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保留工资与不同户籍外来工的工资差异——基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问卷调查

农民工与城镇户籍外来工(城镇工)的工资差异较少受到学界关注。本文发现,在控制了人力资本与职业特征的情况下,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仍然比城镇工低10.4%。Oaxaca-Blinder分解发现,人力资本与职业特征变量共解释了组间差异的64.4%,在已经解释的部分中,教育贡献了64.9%;未能解释的差异占35.6%,可视为城镇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的歧视性差异。在引入保留工资后,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比城镇工低5.35%,被解释差异增加至85%,而教育的解释力大幅度下降。本文认为,较低的受教育水平和保留工资是导致农民工工资低于城镇工的主要原因,而农村生活环境和教育水平较低又是导致农民工保留工资较低的主要原因。     

进城农民工就业状况及收入影响因素分析——以北京、石家庄、沈阳、无锡和东莞为例

本文利用五城市调查数据，对进城农民工的就业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①进城农民工就业呈现出行业高度集中、非正规部门比重高、劳动时间长、工资水平低、雇佣关系不规范等特征。②进城农民工的劳动保障状况很差，其保障水平与城市本地劳动力的保障水平存在巨大差距。③进城农民工的小时工资在地区间存在显著差异。③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状况对其小时工资有显著影响，但不同行业和不同雇主类型的农民工小时工资没有显著差异。本文最后揭示了这些结论的政策含义，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社会关系网络与劳动力工资的户籍歧视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8年的数据,发现社会关系网络引起的户籍歧视对劳动力工资的户籍差异具有重要影响,城镇工利用社会关系网络通过扭曲市场规则能够形成行业壁垒和回报率偏差,大约12.18%的户籍工资差异是社会关系网络所引起的户籍歧视引起的。此外还发现,劳动力工资的户籍差异主要还是由于特征差异引起的,特别是不同户籍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差异,大约52.70%的户籍工资差异是由城镇工和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差异引起的。     

教育和户籍歧视对城镇工和农民工工资差异的影响

本文提出基于自然实验的工资差异分解方法用于分析个体特征差异、进入市场前教育歧视和市场后户籍歧视对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城镇工和农民工之间工资差异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工工资率是农民工工资率的1.79倍,两类劳动力工资差异的69.77%、14.01%和12.99%分别是由个体特征差异、农民工进入市场前受到的教育歧视和进入市场后受到的户籍歧视导致的。因此,政府在设计和实施公平的就业制度和工资分配制度的同时,大力促进城乡教育事业的均衡发展,将有助于缩小城镇工和农民工之间的工资差异。     

农民工及其各职业群体工资性别差异之比较分析——基于珠三角农民工的追踪数据:2006～2008年

本文利用珠三角农民工的追踪数据考察了农民工及其各职业群体的工资性别差异,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表明:农民工及其各职业群体都存在较明显的工资性别差异,并且其差异随时间的推移在逐渐拉大;性别歧视对农民工及其各职业群体的工资性别差异都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并且这种解释力随时间的推移在逐渐增强,而人力资本因素和组织制度因素也为农民工的工资性别差异提供了部分解释力,但其解释力随时间的推移在逐渐减弱;另外,农民工的职业地位与职业群体内工资性别差异和工资性别歧视程度之间存在一定关系,但这种关系及其变化态势究竟如何,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农民工人力资本与工资关系的性别差异及户籍地差异

本文在对农民工人力资本与其工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浙江省7个地级市在城农民工的调查资料,并对比CHIP数据,探讨了农民工人力资本与工资关系的性别差异及户籍地差异。结论表明:农民工人力资本对其工资水平有显著影响,但教育收益率仅达到了2.4%,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农民工工资水平与其年龄及工龄呈"倒U型"曲线关系,达到最大工资水平的平均年龄和平均工龄分别为41.4岁和17.3年;只有在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上农民工才会呈现出教育收益率的性别差异,但教育收益率并未表现出显著的户籍地差异;农民工工作时间与其工资水平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最后,家庭规模、城市环境等因素也对农民工工资水平有显著影响。     

流动人口教育回报率的城乡户籍差异及其原因研究——来自2012年北京、上海、广州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的经验证据

中国目前面临着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教育回报率的结构性差异会阻碍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转型。本文通过分析流动人口教育回报率的城乡户籍差异,发现该差异在特大城市尤为突出;北京、上海、广州的农民工教育回报率显著低于城城迁移人口3.12个百分点,这进一步强化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和分化;迁移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教育回报率,并将流动人口教育回报率的城乡户籍差异缩小了0.91个百分点。流动人口教育回报率的户籍差异产生的机制包括农民工教育投资不足、农村教育质量差、农民工非农就业经验缺乏、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等。本文的研究结果揭示了户籍制度对特大城市乃至中国中长期人力资本积累的负面影响。     

流动就业类型与农民工工资收入——来自长三角制造业的经验数据

本文以农民工的流动就业和工资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基于长三角地区五市(县)473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对不同流动就业类型农民工的月工资水平及其工资决定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随着农民工就业流动性增强,其月工资水平也不断上升;同时,就业流动程度不同的农民工,其工资决定机制也不同,但在流动就业过程中人力资本因素的敏感度最强。流动就业成为农民工摆脱"合法化"的低工资制度安排的基本选择。因此,应从最低工资制度和人力资本投资两方面入手,改变现有农民工工资制度。     

禀赋差异、议价能力与农民工工资——来自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证据

本文基于2012年和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采用双边随机前沿模型,对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上劳企双方议价能力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分析议价能力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以及禀赋异质性特征下农民工议价能力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与用工企业雇主相比,农民工的议价能力明显较弱,在双方议价能力的共同作用下,农民工实际获得的工资比市场"公平"工资低24. 96%。对于处于工资分布底端的农民工,议价能力的弱势尤为突出。禀赋特征对农民工的议价能力有一定影响,随着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水平的提升,农民工议价能力有所提高,而其实际工资水平的下偏程度也随之降低;此外,迁移状态也是影响农民工议价能力的重要因素,相比于本地农民工,外出农民工的工资议价能力更强,他们的工资所受到的挤压程度更低。     

我国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就业质量差异及其分解——基于RIF无条件分位数回归的分解法

本文利用CHIP2002和CHIP2013数据,采用基于RIF回归的分解法,考察不同时间维度和不同分位数下,我国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就业质量差异、影响因素及其变动趋势。结果显示:我国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就业质量的差距不断缩小,且中高分位数的变化幅度较大。尽管如此,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仍大大低于城镇职工,且其差距在中高分位数上较大。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就业质量的差距是个体特征和制度性歧视共同导致的,在中低分位数上,特征效应是造成就业质量差异的主因;在高分位数上,系数效应是造成就业质量差异的主因。从时间维度看,城镇低端劳动力市场上对农民工的制度性歧视有所减弱,但中高端劳动力市场上的制度性歧视有所增强。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消除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歧视,是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制度感知对农民工主观市民化的影响及其代际和户籍地差异

利用2013年浙江省9个城市2398份农民工调研数据,借鉴移民融合理论,运用制度学习模型,本文实证分析了制度感知对农民工主观市民化水平的影响及其代际和户籍地差异。结论有:(1)制度知晓度和公平度感知对农民工主观市民化水平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中知晓度和公平度感知均显著,而老一代农民工中仅有公平度感知显著;(2)公平度和知晓度感知分别正向调节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主观市民化水平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秉承了以上结果,老一代农民工仅公平度感知对人力资本存在正向调节,外地农民工仅知晓度感知对社会资本存在正向调节,本地农民工的公平度感知同时存在对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正向调节;(3)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主观市民化水平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社会资本的作用更为重要。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安排应在关切农民工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提升的同时,制度设计上应做到"以人为本",而制度执行上应加强农民工主体参与和预见性。     

建筑业人工成本分析

本文以重庆为例,从城镇职工工资、农民工工资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论述当前人工成本现状,并分析人工成本的地域差异以及未来人工成本预测。由此得出,由人口结构引起的替代需求和经济引起的增长需求将造成建筑业劳动力供给不容乐观,未来人工成本将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农民工人力资本现状分析与政策建议——基于福建省1476个农民工的调查

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提升对中国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16年福建省1476个农民工有效样本,应用描述性方法从教育、工作经验、健康和培训等维度对农民工人力资本现状及其群体差异进行全面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多数农民工未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水平的高等教育,但他们对子女教育却有较高的期望;将近七成的农民工认为子女就学受到歧视,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歧视感知尤为强烈。农民工平均务工年限将近12年,但一半以上的农民工就业流动性较强,工作经验积累对农民工就业稳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多数农民工健康状况较好,相对于本地农民工,迁移对外出农民工所造成的健康损耗更明显。农民工有较强的参加培训意愿,但也面临较大的经费负担,农民工在培训时间和培训内容偏好上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最后,本文提出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的政策建议。     

人力资本、收入差距与农民工自我雇佣行为

本文采用CHIP2007全国外来务工人员调查数据,研究农民工的自我雇佣行为决策及自我雇佣收入的影响因素,重点关注自我雇佣收入与工资获得者收入的差距对农民工自我雇佣行为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家庭结构和人口特征都影响农民工的就业选择和收入水平。从事自我雇佣者的收入要高于工资获得者,但从事自我雇佣的人力资本回报率要低于工资获得者。自我雇佣与工资获得者的预测收入差距对农民工的自我雇佣行为决策有重要影响,二者收入差距的对数形式每提高1个单位,农民工的自我雇佣概率提高87个百分点,表明在工资部门中受到的歧视将使农民工被迫选择自我雇佣就业形式。     

工会参与对农民工工资率的影响——基于倾向值方法的检验

农民工加入工会对其工资率影响如何,始终没有得到系统的诠释,中国工会甚至因其特殊性而在工资效应上受到一些质疑。基于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本文旨在深入探讨工会参与提升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可能性。以OLS估计为基础,通过使用正态核匹配方法控制工会参与的选择偏差,并借助偏差矫正的匹配估计量检验相关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发现,工会参与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工工资率。进一步与城镇职工加以比较和对工会的工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后发现,农民工通过加入工会所获得的工资改善可能更为明显,而工资率的提升部分地得益于工会的合同保护效应和培训促进效应等。政府应当在农民工自愿加入工会的基础上采取更积极的促进政策,以改变农民工工会参与水平相对较低的现状。     

部门进入的户籍壁垒对收入户籍歧视的影响——基于微观模拟方法的收入差距分解

本文使用2007年CHIP数据,在微观模拟农民工和城镇劳动者反事实部门分布和反事实收入的基础上,对城镇劳动者和农民工的小时收入差距进行了均值分解。为了分析部门进入户籍歧视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将收入差距来源分为三大类:部门分布规则的差别(部门进入歧视)、部门内收入结构的差别(部门内收入歧视)和人口禀赋差异。最终的分解结果显示,2007年,农民工依然遭受非常显著的收入户籍歧视,但是,部门进入户籍壁垒的效应并不大。具体而言,收入差距中总体户籍歧视的贡献度高达56%,其中,部门内收入歧视贡献了55%,而部门进入歧视的贡献很小,仅有1%。尽管如此,农民工不成比例地集中在收入水平最低的私人部门的现象,揭示了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就业机会的户籍歧视。     

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状况的主要因素归纳为个体特征、人力资本特征以及岗位特征三个方面。基于对四川351位新生代农民工的实地调研资料,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特征、人力资本特征以及岗位特征都对其收入产生一定影响。性别、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和所处职位四个因素最终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状况。     

农民工教育与职业的匹配及其工资效应——基于城市规模视角

农民工教育与职业的匹配状况对提高劳动力资源利用、增加劳动供给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2011~2016年微观数据,基于城市规模视角分析了农民工教育与职业的匹配状况对工资效应的差别。研究发现:人口规模越大的城市,农民工教育与职业的错配比例越高;中小城市农民工教育过度对工资的影响呈现工资嘉赏效应,大城市农民工教育过度对工资的影响以工资惩罚为主;而教育不足对农民工工资则普遍存在负向影响。农民工教育与职业不匹配对工资影响的理论机制表明,中小城市支持人力资本理论模型,而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则支持分配理论模型。这意味着,农民工在中小城市表现出学历越高人力资本回报越高的特点;而在大城市,教育与职业适配则更为重要。因此,改善城市层面的教育-职业的适配性,让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自由流动和工作转换,进一步增强城市间劳动力资源的流动是相关政策调节的重点。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社会保障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苏省13地市的实证调查

农民工社会保障满意度是个体福利预期与政策感知绩效之间的纵向差减、农民工社保与市民社保之间的横向差减,以及政策知晓程度综合作用的结果。对江苏省13地市的数据分析显示,受待遇所得不足、群体分化与信息不畅等因素影响,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满意度总体偏低,其心理状态弱势对这一群体的社会保障效应产生了消极影响,并进一步成为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之一。新型城镇化目标的实现要求以"权利公平"为核心重构"居住地"相关而非"户籍"相关的城市社会保障制度,提高政策治理水平和制度管理效率,增强信息宣传与沟通,推动农民工权利融合和能力融合的实现。     

城市规模、人力资本积累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决定

本研究运用得分倾向值匹配(PSM)方法,分析了不同城市规模下人力资本积累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决定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中小城市人力资本积累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但是在大城市这种影响并不显著。而且,专用性人力资本积累对于中小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决定具有显著正影响。在运用需求可识别的Biprobit模型测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后,本文运用分位数处理效应模型(QTEs),分析了不同城市融入程度下人力资本积累对城市融入决定的影响。结果显示,在城市融入意愿不足时,通过增加人力资本积累会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决定,而且在大城市这种影响要高于在中小城市。相应的政策含义是,在放开中小城市户籍限制后,如果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融入中小城市,采取多方人力资本投入机制,增强他们的人力资本水平将是非常重要的政策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