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理论创新与反贫困制度创新

不公正、不科学的制度是造成贫困的根本原因.贫困分三个层次,高度贫困是指生存艰难,中度贫困是指财富匮乏,低度贫困是指生活缺憾.对于三个层次的贫困应区别对待,即消除高度贫困,减少中度贫困、减缓低度贫困.反贫困有赖于三个方面的制度创新,一是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以消除高度贫困;二是建立市场化社会化的反贫困机制以减少中度贫困;三是建立以居民生活质量为主要指标的政绩考核机制以减缓低度贫困.     

关于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态势和启动产业的探讨

一、贫困地区的界定和发展态势 (一)贫困地区界定 贫困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同国家、地区对贫困有不同的理解。根据我国的实际,我们认为可以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对贫闲加以定义。从静态的角度看,贫困包括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绝对贫困指居民生活不得温饱,日均摄入热量不足,劳动力简单再生产难以维持的那     

辽宁省收入差距与城市贫困问题研究

本文在分析辽宁省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城市贫困人口现状基础上,提出城市中收入差距的拉大会产生加剧城市相对贫困率的发生、导致城市中基层人员收入过低等方面的影响。因此,应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就业渠道、提高城市劳动力资本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适度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促进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以缓解城市贫困。     

“居民旅游休闲”促进城镇化转型升级对策建议

正"居民旅游休闲"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有力支撑。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居民旅游休闲,服务的对象核心是居民,同时兼顾游客,构建宜居、宜游、宜业的城镇旅游休闲空间,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居民休闲意识的觉醒、旅游休闲需求的增强,传统城镇功能渐渐满足不了居民的休闲需求,迫切需要转型升级。在居民旅游休闲导向下,传统城镇面临的     

中国扶贫战略与2020年后相对贫困线划定——基于理论、政策和数据的分析

中国在2020年将基本消除绝对贫困,之后,贫困问题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由于中国相对贫困现象较为突出,并与绝对贫困存在交叉,这使得以基尼系数为基础的相对贫困测度失真。本文首先通过回顾中国的贫困线调整和扶贫政策演变,分析贫困类型的转变;然后对城乡二元结构未打破背景下的农村相对贫困规模进行测算,提出基尼系数区域化的设想;最后对城乡统筹下的相对贫困线设定进行现实考量,并给出设计方案。即:中国2020年之后的相对贫困线设定应采取两区域、两阶段方法——非沿海地区实施绝对贫困线相对化、沿海地区实施基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相对贫困线,并每5年上调一次;2035年中国进入城镇化后期,相对贫困标准整体进入以全民可支配收入为识别基础的阶段。未来贫困治理仍需要在工作培训、区域转型、多维和精准识别上不断提升。     

后脱贫时代连片特困地区的多维贫困测度与返贫防治——基于南疆四地州的调查数据

后脱贫时代,根据多维贫困最新表现对现有的贫困标准进行修订与提升,对于科学测度我国贫困现实和推进贫困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9年新疆南疆四地州地区481份有效问卷数据,采用A-F双重临界值法,探索进入相对贫困阶段初期南疆四地州脱贫农户在收入、健康、教育以及生活水平四个维度的“相对剥夺感”。结果表明:从多维贫困程度看,多维贫困发生率为22.45%,多维贫困指数为0.0794;从多维贫困组成看,农户在收入和做饭燃料指标的“相对剥夺感”均最严重,其次是卫生设施和受教育年限指标。为此,应充分发挥南疆四地州自身资源和区域条件优势扶持重点产业发展,提高学校教育质量,完善生活基础设施三条返贫防治建议,为脱贫群体提供生活发展保障,改善农户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论政府主导型乡村林业

乡村林业的产生和发展一般要经过居民自发型、政府主导型和居民主导型等几个阶段,我国目前大部分乡村林业处于政府主导型阶段。政府主导型乡村林业在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有不同的发展模式。福建沿海地区区位优势明显,经济发展的机遇多,经济发达,财力充裕,人民生活水平高,政府主导型乡村林业的目的是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态环境;而福建山区经济相对落后,当地居民生活水平不高,山区客观条件决定了靠山吃山的发展路子,政府主导型乡村林业要以山区综合开发为主,引导投资,提供技术服务和市场信息,开拓市场,以增加农民收入,摆脱贫困境地。政府的主导对山区乡村林业的发展具有很强的促进作用。     

农村贫困家庭资产建设研究——以云南省石屏县为例

我国在2020年底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这意味着我国的绝对贫困被基本消除,缓解相对贫困将成为农村扶贫事业的重点工作。以收入支持为基础的扶贫政策能够满足农村贫困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但却忽视了贫困家庭所陷入的"资产贫困"陷阱,导致扶贫措施缺乏社会投资视角,进而因造血功能不足致使农村贫困群体难以真正脱贫。利用云南省石屏县的调查数据,提出农村地区现行反贫困实践在定位上重扶贫、轻开发,在实施手段上缺乏系统性等问题。分析了资产扶贫措施的减贫类型,讨论了针对农村贫困家庭进行资产建设的可行性。     

健康、劳动参与及中国农村老年贫困

随着人口的逐渐老龄化,中国即将面临巨大的农村老年贫困问题。本文主要验证健康这一重要的人力资本因素对农村老年贫困的影响。运用CHNS数据,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①随着健康状况的改善,居民的劳动参与显著增加,贫困发生显著下降。此外,相对城镇居民和青壮年农村居民而言,健康对农村老年居民贫困的影响更加显著。②健康状况的改善能够提高农村老年居民的福利比率。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加强农村地区健康基础设施和医疗保障的投入,是减缓农村老年贫困和应对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手段之一。     

浅析生态宜居小镇——以东盛涌镇为例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城镇建设积极开展,特色小镇大大促进了区域内经济的发展,同时改善了居民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此文章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龙井市东盛涌镇为例,介绍了生态宜居的特色小镇。     

山区农村妇女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陕南Y村为例

随着我国城镇化速度日益加快,山区农村生产力和整体发展相对滞后,已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一块突出短板。研究通过实地调研构建出评价农村女性生活质量的指标体系,通过问卷调查,细致深入地考察了山区农村妇女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其生活质量进行综合评估。结果显示:山村妇女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生活质量较差。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农业女性化趋势为山区农村女性增加了劳动负担,透支着她们的健康,同时,文化贫困、落后的思想观念、社会资本和社会支持的缺乏也是影响山村女性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     

流动人口相对贫困脆弱性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随着新时代扶贫事业的发展，以及“共同富裕”目标的提出，扶贫对象逐渐从农村向城市拓展，特别是城市中的流动人口。文章在期望贫困脆弱性（VEP）理论框架下，利用三阶段可行广义最小二乘（3FGLS）法对家庭人均收入进行估计。流动人口相对贫困脆弱性测算结果显示，在常用脆弱线0.5下，若以城镇相对贫困线作为标准，约有25%的家庭存在相对贫困脆弱性；若以全国相对贫困线作为标准，约有12%的家庭存在相对贫困脆弱性。在城镇相对贫困线下获得的结果远高于在全国相对贫困线下的结果，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表明城镇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之间的收入状况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同时，该结果也表明缩小城镇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的收入差距，能够有效降低相对贫困脆弱性。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镇化质量测度及空间差异分析

从结构和功能关系两方面构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和聚类分析法对2011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镇化质量进行测度和空间格局优化。结果表明:1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镇化质量差异明显,城镇化水平分布在0.008~0.141之间,城镇化水平最高区域为南昌市区,最低区域为武宁县;2从空间分布看,6个城市建成区的城镇化质量整体水平较高,属点状分布;而剩余25个县域城镇化质量整体较低,以鄱阳湖湖滨带为核心,圈层形式向外围逐级递减;3从结构与功能关系看,在城镇化结构中社会收入分值所占比例高,而居民生活和经济产业分值比例较低;在城镇化功能中基础教育、人居环境和医疗卫生功能得分较高,而就业吸引力相对不足和基本社会保障水平相对偏低;4空间优化显示,城镇化高质量区与亚高质量区应以提高城镇化结构功能为主,城镇化中质量区与低质量区应选择同步优化城镇结构与提升城镇功能。基于结构-功能关系的城镇质量测度和优化空间布局,可为实现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镇健康发展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贫困线:理论、应用及争议

一、贫困与贫困线贫困问题是当今世界与发展同等重要的的问题。国际上对贫困问题的研究工作开展较早,对贫困的理解也比国内全面和透彻。一些国际主要机构和研究者都对贫困的概念和定义展开过争论。比如英国的汤普森认为“所有居民中那些缺乏食物、很少参加社会活动和缺少最低生活条件的资源的个人、家庭和群体就是所谓贫困的。”世界银行在《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将贫困界定为“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平的能力。”而在实际操作中,从不同角度定义的贫困对制定反贫困和扶贫政策带来了困难,即如何确定一个有效的贫困线成为具体操作中的主要障碍…     

产业发展是可持续城镇化的基础

城镇化目标是以产业升级转型改变生产方式,进而改变城乡居民生活方式,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和福利水平。目标达成需要城镇化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城镇化要求集约开发利用城镇化资源,提高城镇化质量,实现城镇产业、土地和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农民就业转型是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农村产业发展是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农村产业发展需要构建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以农村再工业化为核心,以农村社会服务业为条件的产业体系。     

场域、惯习与“后2020”农村地区返贫及治理——以四川省H县为例

2020年我国已实现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的宏伟目标,但相对贫困依然存在,返贫治理是“后2020”时期农村脱贫工作的重点。以场域理论为关照,分析了“后2020”时期产业发展对农村传统生产场域的消解和生活场域的重塑,重点考察了贫困惯习对返贫的作用机理,最后提出了以产业发展改变生产场域和生活场域、构建相对贫困人口识别机制、智志双扶铲除贫困惯习、完善多层次多元化社会支撑体系、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返贫治理对策。     

劳动力外流阻断多维相对贫困代际传递的效应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目的 通过分析劳动力在外流过程中能否阻断相对贫困的代际传递,以及研究提升人力资本在此过程中的影响,为未来相对贫困的治理提供借鉴。方法 文章基于代际传递视角,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微观数据,通过构建AlKire-Foster（A-F）模型,测度我国劳动力外流人口的多维相对贫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Logit模型研究劳动力外流人口多维相对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最后采用列联表分析人力资本在此过程中的作用。结果 我国劳动力外流人口整体上不存在严重的极端多维相对贫困,并且多维相对贫困状况有所改善;劳动力外流人口在教育和生活水平维度存在严重且长期的相对贫困;劳动力外流人口的多维相对贫困存在代际传递问题,并且父亲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对子代的影响明显高于母亲;西部地区存在极端多维相对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中部地区比东部地区多维相对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的程度更深;在劳动力外流的过程中提升人力资本存量能够有效阻断劳动力外流人口的多维相对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结论 父代应以身作则,正向影响子代成长;提高政府专项扶贫中人力资本扶贫资金比重,完善地方政府关于未成年子女教育和健康考核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群众普遍受益。     

探索建立缓解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正>根据贫困问题研究范围和角度的差异性,理论界常将贫困划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绝对贫困是指在特定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个人或家庭依靠劳动所得或其他合法收入,不能满足其最基本生存需要,生命延续受到威胁。相对贫困则是对特定参照群体而言的,即同一时期,不同地区或不同阶层     

相对贫困治理的社会法制度保障

相对贫困是人的发展权匮乏与被社会边缘化的综合现象,是社会不公平、不平等的表现。社会法具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作用,以倾斜保护弱势群体权益为基本职能,与相对贫困治理的目的一致。社会法制度能够为内涵多维化的相对贫困提供应对策略,在国外的相对贫困治理实践中,社会法制度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结合我国国情,构建"反贫困专门法主导-社会法补充"的相对贫困治理模式,完善社会法内部规范体系,构建完善的社会法制度,以解决长期复杂的相对贫困治理问题。     

农垦系统职工扶贫情况调查报告

农垦系统职工扶贫情况调查报告中国农林工会调查组一、职工贫困问题调查表明，目前我国农垦职工的贫困问题存在着两重性。一方面是总体生活水平低。去年．农垦职工的平均收入为２５５０元，低于３１００元的全国职工平均收入水平，在总体上存在着相对贫困问题。另一方面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