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市家庭水产品在外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使用记帐式调查数据,采用Double—hurdle模型分析了北京城市居民家庭水产品在外消费及其影响因素。计量分析结果发现,收入与时间机会成本会显著增加城市居民家庭水产品在外消费的参与概率与消费数量。此外,家庭在外水产品消费的参与和消费决策还受到家庭人口结构与区域分布的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促进我国餐饮业与水产业的健康发展和相关政策的制定有重要意义。     

个人工资水平、家庭迁移特征与农民工城市消费--留城意愿的调节和中介作用分析

农民工城市消费受到个人与家庭决策两方面的影响。本研究构建了包括个人工资水平、家庭迁移特征与留城意愿的农民工城市消费理论框架,结合5省3524名农民工的专项调研数据,探讨个人与家庭特征对农民工个人城市消费的影响,并深入探讨两类特征对农民工个人城市消费的作用机制和影响路径。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对其城市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尤其是发展与享受型消费;第二,留城意愿对农民工城市消费水平也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迁移家庭完整度对其消费没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留城意愿间接地促进农民工的城市消费;第三,留城意愿在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与其城市消费之间起着正向调节作用,即农民工留城意愿越强,工资收入水平的提高对农民工城市消费的正向促进作用越大。     

城市本地家庭和农村流动家庭的消费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对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的分析

消费水平不仅仅是度量人民生活的主要方面,更是今后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理解消费行为及其变化,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采用2016年和2010年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CULS4和CULS3),估算并刻画了城市本地家庭和外来流动家庭的消费模式,并分析两个群体消费模式差异的决定因素,进而分析了与户籍相关的养老保险状况对于家户消费决定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外来流动家庭的养老保险水平远低于城市本地家庭,而家庭预期从养老保险中获得的收益可以显著提高家庭当前的消费水平,尤其是对于较低收入群体。因此,进一步消除与户籍制度挂钩的社会保障水平的差异有助于实现流动人口和城市人口消费模式的趋同,拉动总体消费水平、扩大消费的潜力。     

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AIDS模型研究

本文采用AIDS模型对2004年陕西省、山东省和江西省农村居民的食物消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考察了影响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各种因素。结果表明，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支出份额前三位分别为粮食、肉类和蔬菜；地区差异是影响居民食物的消费因素之一；市场发育促进了水产品、肉类和瓜果等食物的消费，但减少了农村居民自产品的消费量；家庭规模对粮食、肉类、蔬菜和瓜果的影响具有显著性。     

外出务工促进农村留守人员肉类消费了吗——基于河南、四川、安徽和江西四省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非农就业的视角,采用2003—2011年河南、四川、安徽和江西四省的农业部固定观察点1752个农户共10356份样本,运用混合OLS回归和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人员肉类消费的影响,以期为改善我国农村居民营养健康状况提供具体建议。研究发现,(1)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显著影响留守人员的肉类消费,有外出务工人员的农村家庭人均肉类消费明显高于无外出务工人员家庭;(2)收入和家庭人口规模对人均肉类消费有显著影响,农村人均肉类消费与人均纯收入呈现显著的正相关,与家庭常住人口规模呈现显著的负相关;(3)家庭人口结构对人均肉类消费有显著影响,农村居民的人均肉类消费与家庭儿童数量呈显著的正相关,且与老人数量呈现显著的负相关。研究表明,农村居民外出就业明显促进了农村居民的肉类消费,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人员的肉类消费具有明显的'利他主义'效应。     

外出务工促进农村留守人员肉类消费了吗——基于河南、四川、安徽和江西四省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非农就业的视角,采用2003—2011年河南、四川、安徽和江西四省的农业部固定观察点1752个农户共10356份样本,运用混合OLS回归和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人员肉类消费的影响,以期为改善我国农村居民营养健康状况提供具体建议。研究发现,(1)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显著影响留守人员的肉类消费,有外出务工人员的农村家庭人均肉类消费明显高于无外出务工人员家庭;(2)收入和家庭人口规模对人均肉类消费有显著影响,农村人均肉类消费与人均纯收入呈现显著的正相关,与家庭常住人口规模呈现显著的负相关;(3)家庭人口结构对人均肉类消费有显著影响,农村居民的人均肉类消费与家庭儿童数量呈显著的正相关,且与老人数量呈现显著的负相关。研究表明,农村居民外出就业明显促进了农村居民的肉类消费,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人员的肉类消费具有明显的"利他主义"效应。     

发展型消费的影响因素:基于新生代农民工与同龄城市青年的比较研究

本文在对比同龄城市青年消费特点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分析了经济能力、社会保障、个体差异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型消费的影响,并针对研究对象特点,扩展研究家庭文化资本对发展型消费行为的作用机制。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收入水平、子女数量、学历水平对人情消费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被试类型、学历水平、母亲学历、收入水平及性别因素对学习消费具有显著作用。文章讨论上述因素对被试消费结构的影响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与同龄城市青年在发展型消费影响机理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安徽城镇居民教育消费增长探析

安徽城镇居民教育消费自九十年代以来快速增长,目前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其影响因素除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以外,还有高校扩招、民办学校的发展,教育收费制度的改革,以及居民教育消费的价值取向。教育消费的迅速增长在宏观上具有显著的积极意义,但也会对居民的其他消费产生挤出效应。而且过度的教育消费可能导致结构性过度教育,影响教育机会公平等社会问题,应该注重教育消费资源的管理,规范教育市场,引导居民进行教育消费,使教育消费尽快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农村家庭资产与消费:来自微观调查数据的证据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本文分析了农村家庭收入、金融资产、住房和非住房资产对消费的影响及其差异性。实证表明:收入是影响农村家庭消费的最主要因素,其次是金融资产、住房资产和非住房资产,但非住房资产对消费有负的显著影响;无风险金融资产、风险金融资产和社保金融资产对农村家庭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住房资产对家庭耐用品消费的影响程度大于非耐用品;户主年龄特征、家庭所处地区以及家庭收入高低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差异性有一定解释力。     

我国禽肉消费及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禽肉消费在我国居民食物消费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利用1985—2010年的相关数据,在对当前国内禽肉消费需求特征分析的基础上,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对影响我国城乡居民禽肉消费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均收入水平对我国居民禽肉消费的影响程度很大;价格仍是影响我国居民禽肉购买的重要因素;消费习惯对我国人均禽肉消费也有显著影响。     

大城市居民低温奶产品消费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北京市为例

目的 低温奶产品是我国唯一可以与国际奶产品相抗衡的产品品类,未来低温奶产品必然在我国形成新的消费趋势,并成为复兴民族乳业的关键。基于此,探究大城市居民的低温奶产品消费认知水平、消费现状及其消费的影响因素既可开拓国内低温奶产品消费市场,也可弥补该产品消费研究的不足,对提高我国奶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方法 文章通过使用2019年北京市8个辖区内的418位城镇居民乳制品消费调研数据,以不同群体特征作为切入点,深度分析大城市居民低温奶产品消费认知水平及消费现状,并借助Heckman两阶段模型考察个人及家庭特征和产品认知信息是否是影响城镇居民低温奶产品消费行为决策和消费水平的主要因素。结果 学生人口数、工作人口数、收入水平以及年龄、职业因素分别影响居民巴氏杀菌奶和低温酸奶的消费行为决策。年龄、教育水平以及性别、人口总数、职业因素分别影响居民巴氏杀菌奶和低温酸奶的消费水平。营养价值、口感风味和制作工艺因素对居民巴氏杀菌奶消费行为决策和消费水平均有显著影响,而保质期和价格因素仅对消费行为决策有显著影响。口感风味、制作工艺和价格因素对居民低温酸奶消费行为决策影响显著,但只有口感风味因素对消费水平有显著影响。结论 城镇居民低温奶产品认知概念薄弱,对营养价值、口感风味和保质期信息的认知程度较高。低温奶产品消费具有区域性差异,消费主力集中在女性人群、40~50岁人群、高学历和高收入人群中。个人和家庭特征以及产品认知信息对城镇居民巴氏杀菌奶和低温酸奶的消费行为决策和消费水平均具有显著影响。未来我国大城市居民的乳制品消费将逐渐趋于新鲜化和休闲化发展,低温奶产品消费将发展为新兴消费趋势,液态奶产品消费结构逐步改善。     

收入差距对家庭服务性消费的影响:来自浙江省农村的证据

根据相对收入假说,收入差距对消费的影响源于人们寻求社会地位而消费储蓄的动机。本文利用2004—2012年浙江省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研究发现:在控制农村家庭纯收入后,收入差距对农村家庭服务性消费仍然有显著影响,基尼系数每下降0.1个百分点,服务性消费增加23.7%。这期间基尼系数由0.398降至0.327,可以解释浙江省农村家庭服务性消费增加的8.13%。同时发现收入差距对农村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家庭服务性消费的影响并无显著差异,但对农村老年家庭服务性消费的影响却明显大于年轻家庭。     

我国城镇居民水产品消费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城镇居民水产品消费的双对数需求模型,考察了居民收入水平、水产品自身价格和相关商品价格对水产品需求量的影响.模型结果表明,影响城镇居民水产品消费的因素主要是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和水产品价格,且前者与水产品人均消费量呈正相关,后者与水产品人均消费量呈负相关.     

基于岭回归的农地城市流转影响因素分析

研究目的: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社会因素、经济因素以及政策制度因素对农地城市流转的影响,辨识主导因素,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研究方法:利用岭回归法,应用SAS软件分析。研究结果:(1)居民收入水平与耕地消耗率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农地城市流转有加剧趋势;(2)耕地消耗率并没有随着产业结构调整而降低,这与中国各地区耕地资源禀赋有关,但同时表明现阶段中国土地利用集约化程度并没有随着产业结构升级而提高;(3)随着地均GDP的增加、征收耕地市价水平的升高以及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耕地消耗率有上升趋势;(4)随着耕地利用效益的增加、土地市场化配置程度的提高以及总人口的增加,耕地消耗率呈下降态势,但回归不显著。研究结论:居民收入水平、土地市场化程度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等是农地城市流转的主要影响因素,在现阶段应合理引导居民的消费需求,提高土地配置的市场化程度,并随着产业结构升级积极引导土地利用结构优化,降低耕地消耗率。     

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消费同群效应的影响——分化还是趋同

提升农村家庭消费是扩大内需、改善农村居民生活质量、促进包容性增长的重要途径。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年数据,检验了农村家庭消费的同群效应,并进一步探究了互联网使用在同群效应中的作用。研究表明：第一,农村家庭消费具有显著的同群效应特征,互联网使用能够促进农村家庭消费、弱化消费的同群效应、优化农村家庭消费结构。通过对互联网使用方式的划分发现商业活动使用对农村家庭消费及同群效应的作用最显著,经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第二,通过消费水平分组后发现,消费落差对低于同村平均消费水平家庭的影响显著为负,消费顺差对高于同村平均消费水平家庭的影响显著为正;互联网使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消费落差对低消费群体的负面影响,同时提升消费顺差对高消费群体的消费促进作用,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提升效果在低消费家庭中更显著。第三,进一步划分群体后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消费同群效应的影响在受教育水平较高、户主年龄较低、家庭规模较大的群体更为显著,互联网的社交娱乐使用可以对低教育水平和低家庭规模群体消费的同群效应产生抑制作用。本文研究表明,同群效应的存在使农村内部产生了消费分化...     

精准扶贫视角下医疗保险对农牧户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内蒙古自治区730份农牧户的问卷调查数据

家庭消费是反映农牧户家庭贫困程度和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其受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而医疗保险和贫困状况是其中重要的两个影响因素。本文在归纳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特征的基础上,运用有限信息最大似然估计法构建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医疗保险对不同农牧户家庭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贫困问题抑制了农牧户家庭的医疗消费及外购食品消费,医疗保险显著提升了农牧户家庭的消费信心,刺激了农牧户家庭的消费,使其所享受到的医疗服务水平和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提升;同时,医疗保险对不同农牧户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参加医疗保险对贫困户的医疗消费支出、外购食品消费支出等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提升非贫困户的物质生活消费支出影响显著。     

农民工住房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全国106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对农民工在流入地住房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收入对其住房消费影响较大,在老家的收入对其住房消费影响不显著,但农民工在老家有住房对其在流入地的住房消费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代表人口规模、住房价格等地域因素的流入地城市行政级别对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较大;农民工家庭食品消费、子女教育等非住房支出对其住房消费影响较大,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因素对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显著但作用有限。本文认为,解决中国农民工住房问题的关键是提高农民工家庭的住房支付能力,增加农民工收入,完善包括养老、教育、医疗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都有助于农民工家庭住房支付能力的提高;农民工住房问题的解决还需要统筹城乡,并针对不同区域实行差异化的政策。     

新生代农民工与同龄城市青年发展型消费的比较分析

本文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经济能力、社会保障和个体差异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型消费的影响,并针对研究对象的特点,扩展分析了家庭文化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型消费行为的作用机制,同时与同龄城市青年发展型消费行为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收入水平、子女数量和受教育年限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情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是否是新生代农民工、样本受教育年限、母亲受教育年限、收入水平及性别对新生代农民工学习消费具有显著作用。此外,对比分析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和同龄城市青年发展型消费的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母亲受教育年限及性别对新生代农民工学习消费具有重要影响。     

中国牛肉消费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居民牛肉消费持续增加。1990年牛肉消费占整个肉类消费的比重仅为4.2%,2005年增加到9.2%。从整体上来看,与国外发达国家人均牛肉的消费相比水平仍然较低。但是,随着人口总量的增长及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中国牛肉消费还存在着较大的增长空间。本文对我国牛肉消费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为扩大牛肉消费市场提出了对策。     

收入增长、户籍地差异与营养消费——基于进城农民工家庭的研究

伴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城市化进程,农民工群体内部的异质性不断加大。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调查数据,聚焦于收入增长和户口所在地的户籍属性对进城农民工家庭营养消费的影响,并探讨收入增长与营养消费关系的户籍地差异。结果表明:收入增长和户籍地差异对进城农民工家庭营养消费有显著影响;农民工家庭能量、蛋白质和脂肪需求的收入弹性为分别为0. 593、0. 610和0. 533;在保持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户籍地差异使本地农民工家庭的人均每天能量、蛋白质和脂肪消费比外地农民工家庭分别高19. 24%、18. 41%和15. 84%。收入增长对外地农民工家庭的能量、蛋白质和脂肪摄入的正向作用大于其对本地农民工家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