水平集聚区，陇东地区零星分布有较高水平县域单元； 协调发展成长空间呈现与协调发展度相反的分布格局，协调发展度越高的县域其协调度成长幅度却小； 协调发展度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性，冷热点分布呈现出北热南冷的空间发展格局，热点区空间结构复杂，辐射范围大致呈现沿河西走廊的条带状分布，冷点区空间分布呈现圈层扩散过程，主要呈现以陇南为中心向周边县域扩散的团块状分布。     

基于精准扶贫的重庆市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及空间分布格局研究

［目的］发展乡村旅游是推进农村扶贫开发的一项重要措施，在精准扶贫背景下，研究乡村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格局，以期为贫困地区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理论参考，也将有利于充分发挥乡村旅游在精准扶贫中的重要作用。［方法］以重庆市14个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为研究区域，系统分析该地区乡村旅游资源的发展模式，采用平均最邻近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和平均分布密度，探究境内194个乡村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格局。［结果］（1）重庆市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中，发展模式主要有高科技农业园、农家乐、乡村自然景观和乡村人文景观，其中农家乐是数目最多的类型。（2）各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中ANN值均小于1，说明这些地区乡村旅游资源均呈集聚分布。（3）各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中乡村旅游资源分布密度差异较大，其中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平均分布密度最高，为6115个/万km2，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平均分布密度最低，仅为2709个/万km2。［结论］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中乡村旅游资源数目还比较少，各地之间存在差异，今后应从发挥产业集聚效应、不断开拓发展模式、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     

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耦合性分析

［目的］基于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发展现状，从两者的耦合发展角度对其耦合性进行研究，旨在为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的协调发展提供合理的参考建议。［方法］以乡村旅游发展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上体现的价值与精准扶贫在乡村经济发展、乡村社会发展和乡村生活环境改善上的成果组成耦合系统，通过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其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结果］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耦合度在03~07之间，处于中等耦合阶段，其中2010—2011年为低度耦合协调水平， 2012—2014年为中度耦合协调水平， 2015—2016年为高度耦合协调水平，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趋势。［结论］合理开发乡村旅游资源使其与精准扶贫在全面小康建设中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全面促进乡村旅游发展，实现旅游扶贫最佳效果，达到高度耦合阶段的关键； 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发展具有良好的协同效应，但两者均未达到成熟阶段，应重视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农村文化开发等影响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耦合发展的重要因素。     

鲁南贫困地区识别与乡村旅游发展潜力研究

[目的]旅游扶贫已成为乡村脱贫攻坚的重要方式之一,旅游扶贫的可行性探讨是开展扶贫工作的前提。[方法]在识别鲁南贫困区域并测度该地乡村旅游发展潜力的基础上,评价该地区乡村旅游扶贫的可行性;构建贫困指数识别该区域的贫困状况;运用离差最大化决策法对鲁南乡村旅游发展潜力进行比较排序,并分析鲁南不同县区乡村旅游发展潜力的空间分布特征;运用IPA方法分析鲁南贫困县区开展乡村旅游扶贫工作的可行性。[结果]鲁南绝大部分县区贫困指数较高,贫困程度较深;各县区乡村旅游发展潜力水平差异较大,分布不均;利用贫困指数与潜力指数将鲁南县区划分为高贫困—高潜力、低贫困—高潜力、高贫困—低潜力及低贫困—低潜力4种类型,其中山亭区、蒙阴县、沂南县、泗水县等地区的乡村旅游发展潜力较高,乡村旅游扶贫的可行性相对较好,其他县区发展乡村旅游扶贫可行性相对较低。[结论]鲁南各县区进行乡村旅游扶贫时需正确认识区域内乡村旅游发展的客观条件,充分发挥优势资源条件实现脱贫,旅游扶贫可行性较低的区域应积极探索其他的扶贫方式,切勿盲目发展乡村旅游。     

新疆国家级贫困县扶贫效率的时间演进与空间分异研究

目的 扶贫的效率问题,始终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问题。方法 文章以新疆27个国家级贫困县为研究对象,采用DEA方法,对贫困县扶贫效率的时间演进和空间分异进行深入分析。结果 研究发现：（1）总体上看,新疆27个国家级贫困县的扶贫效率处于中等水平,介于69%~75%。（2）从时间发展演进来看,2014—2018年新疆国家级贫困县扶贫效率呈短期波动、大体增长态势。（3）从空间特征分异来看,疏勒县、察县等9个县属于潜力型;莎车县、英吉沙县等7个县属于朝阳型;洛浦县、巴里坤县等3个县属于黄金型;阿合奇县、阿图什市8个县属于衰退型。（4）从投入产出效率来看,新疆国家级贫困县扶贫投入冗余集中在农业人口规模和农村人均耕地面积;在现有投入水平下,新疆国家级贫困县扶贫效率在人均GDP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产出效益比较低。结论 为提升扶贫效率,针对4种不同效率形态,对精准的扶贫优化策略提出对策建议。     

河北连片特困区脆弱生态环境与贫困耦合关系演变及预测模拟

［目的］开展连片特困区脆弱生态环境和贫困耦合关系的演变及预测模拟研究，为研究区统筹扶贫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政策依据。［方法］通过构建生态环境和贫困评价体系，运用系统耦合模型和GM（1，1）预测模型，对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研究区脆弱生态环境与贫困耦合关系演变进行了分析，并对2020年、2025年、2030年、2035年、2040年研究区两系统耦合关系进行了预测模拟。［结果］（1）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河北连片特困区贫困度指数呈下降趋势，由0902下降到0761，生态环境脆弱性指数略有下降，由0438下降到0412。（2）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河北连片特困区贫困和生态环境耦合类型由拮抗时期过渡到磨合阶段，协调类型由轻度失调型转变为濒临衰退型。低水平耦合县主要分布集中在太行山北部山区，耦合协调度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分布特征，北部燕山山区和南部太行山山区各县耦合协调度普遍较高。（3）2020年、2025年、2030年、2035年、2040年研究区域生态环境脆弱性指数和贫困度指数都在降低，两者的耦合度在不断提高，耦合类型处于磨合阶段，接近于高水平耦合，耦合协调度在不断降低，协调类型由濒临衰退型过渡到勉强协调型。［结论］快速提高片区经济发展水平是片区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     

重庆市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目的]通过对重庆市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经济协调发展关系进行研究,从区域差异角度进行分析,旨在为城乡统筹发展提供合理的参考建议。[方法]文章运用锡尔指数对重庆市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进行测度,并运用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从两者的目标效益出发,对重庆市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经济的空间协调关系进行探讨。[结果]重庆市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其中城市发展新区的潼南、合川、永川、江津、纂江、涪陵以及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开州和万州等区县属于农业经济高水平区域;从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布来看,都市功能区和城市发展新区的大部分区县属于较高水平及以上,而渝东北和渝东南除万州区和黔江区外,均处于较低水平以下。[结论]区域间差异对重庆市农业经济的总体差异影响较大,是全市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各功能区间的要素流动、交通改善、区域合作等原因促使其区域内差异的缩小,而区域间的地理条件、经济水平、资源禀赋的差异依然是农业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发展各功能区的特色农业经济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助推剂,可有效促进两者的协调发展;重庆市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经济协调发展程度还未达到高水平耦合阶段,但其协调程度在不断提升;基于区域差异来源分析,重庆市应结合各功能区的区域特色和功能定位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经济。     

基于二元Logistic模型的贫困山区农村土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研究*——源于河北省贫困山区县的调研样本

[目的]农村土地流转是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尤其对于山区的脱贫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贫困山区农地流转过程中还存在农户流转意愿和流转行为不匹配、对土地流转政策理解不到位等突出问题,迫切需要针对贫困山区农村土地流转展开相关深入分析。[方法]文章基于河北省贫困山区县的调研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农户自身情况、农户家庭情况、农户对土地政策认知、农户对土地流转期望等方面建立指标体系,实证分析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并利用交叉分析判断流转意愿和流转行为的匹配情况。[结果]贫困山区农村土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较为复杂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依据显著性水平将其影响因素分为3个层次,即外围、较强和显著性。[结论]建议通过重点完善贫困山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培育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做好信息服务定位;深化土地相关政策的宣传和解释;拓展农村土地流转纠纷调解渠道,丰富调节形式等举措促进贫困山区农村土地流转,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乡村旅游扶贫模式创新与策略深化

我国贫困乡村旅游资源丰富、人力充沛,全国一半以上贫困乡村都具备发展乡村旅游的条件,旅游扶贫是行之有效的科学路径。文章总结了旅游扶贫具有贫困人口参与面广、扶贫效果快、返贫率低、防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的突出优势和特点,并根据党中央"三位一体"扶贫格局,在梳理各地扶贫经验和模式的基础上,阐述了旅游扶贫是贫困乡村产业化扶贫的最佳路径和中坚力量,提出了乡村旅游扶贫要强化战略引导,创新机制体制,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带动促进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该文还重点分析了重庆市乡村旅游扶贫的"旅游+片区开发、旅游+N(农业、文体、商贸等)"模式,认为重庆市实施政府主导、政策引领,因地制宜、多元发展,整合资源、立体扶贫,创新机制、多样带动的乡村旅游扶贫成功经验值得推广、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