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背景下农户林地流转行为选择——以辽宁省409户农户为例

基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辽宁省11个县(市)409户林农的抽样调查数据,针对农户的林地流转行为运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别建立农户综合流转模型、流入模型与流出模型3种计量模型,定量分析农户林地流转行为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并分别对其影响方向及影响程度进行了具体分析。结果表明:初始承包地面积、流转期限、林地流转难易程度对农户林地流入和流出行为均具有显著影响;户主年龄、家庭劳动力数量、非农林收入、是否拥有林业技术、交通条件对农户林地流出行为具有显著影响;是否有林业收入、林龄、对林改政策的了解程度、是否知道林地流转服务中心对农户林地流入行为具有显著影响。     

农户行为能力视角下的林地流转意愿及决策研究——以福建省10县(市)50村农户调查为例

立足于农户行为能力角度,从排他能力、交易能力和处置能力3个方面考察林地流转意愿及流转决策的影响因素。基于福建省10县(市)25镇(街道)50村506户农户调研样本数据,利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对林地流转意愿和流转决策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利用单方程Probit模型对林地流入和流出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在排他能力中承包合同的签订能显著激励流入、流出行为的发生;稳定的承包权能减少农户因害怕无法继续承包而大量流入林地,促进有序合理的流转;林业经营收入和林业补贴收入的强排他能力分别对农户流转行为产生显著的激励和抑制作用;交易能力对林地流转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处置能力对流转行为产生显著负相效应;农户特征、家庭资源特征均对林地流转、林地流入和林地流出行为产生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向的影响。     

四川农户林地经营与流转行为研究——基于4个县(区)的农户调查

基于四川4个县(区)212户农户的样本数据,首先介绍样本区林地经营及流转概况,对比分析样本农户林地流转行为,进一步分析得出:样本区林权流转的流转主体规定不明确;规模化经营程度影响农户林业收入;林业经营缺乏劳动力;对政策和市场的了解程度影响农户的林地流转行为。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社会资本对农户林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分析——基于浙江省393户农户的调查

文章基于2016年浙江省6个县(市)393户农户的抽样调查数据,利用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户社会资本各维度对林地流入、流出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农户社会资本各维度中经常走动的亲戚朋友数量、农业信息的了解程度对农户流入及流出林地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干群关系仅对农户林地流出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农户对村民的信任程度对流入、流出林地的影响均不显著。另外,户主年龄、家庭农业劳动力数量、林业收入占比、林地地块数、用材林及经济林面积占比、对当地林地流转价格和流转政策的满意度等对农户林地流转行为均有不同程度、不同方向的影响。     

农户林地流转行为的关键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基于480位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利用二元Probit模型,识别农户林地流转行为的关键影响因素,分析结果为:户主年龄、家庭年收入以及林地流转年限对农户林地流转行为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户主文化程度、林地块数、是否拥有林权证、林地流转政府支持度、林地流转程序便利度、是否参加林业合作组织、林地价格以及林地流转模式对农户林地流转行为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农户林地未流转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主要从实证角度论证了农户未流转行为的三方面关系。其中,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所得出的结果显示林地经营规模影响农户对林地的需求,但不影响农户对林地的供给,且与农户的未流入行为为非线性关系;资金状况显著影响农户的未流入行为,而家庭非农收入比重并不显著影响农户的未流出行为;林业服务状况对未流入和未流出行为有不同程度的作用。因此,为促进林地的流转应主要解决好资金和服务体系建设两大问题。     

基于收入结构差异化的农户林地流转行为分析——以江西省为例

本文以江西省集体林区的农户问卷调查为基础,从家庭收入结构差异化的角度分析了农户林地流转行为。Logistic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户主性别、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和收入水平等家庭结构特征因素对农户林地转出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户主文化程度、农户对林业经营风险的态度及家庭收入结构因素对农户林地转入有显著影响。户主为男性、家庭劳动力数量多的农户趋向于转出林地,户主文化程度高、认为林业经营风险低的农户趋向于转入林地。家庭收入以非农林收入为主的农户,其林地转出量高于其他收入结构的农户,而其林地转入量却低于其他收入结构的农户。     

林农林地流转决策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以辽宁省为例

首先从地方宏观政策、家庭情况、非农收入比重、林业资源数量、林业生产投入5个方面进行研究假设,并根据假设确定了13个变量;然后采用Logit模型对变量进行计量分析,分别找出林农林地流转、转出和转入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是否知道林权交易市场、感觉流转花费时间、感觉流转难易程度、从事农业劳动人数、家庭非农收入比重、土地调整次数、林地面积和林业生产投入时间对林地流转具有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向的影响。     

轮伐期与农户林地流转意愿:分树种经营的权能匹配

基于广东、浙江、安徽三省的农户调查,考虑林业生产行为的权能匹配,从组织林业生产的交易频率和农户林业依赖度两个维度分析了林地流转意愿,进而分树种实证检验了农户林地转入与转出的推理。林业生产周期越长、对林业依赖度越高,农户林地转出的意愿越低;对轮伐期较长的杉木与松木,提升农户行为能力的金融服务抑制了林地转出意愿;而果树、桉树与毛竹组织生产的频率较高,农户家庭特征和林地资源禀赋对流转意愿影响更显著。推动林地规模经营需要考虑树种经营特征与林地功能变迁,差异化引导林地流转或经营合作。     

资源禀赋、经营方式与农户林地流入行为

基于2016年7~8月南方集体林区福建省三明、南平、龙岩地区512个样本农户的微观抽样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分析林地转入户资源禀赋、经营方式对其林地流入行为的影响,并通过平均边际效应测其影响程度。结果表明:第一,资源禀赋中林地面积、林业劳动力数量、社会关系均正向显著影响农户林地流入行为,家庭总收入负向显著影响农户林地流入行为;第二,经营方式中营林形式、单位面积资金投入对其林地流入行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鉴于此,为了更好地实现"森林资源增长"和"农户增收"双重目标,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政府应通过加快林地流转交易平台建设、鼓励"联户经营+集约化"经营方式、培育中青年林业经营主体及引导木材市场价格健康有序发展等方式来推进林地流转进程。     

农户林产品交易中间商选择影响因素分析——以云南省348户农户为例

根据云南省348户农户林产品交易的调查问卷,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和二元Logistic方法分析了林改后农户林产品交易的现状和农户选择中间商交易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户是否参加培训、交易频率、运输的难易程度和技术适用度对农户林产品是否选择中间商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户主是否为村干部、亲戚朋友是否从事相关工作、林地面积、林产品种类和林产品的品质认证情况对农户林产品交易是否选择中间商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然后,针对农户在选择中间商销售林产品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农区林地使用权评估研究

结合江苏盐城的调研 ,讨论了农区林地使用权评估方法及特点、影响评估价格和成交价格的因素等问题 ,并尝试对评估价与成交价的差异作出合理解释 ,进而对促进农区森林资产评估管理工作提出建议。     

林农合作形式多样性选择交易理论分析

通过运用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程度和交易频率三大交易维度,以及既定制度环境下的交换成本分析框架,分析集体林权制度主体改革后林农合作形式多样性选择的问题。结果表明,交易特性和费用是决定林农合作形式选择多样化的重要因素,以木材产品涉及的交易具有资产专用性强、不确定性高和交易频率低的特点,不同的林农合作形式具有不同的适应性。当前林农合作组织的发展应根据林农的选择和林产品类型,实施多样化的发展取向,政府则侧重提供保障制度空间,并从森林培育与营林技术的农村推广、农村森林经营方案的编制和林农合作组织森林保险制度的建设着手,降低森林经营固有的特性引起的交易费用。     

移民安置区农户土地利用与生计变化研究

研究目的:分析移民易地安置区不同类型农户生计多样性及其土地利用变化,为区域土地优化与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参考。研究方法:问卷调查、半结构访谈及数理统计等方法。研究结果:移民政策实施以来,研究区纯农户比例急剧下降,不同类型农户的兼业行为趋势明显,农业生计多样化指数增加,但非农生计方式单一;移民兼业行为和非农生计行为明显,但原驻民的农业生计多样性指数更高;不同类型农户土地利用变化表现出,农户兼业程度越高,耕地面积减少越快,林地扩张程度越高,农用地面积变化越明显等特点;移民政策实施以来,研究区土地利用集约度明显提升,且表现出非农程度越高,耕地利用集约度水平越高的趋势,但因林地大面积扩张导致农用地集约度总体水平较低且呈现下降趋势。研究结论:移民安置区不同类型农户面临的生计压力不同,应优化配置土地资源,帮助农户发展多样化的非农生计活动,提高农户生计多样化和土地集约化水平。     

影响农户林地流转的非价格因素:理论与实证

基于抚顺市清原县实地调研数据,构建了农户林地流转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特殊设计的直接诱导式询问方法,对农户林地流转中的非价格影响因素进行调查和识别,总结出影响林地流转的非价格因素包括交易成本、风险、资本、思想和政策因素;实证分析了林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及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非价格影响因素在林地流转中占重要地位;家庭人口数、人均收入、非农就业人口比例、林地面积和林地块数均影响林地流转发生的概率;在林地流入中,人均收入越高,家庭人口数越多的农户受非价格因素的影响也越小;非农就业比例和林地面积越大,林地块数和年随礼支出越多,采伐指标越难获得的农户受非价格因素的影响越大。基于研究提出缓解非价格因素对林地流转的抑制作用是促进林地流转的关键,并提出规范林地流转市场、改变以身份和社会关系为基础的流转行为、培养农户的非农就业技能、进行产品创新等建议。     

新中国70年集体林权制度的变迁历程与内在逻辑

基于新中国70年来林权制度改革的政策文本及历史实践,运用产权和市场交易制度的演进理论作为理论工具对集体林权制度的源起、变迁历程及其内在逻辑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林权制度的形成和变迁大致经历了林权初始设置、集体林权的形成与发展、集体林权"分与统"的两难抉择、集体林权制度的基本确定与深化改革4个阶段,过程虽然曲折但总体是成功的。由于森林功能多样性及经营长周期性的特点,林权制度变迁选择与农地制度变迁不同的路径。改革的经验启示主要有:信念和认知的力量能够决定制度变迁的方向;政府主导、各界人士广泛参与是改革成功的基因;面临不确定性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式。在生态文明全面深化时期,解决林业问题,制度是重要的,改革是不可间断的事业。     

林农生计资本对林地利用方式的影响研究

基于陕西省500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基础上,构建林农生计资本指标体系,运用多元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林农生计资本对林地利用方式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不同类型的林农生计资本结构差异会影响其对林地利用方式的选择;第二,在林农林地利用方式的选择上,各生计资本要素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其中金融资本要素是改善林农生计的关键。在此基础上,从林农生计资本要素出发,提出了鼓励林地流转、发展规模经营、加快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等政策建议。     

河北省林地面积变化过程分析

河北省林地面积呈现了明显的阶段性变化特征,这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以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为理论基础,深入分析了河北省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时导致林地面积增加和减少的不同原因,总结了经济发展与林地面积变化之间的规律性,在此基础之上预测了今后河北省林地面积的变化趋势:林地面积将逐渐增加。     

基于Heckman模型的牧户草原流转决策研究

［目的］探析草原流转决策的影响因素，从而推动草原有序流转，进而实现牧业提效、牧民增收和牧区的生态安全。［方法］利用锡林郭勒盟209份入户调研数据，使用Heckman模型从牧户流转意愿与流转行为相互依赖的角度研究草原流转的决策问题。［结果］在牧户流转意愿影响因素中，牧户的边际产出对其有促进作用，说明牧户间草原边际产出差距越大越愿意流转； 牧户有草原证对其有促进作用，牧户间有草原纠纷对其有抑制作用，说明交易成本越低越愿意流转。在流转意愿影响流转行为的基础上，兼业对草原流转规模影响较大且产生不利影响。兼业户与非兼业户相比，草原流转规模平均缩小41%。［结论］要提升牧户的草原流转意愿，需要拉大牧户间的草原边际产出水平和降低牧户间流转的交易成本； 要扩大草原流转规模，需要减少兼业户的数量和规范草原流转价格。通过草原流转市场本身建立起有效的牧业进入与退出机制，以便在城乡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实现转出牧户的市民化和转入牧户草原畜牧业经营的规模化和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