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贫困地区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

以《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所列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及其所实施的金融政策为例,利用断点回归模型研究农村金融对深度贫困地区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农村金融发展对深度贫困地区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贫困发生率越高的地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正向效应最大。提出了继续实施扶贫贴息政策,增加贫困地区扶贫贷款项目;大力发展深度贫困地区农业保险事业,积极推进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为农业生产经营提供有效保障的建议。     

精准扶贫政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以山西省为例

[目的]实施精准扶贫政策以来,我国共减少贫困人口6 853万人。在脱贫攻坚取得重大进展的背景下,对比政策实施前后城乡居民收入的变化,对于揭示精准扶贫政策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方法]以贫困范围广、贫困程度深的山西省为对象,基于2010—2017年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前后的统计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不同贫困程度县(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化。[结果]精准扶贫政策的效果主要为:贫困县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幅度约为非贫困县的3倍,而其中国家级贫困县的收入差距缩小幅度约为省级贫困县的2倍;共同趋势检验和安慰剂检验的结果验证了模型的稳健性。对比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得到的精准扶贫政策效果,揭示出如果忽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随时间的变化,则会高估精准扶贫政策效果约1.5～4倍,再次证明模型的有效性。通过引入控制变量探讨政策以外的其他影响因素,发现城镇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第三产业占比、人均农业产值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人均土地状况会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水平的影响不显著。[结论]精准扶贫政策对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显著效果,且对深度贫困地区的影响更明显。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政策影响了环境污染吗？——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

中国贫困地区众多,扶贫工作易忽视对生态环境产生的不良影响,因此准确识别现阶段贫困地区扶贫政策与生态环境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对改善贫困地区扶贫方式和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布的县级层面的环境污染数据,文章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了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政策对环境污染的动态影响及可能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扶贫政策提高了片区县的工业废水排放量,且提高作用逐年增强。经平行趋势检验、改变政策实施年份、采用两期倍差法估计等稳健性检验显示,扶贫政策提高了片区县工业废水排放量的结论依然成立;扶贫政策通过提高片区县工业企业数量或产业结构,进而提高了片区县的工业废水排放量。进一步研究发现,实施《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后,扶贫政策对片区县工业废水排放量的影响不再显著。文章提倡创新生态扶贫方式,并提出落实生态扶贫的具体建议,以供实现生态乡村振兴参考。     

乡村振兴战略下连片特困地区劳动力流动减贫效应研究——基于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双重视角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问题作为我国脱贫攻坚的重点和难点,如何精准识别连片特困地区绝对贫困农户和测度农户多维贫困状况,是实施精准扶贫政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前提条件。本文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秦巴山区为例,基于陕西、甘肃和四川3省1316个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对农户收入贫困及多维贫困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1)劳动力流动比例每提升1单位,农户家庭陷入收入贫困的概率显著降低23.2%,陷入多维贫困的概率显著增加8.4%,表明劳动力流动会显著缓解农户收入贫困,但也会加剧农户多维贫困的发生;(2)在控制变量中,户主年龄、人口规模和户主婚姻对农户收入贫困有显著影响;户主婚姻、人口规模、抚养负担和医疗条件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影响。建议重点改善秦巴山区农户人居生活环境,提高基本生活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减缓农户多维贫困的发生。     

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涉农扶贫企业：生产经营、扶贫带动与政策环境——基于全国1269个涉农扶贫企业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1269个涉农扶贫企业的调查数据并辅之以三期实地跟踪调查数据，从生产经营、扶贫带动和政策环境等三个角度分析了疫情对涉农扶贫企业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生产经营方面，疫情对涉农扶贫企业造成了很大冲击，不少企业销售额减少、盈利大幅下降、存在严重的生存危机，土地和劳动力投入以及农产品收购明显收缩。(2)疫情对涉农扶贫企业影响的主要传导机制为“疫情→销售下降→资金周转困难→盈利下降→生产萎缩或者消亡”。(3)在扶贫带动方面，涉农扶贫企业的带动能力明显下滑，贫困户分红和收入均显著下降。(4)在政策环境方面，政府现有支持政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疫情对涉农扶贫企业的冲击，但是政策落实情况不容乐观，涉农扶贫企业的政策诉求未得到有效满足，目前主要的诉求集中在金融支持方面。     

科技扶贫服务平台经济效应评价及县域差异分析——基于四川秦巴山区的调查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通过构建科技扶贫服务平台经济效应评价指标体系,主要采用AHP层次分析法,以国家十四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秦巴山区的四川部分科技扶贫调研数据为例,从直接和间接经济效应两大维度,客观评价四川秦巴山区21个贫困县科技扶贫服务平台的经济效应,比较分析其经济效应的区域差异及原因。为进一步放大贫困县科技扶贫服务平台经济效应,提升科技扶贫助农增收绩效,并为全国贫困地区科技扶贫提供重要经验和有益启示,本文从夯实农业科技推广的乡村基础、加强平台运行资金投入与管理、完善平台运行的监督评价机制、缩小各区域平台经济效应差距、创新机制以放大平台经济效应、推广科技扶贫服务平台四川经验六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科技扶贫服务平台经济效应评价及县域差异分析——基于四川秦巴山区的调查

本文通过构建科技扶贫服务平台经济效应评价指标体系,主要采用AHP层次分析法,以国家十四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秦巴山区的四川部分科技扶贫调研数据为例,从直接和间接经济效应两大维度,客观评价四川秦巴山区21个贫困县科技扶贫服务平台的经济效应,比较分析其经济效应的区域差异及原因。为进一步放大贫困县科技扶贫服务平台经济效应,提升科技扶贫助农增收绩效,并为全国贫困地区科技扶贫提供重要经验和有益启示,本文从夯实农业科技推广的乡村基础、加强平台运行资金投入与管理、完善平台运行的监督评价机制、缩小各区域平台经济效应差距、创新机制以放大平台经济效应、推广科技扶贫服务平台四川经验六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产业扶贫目标下连片贫困地区公共品有效供给研究

连片贫困地区是我国精准扶贫目标实现的核心区域,产业扶贫是区域扶贫的有效路径。但是,目前产业扶贫的实施面临着产业培育难、贫困农户职业能力提升难和贫困农户收入增长难的困境。依据价值链理论,连片贫困地区扶贫产业的形成,要在瞄准产业链关键环节打造特色产业的基础上,进一步培育优势产业,才能实现贫困区域持续脱贫的目标。因此,政府以扶贫为目的的公共品供给要围绕这一目标来进行。然而,目前政府在贫困区域以扶贫为目标的公共品供给,没有与该区域优势产业培育与发展相匹配,严重影响了产业扶贫绩效。广西恭城县红岩村的案例表明,在产业扶贫过程中,政府需要遵循产业价值链演化规律,通过提供产业基础型公共品奠定产业形成的基础条件,通过提供产业专用型公共品打造区域特色产业,通过提供产业拓展型公共品培育贫困区域特色优势产业,才能实现区域持续有效脱贫。     

精准扶贫政策与劳动力市场的双重排斥对贫困地区乡村治理的影响研究——基于6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1045户农户数据

改革开放40多年来,随着扶贫政策的不断推进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国乡村治理体系迎来了重要的发展契机,却也面临着严重的信任危机。本文利用2017年中国6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1045户农户数据,采用多元处理效应模型探究了精准扶贫政策及劳动力市场的双重排斥对中国贫困地区农户乡村治理体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首先,精准扶贫政策与劳动力市场均对中国乡村社会治理体系造成了严峻影响,且其影响程度呈现出“差序格局”。其次,相较于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地区社会信任稳态的冲击,劳动力市场排斥对农户的冲击影响范围更广,影响程度更大。最后,当精准扶贫政策与劳动力市场对农户造成双重排斥时,农户社会信任将出现系统性失衡。因此,一方面要提高贫困人口识别精度,调整扶贫资源分配结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及地方性市场培育;另一方面要鼓励并保障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及充分就业,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以提高农业人口收入并扩大农业部门就业,进而缓解制度及经济双重排斥对中国贫困地区乡村治理体系的冲击。     

速览

贵州教育扶贫精准化贫困学子获资助
　　日前，贵州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贫困学生资助推进教育精准扶贫的实施方案》。方案规定，在原有资助政策基础上实施精准资助政策，确保不让贫困农户因学返贫、因学致贫，不让农村贫困学生因经济困难失学，全面提高贵州农村贫困人口受教育水平，提升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人力资源素质，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决胜脱贫攻坚背景下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测度——基于南疆四地州的调查数据

脱贫攻坚后期,中国连片特困地区反贫困面临着新形势:连片特困地区救助力度不断加大,但扶贫效果不明显,减贫的边际效应呈递减趋势。文章基于新疆南疆四地州327份有效问卷,从多维贫困角度阐释连片特困地区贫困的原因,结果显示:(1)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具有多维性,贫困主体的致贫原因多样化,广度、强度不等,但总体上健康与收入问题是其致贫的主要原因。(2)在脱贫攻坚后期,连片特困地区的多维贫困趋于等同,差异不大。     

脱贫攻坚期间产业扶贫贡献率研究——基于28个贫困县的调查

做好产业扶贫贡献的识别和测算,既是脱贫攻坚成效总结的重要部分,也是稳步推进脱贫地区乡村产业振兴的需要。在界定产业扶贫贡献范围、明晰产业扶贫作用机制的基础上,本文基于2020年7省28个贫困县的抽样调查数据,对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期间的产业扶贫贡献率进行分析和测算。结果发现,(1)产业扶贫对贫困县农业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的贡献率分别为13.3%、17.1%,对贫困人口下降贡献率为37.6%。(2)行政村支柱产业发展有起色,带贫能力明显提高。2019年的样本村村支柱产业年度产值比2015年提高了95%,产业扶贫对村集体经济收入的贡献率从18.7%提高到28.2%。(3)产业扶贫主要通过增加农户的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实现收入增长,其对2019年贫困户、非贫困户人均收入的贡献率分别为37%、33%,对2015—2019年间贫困户、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7.6%、52.3%。因此,本文建议以壮大产业、提升价值及带贫能力为重点,推动乡村特色产业为脱贫地区群众增收持续做出贡献。     

奏响金融扶贫“三部曲”

正巴中分行以扶贫攻坚规划为蓝本,切实发挥自身政策优势,不断加大对农村贫困地区的金融扶贫力度,为革命老区打赢扶贫攻坚战提供了资金保障。巴中市是秦巴山区连片特困地区三大中心城市之一,贫困人口多,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经济发展水平低,边远山区、落后地区、贫困地区是对巴中最准确的概括。近年来,为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宏伟目标,农发行四川省巴中市分行以扶贫攻坚规划为蓝本,切实发挥自身政策优     

扶贫政策与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研究

我国扶贫工作已开展多年,通过农业经济增长情况可更准确地评估扶贫政策绩效。经实际调查研究发现,扶贫政策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于农业产业结构及农业技术应用水平而言,扶贫政策能够发挥出的作用较少。基于此,概述了扶贫政策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通过构建双重差分基准回归模型的方式,找寻未来扶贫政策开展要点,以供参考。     

精准扶贫政策与边缘贫困群体政治信任--基于断点回归的证据

维持农户基层政治信任稳态,是促进精准扶贫政策有效实施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下治理有效目标的重要基础。本文利用2017年6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1140户农户样本数据,通过断点回归模型重点考察了精准扶贫政策对边缘贫困群体基层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精准扶贫政策的悬崖效应对边缘贫困群体与基层组织间的政治信任稳态造成了一定冲击。具体来看,边缘贫困群体受到精准扶贫政策排斥,其基层政治信任相较于建档立卡农户降低了2.32;同时,基于边缘贫困群体在收入分配中的不利地位,其基层政治信任相较于高收入建档立卡农户降低了0.76。因此,为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完善乡村治理新体系,需要严格执行现行贫困标准,调整精准扶贫政策的保障结构,并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及外部机会提供等方式,为大量发展能力薄弱的边缘贫困群体提供良好的发展机会和福利保障。     

新世纪藏区扶贫政策目标达成研究——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为例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因其独特的历史、地理、文化等原因,至今发展相对滞后,是全国典型集中连片和特殊类型贫困地区,扶贫开发工作也就异常艰巨,因而扶贫政策作用的大小、强弱与方向以及扶贫政策的执行结果都直接影响着甘孜藏族自治州治贫的成效。基于此,本文旨在运用德国学者韦唐的目标达成模式,通过对甘孜藏族自治州扶贫政策执行的结果与扶贫政策目标进行对比,从而评判甘孜藏族自治州扶贫政策的优劣以及目标达成现状。     

基于DEA模型的全国贫困地区产业扶贫的绩效评价研究

本文为了弥补以往研究中对产业扶贫效果评估的定性分析主观性较大的缺陷,运用BCC-DEA模型,从减贫效果、收入、基础建设、教育医疗、环境卫生角度确定投入与输出指标,构建产业扶贫效果评估指标体系,对全国21个省份2014～201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定量分析。研究发现:第一,我国产业扶贫效果区域性比较显著,偏南的贫困地区产业扶贫绩效明显好于偏北的贫困地区。东部地区的扶贫绩效稳定,西部地区的扶贫绩效比较显著但波动性较大,中部地区的扶贫绩效不显著;第二,DEA无效的省份占绝大多数,且规模效率偏低是导致整体产业扶贫效率无效的主要原因,表明产业扶贫效果的提升在规模上的控制比在资源配置和利用上的控制存在更大的改善空间;第三,DEA无效的省份中规模收益全部属于递减状态,体现了规模和投入的合理配置对于提升扶贫活动效果的重要意义。     

扶贫政策、收入分配与中国农村减贫

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益贫困地区"大于"益贫困户"的特征。农村扶贫政策的实施从生产能力、市场参与和缓解脆弱性等角度改善了贫困地区农民分享经济增长的机会和能力,有劳动力的贫困农户如果能够参加扶贫项目,其收入增长速度是非常可观的。扶贫政策的实施促进了中国农村减贫的进程,缓解了收入分配对减贫的负面影响,使经济增长表现出一定的益贫性。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瞄准偏差,是导致"益贫困地区"大于"益贫困户"的原因之一,未来的农村扶贫政策需要在加强扶贫资金投入的同时提高扶贫资金的瞄准效率。     

走向大扶贫

区域政策、行业政策、社会政策都在努力向“三农”倾斜，不同渠道进入贫困地区的资金明显增加。相对于过去主要依靠经济增长拉动和专项扶贫计划推动的局面，一个“大扶贫”的工作格局正逐步形成。     

土地市场化、收入差距与城乡居民消费

缩小城乡消费差距是城乡融合和扩大内需战略的重要着力点,改善要素资源配置有利于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文章实证考察土地市场化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及异质性特征,并对收入差距在影响过程中的作用予以识别。研究结果表明,提升土地市场化水平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土地市场化对农村消费水平增长的影响高于城镇居民,使得城乡消费差距缩小。在不同区域土地市场化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呈现出差异性,提高土地市场化程度能有效缩小中西部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但在东部地区这种作用并不明显。全国层面上,收入差距是土地市场化影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中间渠道,土地市场化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进而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分区域来看这种渠道作用仅在西部显现出来。基于此,进一步提出提高城乡区域土地市场化水平、保障土地市场交易秩序、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等措施,以期为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扩大内需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