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出务工促进农村留守人员肉类消费了吗——基于河南、四川、安徽和江西四省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非农就业的视角,采用2003—2011年河南、四川、安徽和江西四省的农业部固定观察点1752个农户共10356份样本,运用混合OLS回归和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人员肉类消费的影响,以期为改善我国农村居民营养健康状况提供具体建议。研究发现,(1)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显著影响留守人员的肉类消费,有外出务工人员的农村家庭人均肉类消费明显高于无外出务工人员家庭;(2)收入和家庭人口规模对人均肉类消费有显著影响,农村人均肉类消费与人均纯收入呈现显著的正相关,与家庭常住人口规模呈现显著的负相关;(3)家庭人口结构对人均肉类消费有显著影响,农村居民的人均肉类消费与家庭儿童数量呈显著的正相关,且与老人数量呈现显著的负相关。研究表明,农村居民外出就业明显促进了农村居民的肉类消费,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人员的肉类消费具有明显的'利他主义'效应。     

外出务工促进农村留守人员肉类消费了吗——基于河南、四川、安徽和江西四省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非农就业的视角,采用2003—2011年河南、四川、安徽和江西四省的农业部固定观察点1752个农户共10356份样本,运用混合OLS回归和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人员肉类消费的影响,以期为改善我国农村居民营养健康状况提供具体建议。研究发现,(1)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显著影响留守人员的肉类消费,有外出务工人员的农村家庭人均肉类消费明显高于无外出务工人员家庭;(2)收入和家庭人口规模对人均肉类消费有显著影响,农村人均肉类消费与人均纯收入呈现显著的正相关,与家庭常住人口规模呈现显著的负相关;(3)家庭人口结构对人均肉类消费有显著影响,农村居民的人均肉类消费与家庭儿童数量呈显著的正相关,且与老人数量呈现显著的负相关。研究表明,农村居民外出就业明显促进了农村居民的肉类消费,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人员的肉类消费具有明显的"利他主义"效应。     

宗族网络、农村金融与平滑消费:来自中国11省77村的经验

本文分析了中国村庄宗族网络对家庭平滑消费的影响,并从农村正规融资与私人融资的角度进行了解释。运用包含宗族祠堂和家谱信息的独特面板数据,本文研究发现,宗族网络的存在或其强度的增加为农村家庭提供了更完全的平滑消费;其原因是,中国农村金融机构或信用合作社相对滞后,宗族外成员也并非完全了解借款人的信用级别、风险偏好或偿还能力,宗族网络于是可被视为一种信用机制或担保机制,使得其成员能获得更多的私人融资。这些发现表明了宗族网络作为非正式制度在农村平滑消费中的重要性,并对中国农村正式制度的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农户减灾需求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北省352户农户的调查

本文以湖北省352户农户的问卷调查为依据,从农户减灾需求率和减灾需求模型两个层面,研究农户减灾需求现状及影响因素。农户减灾需求调查表明,有58.52%的农户对减灾措施有需求。减灾需求模型的定量分析表明,具有不同家庭特征、外部环境特征的农户对减灾需求结果表现不同。村庄地形、参加合作组织及村庄贫富状况对农户减灾需求有较显著的影响;村庄类型、家庭年收入、农业收入比重、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农业保险了解程度对农户减灾需求影响不显著。     

收入差距对家庭服务性消费的影响:来自浙江省农村的证据

根据相对收入假说,收入差距对消费的影响源于人们寻求社会地位而消费储蓄的动机。本文利用2004—2012年浙江省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研究发现:在控制农村家庭纯收入后,收入差距对农村家庭服务性消费仍然有显著影响,基尼系数每下降0.1个百分点,服务性消费增加23.7%。这期间基尼系数由0.398降至0.327,可以解释浙江省农村家庭服务性消费增加的8.13%。同时发现收入差距对农村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家庭服务性消费的影响并无显著差异,但对农村老年家庭服务性消费的影响却明显大于年轻家庭。     

农业保险如何影响农户家庭储蓄率——基于五省两期调查数据

降低农户家庭储蓄率对于“全面促进农村消费”和加速国内大循环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山东、湖北、江西、四川以及云南五省2019—2020年两期入户调查数据，使用PSM-DID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农业保险对农户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得到如下研究结论：首先，参与农业保险可以显著降低农户储蓄率，且对于参保户来说，保障水平的提高对储蓄率也具有抑制作用；其次，农业保险可以通过提高农户消费、降低农户面临的客观不确定性、缓解农户对不确定性的主观担心从而降低农户储蓄率。同时，农业保险还通过“结果的示范效应”影响农户储蓄率，当参保结果产生“负向示范效应”时，农业保险对农户储蓄率不存在显著影响；最后，农业保险对高储蓄率农户影响更明显，对高兼业水平农户、高社会网络水平农户影响则较弱。     

农户消费行为差异分析——基于湖北两地区农户的调查

本文利用湖北省209户农村家庭的入户访谈调查数据,首先运用Probit模型分析影响农户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然后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不同消费阶层农户消费行为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家庭消费决策者性别和年龄会影响家庭消费水平;风险偏好型的决策者倾向于增加即期消费而非预防性储蓄;家庭抚养子女和赡养老人数量会显著增加高消费农户的家庭支出,而这一因素对低消费农户家庭支出无显著影响;家庭收入水平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最大,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存在显著的消费异质性;收入预期对所有消费阶层的农户消费行为均产生了显著影响;农村养老保险和合作医疗保险制度还没有在高消费和低消费阶层中产生显著的消费引致效应;支付养老保险金不会影响高消费农户的消费水平,但却在低消费农户中产生了显著的消费挤出效应。     

农户家庭特征与消费结构的实证研究——以江汉平原为例

本文以农户家庭总收入和农户家庭人口特征为自变量,分析了其对农户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家庭实物消费或生存型消费主要受农户家庭总收入和对总收入有影响的家庭人口特征的影响,与家庭其他人口特征关系不密切;而服务消费(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则主要受家庭人口特征的影响,家庭总收入对其影响不显著。     

非洲猪瘟疫情影响下城镇居民家庭畜产品消费替代研究——基于北京市与河北省的调研

非洲猪瘟疫情影响下,猪肉供给偏紧、价格高涨,其他畜产品替代猪肉消费态势明显。鉴于此,本文实证探讨畜产品消费替代问题,以期能够揭示和评估重大疫情爆发背景下居民家庭畜产品消费结构变化情况。研究发现:非洲猪瘟疫情的爆发,影响了城镇居民家庭畜禽产品消费,有三分之二的样本选择其他畜禽产品替代猪肉消费,城镇居民家庭主要选择牛肉、羊肉、鸡蛋以及鸡肉作为猪肉的消费替代品。城镇居民家庭对非洲猪瘟疫情影响程度的判断会显著影响其选择其他畜产品(牛肉、鸡肉等)替代猪肉消费,收入与房贷影响或制约城镇居民选择其他畜产品(牛肉、羊肉等)替代猪肉消费,不同类型的家庭在其他畜产品替代猪肉消费方面存在差异。为此,提出了针对缓解非洲猪瘟影响以及提振畜产品消费的对策建议。     

宅基地流转对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不断扩大居民家庭消费水平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而推动具有财产属性的宅基地有效流转,是挖掘农村消费潜力的强力引擎。本文基于2015年和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追踪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与工具变量法,研究了宅基地流转对居民家庭总消费、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宅基地流转能够显著提升居民家庭消费水平,促进消费转型升级,其中,对家庭总消费的影响净效应为12.2%,对发展型消费的影响效应高于生存型和享受型消费;家庭人口数量、户主受教育水平等人力资本指标对居民家庭消费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尤其对发展型消费具有更强的提升作用;组间差异结果表明,在经济区域层面,宅基地流转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效应大小顺序为:东部>西部>中部,此外,相较于“农一代”,“农二代”家庭消费受宅基地流转的影响更明显。因此,为提高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水平,促进消费转型升级,应多渠道促进宅基地流转,注重提升流转户的人力资本,并警惕宅基地流转可能带来的新的发展不平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