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分化、农地流转与规模化经营

农业规模化经营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方向,农地流转是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前提条件,农户分化对农户农地流转及规模决策的影响不容忽视。本文基于中国4省农户调查数据,采用Heckman选择模型,分析了农户分化对农户农地转入决策及农地转入规模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户分化程度显著影响农户农地转入决策及转入规模。其中,农户水平分化程度对农户农地转入决策和转入规模均有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垂直分化程度对农户农地转入决策及流转规模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农业劳动力年龄对农户农地流转决策及流转规模有显著负向影响;农业合作组织对农地转入规模有显著正向影响;农地资源禀赋与农户农地转入参与行为呈现"马太效应"。在此基础上,提出通过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和社会化服务水平来弥补农户分化对农业规模经营不利影响等政策建议。     

农地整合确权对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的影响评估——基于农地流转的中介效应

基于广东省阳山县和新丰县1006户农户调查数据,以农地流转作为中介,在消除内生性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农地整合确权对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的影响。研究发现:整合确权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农地转入行为;农地转入在农地整合确权影响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的路径关系中具有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21.3%;农地转出对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有显著负向影响,但在农地整合确权影响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的路径关系中不具有中介效应;农地转入中介效应的作用机制是,农地转入为农地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分工程度,增加了农内就业创业机会,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由此得出,在农地产权界定实践中,应鼓励土地向种田能手流转,支持有条件地区实施土地置换整合,降低土地细碎化程度,加快培育农业社会服务市场,为农业社会化服务领域的创业提供良好环境,以实现促进农地流转和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的双重政策效应,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新思路。     

农地规模经营对地理标志农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陕西省和山东省6个县的调查

研究目的:以规模经济理论为基础,基于陕西省和山东省6个县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农地规模经营对地理标志农业发展的影响。研究方法:问卷调查法和结构方程模型。研究结果:(1)农地规模经营意愿、农地规模经营政策对地理标志农业发展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地标准化生产存在中介效应;(2)农户扩大农地经营面积意愿越强、延长农地流转期限意愿越强、低效农地转出意愿越强、劳动力转移意愿越强,越有利于地理标志农业发展;(3)政府农地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越大、农户对农地政策越了解、农业机械和技术劳动力投入力度越大、化肥和农药减量投入越有效,越有利于地理标志农业发展。研究结论:应加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使其成为地理标志农业建设的核心力量,实现农地规模化和标准化的共同发展。     

农地细碎化对农户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研究

研究目的:分析农地细碎化对农户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研究方法:成本—收益理论,排序概率选择模型。研究结果:(1)农地细碎化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降低单位面积农业生产收益,对农户农地最优经营规模产生负向影响;(2)农地细碎化对农户转入意愿产生负向影响,使农地流转市场的需求量减少;(3)农地细碎化对农户转出意愿虽有一定的正向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使农地流转市场的供给量增加,但农户转出意愿主要受非农就业影响。研究结论:为活跃农地流转市场,应采取农地整治等措施降低细碎化程度,鼓励新型农业经营组织转入农地,形成适度规模经营的农业生产格局,增加农地流转市场的需求量;此外,应深化城市经济社会体制改革,提供更多更好的非农就业岗位,以吸引农民市民化,使更多的农民愿意转出农地,增加农地流转市场的供给量。     

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土地规模经营的影响——基于农户土地转入视角的实证分析

为了深入分析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土地规模经营的影响,考察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否有效缓解土地规模经营面临的约束,本文首先构建了考虑农业社会化服务要素及土地要素的农户生产模型,通过理论分析发现增加农业社会化服务要素投入,将促进农户增加土地要素投入,即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土地规模经营有正向影响。其次,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数据,考虑到农户购买农业社会化服务和转入土地的不同生产经营决策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内生性问题,建立似不相关Biprobit联立模型,实证检验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农户土地规模经营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农户土地转入决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缓解农户的劳动力、技术等资源禀赋约束,农业社会化服务促进了土地规模经营的发展,因此应进一步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以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现代化。     

村庄产业融合对农地再配置的影响——来自江苏省的微观证据

本文基于推拉理论剖析了村庄产业融合对农地再配置的影响，并利用2021年中国土地经济调查的微观数据，采用Tobit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村庄产业融合对农地再配置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总体上看，村庄产业融合对农户退出农地经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并未促进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扩大农地转入规模；村庄产业融合促进了农地从低生产效率农户流入高生产效率农户；农地细碎化程度和生产性固定资产规模均在村庄产业融合对农地转入情况的影响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地方组织干预强化了村庄产业融合对农户退出农地经营的促进作用，弱化了村庄产业融合对农户扩大农地转入规模的促进作用。因此，在产业融合进程中，应高度重视外来资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在转入农地方面的重要作用，适时引入地方组织干预，重点关注如何保障农地细碎化程度较高和生产性固定资产规模较大的农户进行规模经营，从而实现农地优化配置。     

地域分异与农户分化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

[目的]多视角深入研究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因素,是破解农地流转瓶颈和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现实途径。[方法]文章基于地域分异与农户分化的双重视角,在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的基础上,利用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并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地域分异与农户分化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结果](1)农户参与农地转出有一定广度,但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却缺乏深度,主要表现在农地全部转出的农户率低和农地面积转出率低两个方面。(2)地域分异与农户分化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均有显著影响。经济地域分异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区位地域分异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亦有显著影响;农户经济分化程度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3)家庭劳动力数、承包地面积、承包地块数,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分别有显著的负向、正向和正向影响。(4)家庭非农劳动力数和承包地距离,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则不显著;年龄、教育年限和职业类别等户主个体特征,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也不显著。[结论]地域分异与农户分化是影响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重要因素。为了促进农地流转和加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政府应根据地域差异和异质性农户的不同需求,为农户转出农地提供差异化的制度安排。     

规模经营背景下农户参与农业技术培训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全国4省数据的实证分析

目的 利用全国4省1 039户农户调查数据,深入分析在规模经营背景下影响农户参与农业技术培训的相关因素,进而为改进农业技术培训政策、促进农业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方法 文章在控制农户户主个人特征、家庭特征、村庄特征及地区特征的基础上,将农户分为规模经营农户和普通小农户两类,构建零膨胀负二项模型解决样本数据存在的“零膨胀”问题和“过离散”问题,分析影响规模经营农户与普通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相关因素。结果 是否规模经营、家庭劳动力比例、是否参加农业合作社等家庭特征变量,户主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户主特征,乡镇农技员数量以及地区虚拟变量,是影响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重要因素。其中,规模经营农户的平均农技培训参加次数显著高于普通农户,为其1.276倍,规模经营户的农技培训参加次数发生率之比要比非规模经营户高27.6%;家庭劳动力比例对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次数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劳动力比例每提高1个百分点,农户参加农技培训的可能性提高61.3%;农户是否加入合作社对参加农业技术培训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合作社成员参加农技培训的发生率之比要比非合作社成员低26.6%;户主年龄对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存在负向影响,户主年龄每增加1岁其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可能性就会降低1.1%;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户平均参加农业技术培训次数的发生率之比显著提升;而乡镇农技员数量对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就地区而言,相对于黑龙江地区,四川、河南地区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可能性相对较低。结论 年龄相对较小、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从事规模经营的农户更倾向于参加农业技术培训,且表现出一定的地区差异。政府开展农业技术培训,应当更多地向青年农民、规模经营农户倾斜,且需要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制定培训政策。     

不同模式农地整治前后农户收入流动性研究*——以江汉平原和鄂西南山区部分县市为例

[目的]考察农地整治前后农户的收入流动性,并分析不同模式的农地整治对农户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差异。[方法]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不同农地整治模式下农户收入流动性差异。[结果](1)农地整治对农户收入流动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实施农地整治后农户收入有明显的"上升"流动趋势;(2)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导的农地整治模式对农户收入流动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3)农户家庭劳动力规模、农地经营面积和非农收入占比对农户收入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户收入初始位置对收入流动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结论]农地整治可增加农户收入,促进农户收入向上流动;相对于政府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而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导模式对农户收入的提升作用更大。因此,应进一步推进农地整治,深化改革政府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项目管理体制,大力创新农地整治模式,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农地整治,为稳步提升农户收入创造条件。     

家庭务工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

研究目的：基于农户家庭务工的视角，探讨不同务工类型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研究方法：利用CFPS农户调查数据和Probit模型进行研究。研究结果：（1）农地转出方面，外出务工对农地转出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有效促进了农地的转出，而农务帮工与其他务工对农地转出行为均无显著影响；（2）农地转入方面，不同务工类型对农户的农地转入行为影响差异性显著，外出务工与其他务工对农地转入都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农务帮工则对农地转入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研究结论：应加强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帮扶和引导，提高农村劳动力在非农就业市场的竞争力，减少家庭生计对土地的过度依赖，促进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的合理有序流动。     

农地使用权流转价格的影响因素分析——来自于农户和区域水平的经验

本文以在江西省、安徽省和江苏省实际调查得到的786户样本农户的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分析了农地使用权流转价格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户主的耕种意愿、农地平整度、农地地理位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物价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农地使用权转出价格;而户主年龄、劳动力务农的机会成本和社保参加状况显著负向影响农地使用权转出价格。农地平整度、流转时间长短和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农地使用权转入价格;而户主年龄、家庭务农收入所占比重、流转后是否改种其他作物和劳动力务农的机会成本显著负向影响农地使用权转入价格。户主文化程度、家庭务农劳动力数量、农地面积大小、农田基础设施状况、土壤肥力、未来农地政策是否变动则对农地使用权流转价格影响不显著。进一步地,本文利用乡镇层面的有关数据,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不同地区之间农地使用权流转价格的空间分布情况。研究表明,从区域水平来看,农地使用权流转价格在区域之间存在传导性。     

农地流转、要素配置与农户生产效率变化

研究目的：基于农户收入视角,使用2017年和2019年中国农村家庭调查数据,分析农地流转对农户要素配置及生产效率的影响,以期为推动农户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研究方法：面板Tobit模型、DEA模型和控制函数法。研究结果：（1）农地转入提高了农户的技术效率,但对分配效率没有明显改进;（2）农地转出抑制了农户的技术效率,提升了农户的分配效率;（3）当经营规模达到13.156亩,农户实际经营规模与技术效率之间出现“倒U”型曲线的拐点;（4）从农业部门来看,农地转入显著提高了农户在传统生产环节使用机械的可能性;从非农部门来看,农地转出对劳动力迁移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研究结论：农地流转较为明显地提升了农户主要经营部门的生产效率,但是对于跨部门生产效率提升并不明显。为提高农民收入与农户生产效率,需协同推动农业生产手段改进和劳动力转移规模相适应的农地流转。     

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模式差异:实证与解释

本文基于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地区的农户调查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探讨了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总体上讲,在控制了农户户主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等变量后,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能使农户农业收入平均提高7.99%,且该正向影响具有持续效应;进一步从农户的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和产出角度剖析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影响农户收入增长的内在根源,发现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对资本要素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劳动力要素投入无显著影响;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会显著提高资本要素投入和劳动力要素投入的产出弹性,但不会提高土地要素投入的产出弹性。此外,政府主导型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和市场主导型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对农户收入、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和要素投入产出的影响效果存在显著差异。相较于政府主导型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市场主导型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影响更为显著。     

劳动力老龄化背景下农机作业服务与农业科技培训对粮食生产的调节效应研究——基于江西省的微观调查数据

本文基于江西省20个粮食主产县408份农户调查数据,在理清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与粮食生产"十三连丰"的内在逻辑基础上,实证分析了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接着,引入农机作业服务和农业科技培训作为调节变量,考察劳动力老龄化背景下农机作业服务和农业科技培训是否对粮食生产具有正向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65岁以上老龄农业劳动力会给粮食生产带来显著的负向影响,农机作业服务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农业科技培训暂时并未表现出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从农业科技培训意愿、认可度、应用水平和依赖程度等方面,分析当前劳动力老龄化背景下农业科技培训对粮食生产不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农地流转滞缓:经济激励不足还是外部市场条件约束?——对4省600户农户2005～2008年期间农地转入行为的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一个农户农地转入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系统讨论了规模经济激励、劳动力资源约束以及农地产权制度安排和市场活跃程度等外部市场条件对农户农地转入决策的影响,并利用农户农地转入的实地调查数据检验了相关研究假说。研究表明,农户家庭经营农地规模及非农就业状况是影响其转入农地的重要经济激励因素,但这种转入农地的行为受其劳动力资源禀赋的约束和非农就业机会成本的影响,而农地细碎化由于凸显劳动力等农业生产资源的约束而对农户转入农地产生负向影响。村庄农地流转市场的活跃程度是农户能否转到所需农地的重要影响因素,而村民参与非农就业市场的程度是决定村庄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的重要因素。     

劳动力转移、资本深化与农地流转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深入,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工作,户均资本投入增加,农业生产趋于资本深化,农地流转市场日渐活跃,过往的研究大多关注劳动力转移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少有提及资本深化是否及如何影响农地流转。本文首先建立了相关影响机制并提出研究假说,进而使用CFPS数据进行检验,不仅估算资本深化对农地流转的直接影响,也分析劳动力转移如何通过资本深化间接改变农地流转。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转移显著地促进了农户农业生产的资本深化进程,资本对劳动力投入进行了替代,同时,资本深化显著提升了种粮大户的农地经营规模。如果将农地流转细分为转入与转出,资本深化促进了转入,但抑制了转出。本研究对于优化农地资源配置,提高农地规模经营水平,促进农业生产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规模经济抑或分工经济--来自农业家庭经营绩效的证据

农地规模经营与农业分工深化是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的两类相互关联的路径选择。本文探讨了农地经营规模、农业分工与农业家庭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并利用江汉平原地区的1701个样本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农地流转及其规模经营内生的交易费用与组织管理成本问题,导致农地规模对农业家庭经营绩效的改进效应存在适度规模水平;(2)交易费用决定了分工的边界,农业横向专业化、纵向服务卷入均与经营绩效呈倒"U"型关系;(3)农地规模经营与分工深化是两种相互关联的农业规模经营策略,农地经营规模对农户横向专业化、纵向服卷入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然而一旦越过规模门槛,农户更倾向于减少纵向服务卷入;(4)农业分工与市场容量相互关联且相互决定,横向专业化所表达的市场容量是纵向分工深化的前提,而纵向分工深化亦反过来强化农户横向专业化生产水平。由此,本文认为改善农业家庭经营绩效应当是农地要素优化配置与分工深化的内在统一与有机结合。     

劳动力转移下沪郊现代农业持续发展的困境与对策——基于1135户农户的问卷调查

本文以沪郊1135户农户问卷调查资料为基础,分析了劳动力转移条件下上海郊区现代农业持续发展所面临的主要困境——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问题：本地农业劳动力总量不足、老龄化现象严重、文化素质偏低、外来农业劳动力难以成为生产经营主体等一系列问题,导致现代农业难以为继。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着力培育新生代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切实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加快农地使用权流转及适度规模经营等政策建议,以期有益于沪郊现代农业持续发展。     

农村劳动力回流抑制了农地流转吗？——兼论就业距离与农地流转之间的关系

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背景下,农地流转呈现放缓的趋势。本文结合农村劳动力回流新趋势,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深入探讨了就业距离与农地流转之间的逻辑关系。研究发现,无论是就近就业还是外出就业,只要两种就业模式可以及时补充家庭农业生产的劳动力需求,形成家庭内部劳动力分工,就会抑制农地转出,相对而言,就近就业对农地转出的抑制作用更大,但这种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并不会显著促进农地的转入。农村劳动力回流增强了就近就业对家庭农业劳动力的补充作用,进而延缓了农地转出;而回流劳动力并不能满足家庭农业生产规模扩大的劳动力需求,对农地转入的影响不大。研究还发现,农户前期的资本投入(购买农业机械)对农地转出具有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年龄结构相对年轻的家庭、外出规模较小的家庭,其所形成的内部分工对农地转出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     

农地确权颁证与农户农业投资行为北大核心CSSCI

农地确权颁证对农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作用尚无定论。对此,本文先是构建了农地确权颁证影响农户农业投资行为的理论框架,进而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4年29省的大样本数据对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地确权颁证主要通过提高地权安全性、地权可交易性以及信贷可得性三种方式,促进了农户农业投资。家庭和村庄特征会显著影响农户获得农地确权颁证的可能性。农地确权颁证对农地经营规模扩大、农业劳动力数量、农业生产时间以及农业经营投入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并且其估计结果较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