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区域地膜使用及回收再利用情况的调查分析*——基于河北、内蒙古、四川调研数据

[目的]地膜是我国农业的重要生产资料之一,覆膜种植技术的广泛应用在带来农作物增产、品质增效、农民增收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污染问题,如"白色污染"等。为进一步提高农田地膜回收利用的比例、减少残膜对生态环境污染、促进农业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文章对地膜覆盖大省——河北、内蒙古、四川的地膜使用及回收再利用情况进行了调研。[方法]文章从地膜使用情况、地膜残留、地膜回收、农户认知程度等角度分析典型地区的地膜使用及回收、区域性的补贴情况等。[结果]通过对调研数据的整理分析发现,目前存在新国标地膜市场占比不高、地膜回收利用产业市场化运行难度大、农户购买国标地膜和主动回收地膜的积极性不高等问题。[结论]为加强地膜回收、推进地膜污染治理,需要从源头控制,加强全程监管。据此提出加强地膜市场监管、探索回收补贴政策、拓展媒介宣传渠道的建议。     

《新疆棉田白色污染治理机制研究》

新疆棉花生产的快速发展,与地膜及其配套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是密不可分的。在棉花生产中,棉农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而大量使用0.008毫米以下的超薄地膜,这些地膜老化快、易破碎、难回收,再加上人工捡拾成本高,大量地膜残留在土壤中,造成极为严重的白色污染,危及到棉田生态和棉花产业的安全。因此,加强棉田白色污染的治理研究刻不容缓。     

农户生态耕种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目的]为清晰识别影响农户生态耕种行为的主要因素,以期为加强耕地生态保护、保障农作物质量安全、提升农户耕种收益、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提供参考。[方法]基于江西省11市47县(区)1488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在分析农户生态耕种特征基础上,运用二元Logistic和Probit模型对农户生态耕种行为影响因素开展实证研究。[结果]农户生态耕种10种具体行为的采纳情况差异明显,其中施用有机肥采纳程度最高,生态农业模式采纳程度最低。农户采纳生态耕种整体水平不高,但仍具备进一步推广的潜力。家庭劳动力比重、生态耕种成本认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法律法规认知、生态耕种收益认知、生计分化和生态环境认知等解释变量是影响农户生态耕种行为的主要内部因素,政府补贴、农田基础设施、生产交流程度、耕地质量变化和生态耕种信息获取难度等则是主要的外部影响因素。[结论]政府及基层管理部门应在推动农户非农就业生计、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强生态耕种宣传与推广、完善政策扶持与管控机制等方面制定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互动机制下低碳农业发展中政府与农户的行为选择--基于静态与演化博弈模型的检验

为有效促进我国低碳农业发展,考察低碳农业主体的行为选择及互动影响,从政府与农户的视角出发,构建了完全静态博弈模型与演化博弈模型,探讨了两个主体在低碳农业发展中的行为选择。研究结果表明:(1)基于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引入激励机制有利于更好的引导农户采用低碳农业生产,进而取得帕累托最优均衡目标;(2)当政府增加采用低碳农业生产农户的补贴,同时加大对采用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农户的约束力度,且农户采用低碳农业的综合收益逐渐增加及其成本不断减少时,演化博弈模型中局部均衡点最终演化为政府发展低碳农业,农户采用低碳农业生产这个稳定状态。基于此,分别从政府与农户角度提出了利于低碳农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旅游业外部性的内部化

旅游业是一个外部性显著的部门，其正外部性与负外部性造成的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和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不一致，势必会过分刺激对旅游业具有消极外部影响的活动，抑制对旅游业具有积极外部影响的活动，从而使与旅游业相对应的社会收益受到损失，使社会对旅游资源的配置不能达到帕雷托最优。这就要求政府、企业及旅游者在各自活动中密切关注自身行为，寻找最佳内部化途径，减少旅游业的外部性，以使旅游业朝着有利于社会收益最大化方向前进。     

基于样方法开展黄淮海蔬菜主产区地膜残留状况研究

目的 为客观了解黄淮海蔬菜主产区露地蔬菜地膜使用、回收和残留情况。方法 文章选择了有代表性的安徽省和县、河南省扶沟县、山东省寿光市和天津市武清区等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并采用样方法开展土壤地膜残留试验研究。结果 4个县（市/区）地膜使用量相差较大,从大到小依次为：寿光市＞武清区＞扶沟县＞和县;覆膜厚度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占比较低;地膜回收率相差较大,武清区、寿光市地膜回收理想,分别达到100%和97.16%,和县为71.15%,扶沟县最低,为34.13%;回收的地膜处置方式相似,主要是填埋或废弃;和县、扶沟县和寿光市地膜平均残留量分别为18.10、3.31和1.39 kg/hm²。结论 黄淮海蔬菜主产区的地膜使用量较大,覆膜厚度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占比较低,地膜回收率差异大,一些地区回收率不高,回收的地膜以填埋或废弃为主要处置方式,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地膜残留问题。为加强地膜回收利用和降低残膜污染,需建立健全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农户配合的源头控制、过程管控、末端循环利用等全过程管控机制。     

我国农用地膜污染防治生产者责任延伸制的实践与展望

[目的]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乡村生态振兴背景下,农用地膜污染治理已成为关注重点之一。系统研究如何将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引入农用地膜污染治理过程,实现“谁污染,谁付费”的农用地膜产品生命周期闭环,可为全国农用地膜污染高效治理提供可借鉴的方式和经验。[方法]文章在系统梳理农用地膜治理政策基础上,结合案例分析系统研究了农用地膜回收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建立、运行、发展的途径和规律,提出地膜污染治理过程中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市场化模式的影响机制。[结果]市场化模式制度嵌入的失效,是农用地膜残留污染治理问题的主要症结,生产者责任延伸制重新建立了地膜残留污染治理责任的分摊机制,是更为可靠的市场化模式,但其构建也陷入“市场化模式实现条件的苛刻性”和“企业垄断的必然性与市场配给的竞争性之间的矛盾”双重困境;此外,从具体原因来看,制度嵌入影响机制还包括政府投入机制建立、企业责任落实与利益诉求的平衡,以及农户价值诉求识别偏差等方面。[结论]因此,政府应在推动和维护机制建立运行过程中,完善制度保障,考虑企业利益导向,帮助农户识别价值诉求,推进生产者责任延伸制跳出困境,有效融入农用地膜市场场域,引导构建市场化模式。     

环境保护法视角下的农业法治建设——以山东省莘县农用地膜的使用现状为例

农村环境保护战略属于中国环境保护的重要成分,同时农村环境治理是乡村振兴战略不可或缺的部分,在“十四五”规划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到要强化绿色发展的法律和政策保障,推进土壤污染治理,加强白色污染治理,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的同时,强化绿色导向。农业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投入品是农业污染主要来源之一,山东省聊城市莘县作为中国蔬菜第一县,地膜使用量大,残膜回收率低,地膜污染问题严重。因此,从多元主体提出控制农膜使用规模及回收对策建议,因地制宜构建基层法治,以期为农业农村环保法治建设提供参考。     

农村宅基地退出补偿的经济学分析

[目的]农村宅基地退出补偿标准的确定及其利益分配是宅基地能否顺利退出的关键。[方法]基于福利经济学分配论和补偿原理建立宅基地价值生产函数,运用比较研究法、模型分析法通过计算各生产要素的边际贡献率确定各相关权利主体的退出补偿范围;权衡宅基地退出过程中投资成本与未来收益,以优化宅基地增值收益分配方案,为宅基地退出公平补偿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结果]理论上农户的最低补偿额应大于农户退出宅基地的机会成本,最高补偿额不高于宅基地价值生产函数中农户应分得的宅基地价值与农户退出后的投资风险成本之和;村集体的补偿额应为宅基地价值生产函数中村集体应分得的宅基地价值;地方政府的退出补偿额应不超过所享受的外部性价值。[结论]基于宅基地价值生产函数确定的各相关权利主体退出补偿范围,从定量角度为宅基地退出公平补偿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同时顺应了通过市场机制对退出权利主体进行补偿的改革方向。     

不同模式农地整治前后农户收入流动性研究*——以江汉平原和鄂西南山区部分县市为例

[目的]考察农地整治前后农户的收入流动性,并分析不同模式的农地整治对农户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差异。[方法]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不同农地整治模式下农户收入流动性差异。[结果](1)农地整治对农户收入流动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实施农地整治后农户收入有明显的"上升"流动趋势;(2)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导的农地整治模式对农户收入流动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3)农户家庭劳动力规模、农地经营面积和非农收入占比对农户收入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户收入初始位置对收入流动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结论]农地整治可增加农户收入,促进农户收入向上流动;相对于政府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而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导模式对农户收入的提升作用更大。因此,应进一步推进农地整治,深化改革政府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项目管理体制,大力创新农地整治模式,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农地整治,为稳步提升农户收入创造条件。     

加快农用地膜污染防治立法推进乡村振兴生态宜居

[目的]农用地膜是继化肥、农药后的第三大农业生产资料,对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2016年我国地膜使用量已达147万t,覆盖作物高达50余种,覆盖栽培面积达1 840万hm2,成为地膜覆盖面积最大的国家。同时,由于我国缺乏国家层面地膜污染防治的上位法,大量地膜残留在农田中,回收利用率不足2/3,亟需加快农用地膜污染防治立法,推进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方法]系统研究我国地膜污染防治的严峻形势、现有地膜污染防治法律法规立法现状、国外立法经验借鉴、我国地膜污染防治立法面临的问题和可行性。[结果]为从根本上解决农用地膜污染突出问题,有必要制定一套管用、实用的地膜污染防治法律体系,依法妥善解决"白色污染"问题,弥补国家层面地膜污染防治立法上的空白,为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提供坚强的法律保障和支撑。[结论]建议加快制订国家层面农用地膜污染防治上位法,立法内容要全覆盖、全方位做出具体规定,法律要明确各部门职责、建立农用地膜污染防治责任制度、加大农用地膜普法宣传力度,建立农用地膜污染防治法律体系。     

地膜在农业生产中的利与弊

自1978年地膜覆盖技术从日本被引进国内以来，地膜在农业生产中极大地促进了农业产量和效益的提高．带动了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和农业生产力的飞跃。每个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地膜覆盖技术也有其负面影响的一面，因此而带来的污染问题，残留问题，既影响农作物的生产生长，也污染着农业环境，因此清楚认识农用地膜在农业生产中的利与弊．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把握这项技术，更大限度的为农业生产服务．     

重庆市土地租赁户农作物选择机制及其对粮食安全的威胁

研究目的：通过对重庆市自耕模式和土地流转模式下主要农作物收益和成本进行比较分析,揭示土地流转成本—收益胁迫下农户农作物选择及其对粮食安全的威胁。研究方法：成本收益分析。研究结果：在区位条件好的地方,土地租金占农户现金成本的比例高达61.77%;土地流转成本—收益胁迫下,农户最优选择是种植收益率更高的马铃薯、茄子和萝卜等蔬菜作物,压缩稻谷、玉米等粮食作物;土地租金压力测试表明蔬菜作物可承受压力远大于粮食作物,这使得粮食作物缺乏竞争力;土地流转增多将减少粮食作物种植比重,并威胁地区粮食安全。研究结论：为保障粮食安全,建议地方政府应根据各种农作物的成本收益对粮食作物种植大户提供政策补贴,通过农业保险等市场化手段解决经济作物种植风险。     

渭北春玉米不同降解膜试验研究

地膜覆盖生产技术对渭北旱塬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确保粮食安全亦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农业生产地膜残留是造成土壤污染的一个重要因素,合理选择地膜覆盖是减少土壤污染和增加粮食产量的必要途径。做好春玉米不同降解膜试验研究,旨在筛选出适宜当地玉米生产的可降解地膜,实现覆膜规范化、栽培标准化,全面推进玉米生产全程机械化作业,降低生产成本,为农业绿色持续发展提供可靠依据。     

天津设施蔬菜种植户的生产决策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目前我国蔬菜已经超过粮食总产值,成为我国第一大农产品。蔬菜产业对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国民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天津把"减粮增菜"作为"十三五"现代都市农业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这一目标实现的关键是设施蔬菜种植户的经营决策行为。通过对天津32个村的223户设施蔬菜种植户的实地调研,掌握了天津设施蔬菜经营现状。[方法]构建了农户生产经营决策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蔬菜种植户的经营决策行为,并得出各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结果]农户年龄、生产年限、技术培训和政府的农业规划对农户设施生产决策行为具有显著性影响,而其他因素均不显著。[结论]文章得出政府应在农业技术培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财政支农政策、蔬菜产业发展规划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以期推进设施蔬菜的规模化、科技化和专业化,从而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认定等级差异视角下休闲农业经营主体效率分析——以南京市休闲农业经营主体为例

[目的]在政府大力推进休闲农业发展的背景下,合理测算不同认定等级休闲农业经营主体效率,分析当前认定等级对休闲农业经营主体效率的影响,对于完善现有认定体系、引导休闲农业经营主体效率提升以及促进休闲农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方法]基于2019年南京市72家规模以上休闲农业经营主体调查数据,文章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方法,兼顾休闲农业经营主体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多重发展目标,更合理、准确地对休闲农业经营主体效率进行测算,分析不同认定等级休闲农业经营主体的效率差异及其成因。[结果]随着休闲农业经营主体认定等级的提高,其综合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以及纯技术效率等指标并未同步提高;休闲农业经营主体土地与劳动力投入随着认定等级提高,存在不同程度冗余现象。[结论]建议进一步完善各级各类休闲农业经营主体认定指标体系、政策支持体系与认定类型,同时加强认定观念引导与宣传,通过加强政策引导与资源支持,推进休闲农业主体和休闲农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探析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产业经营发展关系到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为解决新时代农业经济的常见问题,必须集中力量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基层农户或农业合作社为主要经营单位,合理划分土地经营权与所有权,解放劳动力,拓宽农业经济发展路径,通过颁行免税政策与产业扶持措施,增加农户不同阶段的经营收益。文章分析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基本特点与主要类型,总结了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合理措施。     

基于能值分析的农业经营主体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

[目的]通过对农业经营主体可持续发展能力测算方法的研究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实证分析,为提高农业经营主体可持续发展能力及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理论支持和经验参考。[方法]借助典型案例调查及官方统计数据,采用物质—价值流和能值分析法对农业经营主体可持续发展能力问题展开研究。[结果]物质—价值流实证结果表明,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和普通农户的单位土地净收入分别为1.778 4万元/hm~2、1.153 1万元/hm~2和0.439 6万元/hm~2;能值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和普通农户的可持续发展指数依次为24.49、4.21和3.58。[结论]从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视角来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优于普通农户,家庭农场单位土地净收入最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可持续发展能力最大。     

农业补贴政策背景下农户农业生产经营效率研究——基于辽宁省农户调查

农业生产经营效率是考察农业补贴政策效果的重要方面。本文基于辽宁省农户调查,利用DEA-Tobit两步法,对农户农业生产经营效率进行测度,并进一步分析影响农户农业生产经营效率的因素。结果表明:多数农户农业生产经营效率处于规模报酬递增;农户农业生产经营规模效率较高,农户经营农地最优规模效率的最优规模出现在5-15亩之间,占规模最优总户数的74.65%;农户农业生产经营纯技术效率处于中等水平,农户经营农地的最优纯技术效率的最优规模出现在5亩以下,占规模最优总户数的72.73%;农户农业生产经营综合效率还处于初级水平,最优规模分散;农业补贴水平对农户生产经营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本文对有效制定农业补贴政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陕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目的]培育和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要包括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四大主体)是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发展现代农业的关键。在分析陕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促进其进一步发展的对策和建议。[方法]文章运用文献分析和实地调研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了当前陕西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结果]现状主要表现为数量规模快速发展;经营模式不断创新;辐射带动能力逐步增强;发展环境日益优化,新型职业农民不断壮大等方面。在快速发展的同时,陕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也面临很多制约因素,即组织化程度低,发展能力普遍较弱;土地流转难,规模化进程缓慢;融资渠道相对单一,融资成本较高;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弱,农业科技贡献率较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不健全,人才缺口较大;政府支持政策不足,政策落实效率不高等因素。[结论]有针对性地提出实施依法推进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创新金融支农机制、健全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体系、强化农业科技创新、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等措施,来保障陕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一步发展的土地规模、资金、人才、科技和政策等需求,以增强其持续发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