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确权、产权状态与农业长期投资——基于新一轮确权改革的再检验

本文基于2010~2015年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搭载问卷面板数据,结合全国新一轮农地确权工作进程的差异,使用双重差分法和三重差分法考察了农地确权对农业长期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现阶段农地确权显著提高了与特定地块相连的农业长期投资——农家肥投资。农地确权对农家肥投资的影响在经历过土地调整的农户中更大,表现出一定异质性。此外,农户对自有农地的农家肥投资水平高于转入农地,这种不同农地产权状态间的农家肥投资强度差异会因农地确权进一步扩大。最后,农地确权对于与特定地块不相连的农业长期投资——农业机械投资并无显著影响。     

农户视角下土地整治与减贫满意度*——基于5省区869户农户的实证分析

［目的］土地整治是一种被实践证明的有效减贫方式，从农户满意度视角研究我国土地整治政策的减贫成效及其影响因素，对完善我国土地整治政策具有积极意义。［方法］文章选取2018年贵州、云南、广西、宁夏和青海5个省区共计869个农户调查数据，使用Logistic决策模型分析各相关因素对农户土地整治减贫满意度的影响。［结果］结果表明，775%的受访农户对土地整治减贫效果持满意态度，在农户属性方面，家中是否有干部成员在全样本和非贫困户中对减贫满意度有着显著影响； 在政策宣传方面，农户政策认知对全样本、非贫困户、贫困户的减贫满意度均有显著影响； 在土地整治后田块平整及土地产量变化方面，田块大小及平整情况的变化对减贫满意度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 在土地整治后收入变化方面，收入增量对减贫满意度有着较为显著的正向相关性，且相关性较高。［结论］建议要合理调整和配置土地整治项目，平衡贫困户与非贫困户之间的资源配置，扩大土地整治的受益群体范围； 同时强化土地整治政策的宣传力度，提升农户参与土地整治的获得感和满意感，发挥土地整治促进扶贫开发的减贫效益。     

正规金融约束、规模农地流入与农机长期投资——基于水稻种植规模农户的数据调查

本文基于2015—2016年湖南、江西两省水稻种植大户数据调查,描述分析现阶段农村地区从事农业生产农户的正规金融可获性状况,阐述了正规金融借贷约束产生原因及其对农户农地流入规模和农机长期投资的影响机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正规借贷约束程度越大对农户农地流入规模的抑制程度越大。需求方对农地流入规模的约束效应显著,供给方约束效应则呈非线性,显著抑制自有和社会资本不足农户的农地流入规模;正规借贷约束会抑制农户的纵向农机投资行为,表现为对农机长期投资额具有抑制效应,但对农业长期投资环节数无显著影响。可见,正规借贷约束的长期存在会抑制农户从小规模到大规模经营的扩张,并对农机长期投资存在抑制效应。     

农户农业企业化经营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河北省558个农户为例

农户农业生产经营行为对农业及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及农产品的供给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在对河北省7个县(市)16个村庄558个农户深入调查的基础上,运用Logit模型对农户农业企业化经营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认为农户户主特征、农户家庭特征及土地调整频率、社区及政府对规模经营的支持对农户农业企业化经营产生重要影响,而土地可获得性、非农就业的难易程度、获得社会化服务的难易程度、农产品价格波动幅度以及当地交通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户农业企业化经营影响不显著。     

土地流转与农户创业——基于PSM方法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数据,运用二元Logit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实证检验了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影响因素以及土地流转对农户创业影响的异质性作用。结果表明:农户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口规模、家庭纯收入和家庭消费总支出等因素显著影响农户参与土地流转;土地转出和转入对农户创业都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土地转出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效应更大。组群差异结果表明:土地转出对年龄处于35岁及以下农户的创业效应比对其他年龄段的农户大,土地转入对农户年龄群组差异的创业影响效应不显著。土地转出对文化程度为大专及以上农户创业的影响效应比对其他文化程度的农户大;土地转入对农户文化程度群组差异的创业影响效应均不显著。因此,要以土地转出驱动转入,鼓励农户积极参与土地流转,促进农户创业。     

农业经营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基于江苏省五县的农户调查数据,首先从村庄层面分析了村庄之间农业经营方式的不同。其次,本研究对农户的自身禀赋进行描述性分析并运用mlogit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选择不同经营方式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村庄层面,村庄的社会化服务程度对农户经营方式的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农户层面,农户选择经营方式的决策受家庭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和家庭中土地面积等因素的影响。     

中央“不得调地”政策:农民的态度与村庄的土地调整决策——基于对黑龙江、安徽、山东、四川、陕西5省农户的调查

本文基于2016年对黑龙江、安徽、山东、四川、陕西5省农户的调查数据,就农民对"不得调地"政策的态度和村庄的土地调整决策以及它们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反对承包期内"不得调地"政策的农户占16.4%,反对"不得调地"政策长久不变的农户占39.3%,意味着二轮承包到期后农民的土地调整意愿极为强烈;2011~2016年,约16%的农户经历过土地调整,其土地调整次数平均为1.36次,明显低于已有相关文献提及的2010年前的水平;受"不得调地"政策负面影响的家庭人口越多,"不得调地"政策的受支持程度越低,说明家庭人口变动是影响农民对"不得调地"政策态度的主要因素;农民对承包期内"不得调地"政策的态度对村庄的土地调整决策具有显著影响,持反对态度的农民越多,村庄土地调整的概率和频率越高,反之,村庄土地调整的概率和频率越低,意味着村庄内部土地调整的呼声是村庄土地调整决策的重要考量因素。考虑到受"不得调地"政策影响的农村人口有相当大的比例,可以预见,二轮承包到期后要求进行土地调整的压力会很大,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框架内,实现长久"不得调地"的政策目标有一定难度。     

农村人口老龄化影响土地流转的区域差异及比较北大核心CSSCI

在农村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其对土地流转的影响也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13年在全国14个省份10370个农户的抽样调查数据,通过建立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土地流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标准与传统劳动经济学的60岁标准有所差异,分65岁以上农户和60岁至65岁农户来研究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土地流转决策的影响是非常有必要的。从全国范围和东中西部地区看,65岁以上农户对土地转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土地转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60岁至65岁农户对土地转出并没有显著影响,对土地转入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在东部地区,60岁至65岁农户倾向于不转入土地,在中部地区60岁至65岁农户更倾向于转入土地。基于此,本文提出农村老龄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东中西部地区差别化的土地流转策略。     

互联网农业信息获取促进了农户土地流转吗

土地流转是规模化经营的重要前提之一。同时,在互联网强国战略背景下,"互联网+土地流转"需要特别关注。为深入研究互联网农业信息获取对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本文运用农户调研数据和计量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农户通过互联网获取农业信息显著促进了农村土地流转,而且其对土地转出的影响程度比对土地转入的影响程度更加明显。年龄较大农户的土地流转积极性高,但年龄较大的农户在通过互联网获取农业信息后,流转土地的可能性明显下降。样本替换和模型调整的稳健性检验表明,上述结果非常稳健。因此,本文认为,政府应加强农村互联网建设,鼓励、引导农民使用互联网获取农业信息。     

农用地细碎化与农户粮食生产——以山东省莱西市为例的分析

土地细碎化是指每个农户的土地分为零碎的几块。本文以小麦和玉米为例，运用常规生产函数模型和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分析土地细碎化对农户粮食生产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土地细碎化不仅降低了粮食生产的规模效应，而且对技术效率有显著的负影响。经预测，土地归整为一块将使粮食产量显著提高。     

终止土地小调整 稳定家庭承包制

稳定家庭联产责任制的基础和核心是稳定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农户土地承包权是中央的既定政策,目的是要使农民有预期稳定感和安全感,刺激农民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和开发的热情,建立促进农业长期稳定发展的良好机制。     

农户社会阶层对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基于财富资本与声望资本的视角

研究目的：依据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与可持续生计理论，探讨农户社会阶层与土地流转行为之间的整体性关系与多维度关系，以丰富既有的土地流转行为研究，为农户社会分层背景下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政策启示。研究方法：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结果：（1）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户内部的社会阶层不断动态调整，社会分层现象愈发凸显。（2）农户社会阶层对土地流转行为具有正向影响，且这种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3）农户财富资本而非声望资本正向影响土地流转行为，且财富资本的影响远高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研究结论：农户社会阶层尤其是财富资本的提升有助于土地流转行为的发生，这对于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发展，提升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农村土地调整的时序变化及地区差异——基于1999—2010年17省调查的实证分析

研究目的:基于1999—2010年中国17省农村土地调查数据,分析中国农村的土地调整、农户的调地意愿及其对未来地权稳定性的预期和信心。研究方法:描述分析,列联分析。研究结果:(1)二轮承包后,实际土地调整明显减少,近期则由于征地和土地整理等原因导致土地调整开始增多。(2)支持不得调整土地政策的农户比例显著高于反对的比例,土地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等正式文件的发放有助于增强农户未来地权稳定性的信心。(3)土地调整的省市差异显著,而且平原地区调地多,丘陵和山区调地少。研究结论:中央政策对稳定农户地权稳定性的信心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得到多数农民的拥护和支持;中央政策应进一步考虑不同地区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具有一定的弹性和灵活性。     

规模农户服务供给对农户服务获取的影响——作为内生型服务主体背景下的考察

由规模农户供给服务形成的内生型服务主体已逐渐成为当前农户获取生产服务的重要来源。基于此事实,本文利用江苏省457份购买水稻收割服务的农户样本,从服务价格和服务质量两个维度实证检验了规模农户服务供给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与外部服务组织相比,规模农户服务可以降低农户的服务获取价格,同时也能够提升农户的服务获取质量。另外,规模农户服务对不同特征农户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具体而言,与土地连片化程度低和生产趋同化程度低的农户相比,规模农户服务可以显著降低土地连片化程度高和生产趋同化程度高的农户的服务价格,并显著提升其服务质量;从农户类型看,规模农户服务均可以降低小农户和规模户的服务价格,且对小农户的影响程度更大,而在服务质量方面,仅可以提升规模户的服务质量,对小农户的服务质量影响不明显。     

农户对土地股份合作组织的决策响应研究——基于744户农户的问卷调查

本文以江苏省7个区县744户农户的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影响农户对土地股份合作组织决策响应的相关因素。研究表明,农户对土地股份合作制的相关政策越了解,其越倾向于入股土地股份合作社,这是影响最为显著的因素;农户会随着家庭非农工作比例的扩大而提高入股概率,但也会随着家庭承包土地规模的扩大而降低入股概率;年龄较大的农民因就业途径较窄而更倾向于自营土地而非拿土地入股,但具有养老保险与非农化职业倾向的农民则更容易做出积极的决策响应。总体看,土地股份合作组织的创设更需要相关部门的宣传引导,其适应了如今农村非农化倾向的整体趋势,有利于集约弱势农户的零散土地,为改善土地细碎化、实现规模经营开辟了又一路径。     

中国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基于29篇文献的Meta分析

本文将现有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研究作为基础数据库,运用Meta分析方法研究了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影响因素强度的变化以及在中国农户范围内,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是否存在异质性及其异质性来源。结果表明: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土地流转规范性、非农生计能力和养老保障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年龄、婚姻状况和家庭非农收入存在显著的异质性;东部地区家庭非农收入对农户土地流转影响显著;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的作用强度逐渐增加,其余变量作用强度均不同程度的减弱。     

农村人口老龄化影响土地流转的区域差异及比较

在农村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其对土地流转的影响也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13年在全国14个省份10370个农户的抽样调查数据,通过建立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土地流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标准与传统劳动经济学的60岁标准有所差异,分65岁以上农户和60岁至65岁农户来研究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土地流转决策的影响是非常有必要的。从全国范围和东中西部地区看,65岁以上农户对土地转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土地转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60岁至65岁农户对土地转出并没有显著影响,对土地转入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在东部地区,60岁至65岁农户倾向于不转入土地,在中部地区60岁至65岁农户更倾向于转入土地。基于此,本文提出农村老龄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东中西部地区差别化的土地流转策略。     

土地托管、劳动力分化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6省1 933户农户的实证

研究目的：探讨土地托管服务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机理，从土地托管视角考察三大粮食区域农户的土地、劳动力资源配置对家庭整体经济福利的影响。研究方法：最小二乘法、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结果：（1）土地托管服务对农户家庭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该收入分配效应表现出个体异质性和区域差异性；（2）劳动力分化能促进土地托管服务的发展和农户家庭经济福利的提升，是土地托管服务促进农户家庭增收的有效路径。研究结论：（1）完善土地托管服务市场和劳动力就业市场以提升农户的家庭经济福利；（2）加强政策帮扶，保障资源禀赋较弱农户的土地托管服务需求；（3）因地制宜，加强各粮食生产区域之间土地托管服务的经验交流。     

非农就业、土地流转与农业生产效率变化——基于CFPS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CFPS2012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户家庭非农就业和土地流转对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农户家庭非农就业不利于其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的提高。②转入土地对农户农业劳动生产率没有显著影响,但会显著提升土地产出率。③转出土地对农户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始终没有显著影响。另外,稳健地影响农业生产效率的因素还包括劳动力投入强度、家庭实际经营土地面积、农业机械投入、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金融性资产价值5个因素。     

土地承包权调整方式的决策研究——基于Bromley能动的实用主义理论

研究目的:探究土地承包权调整方式的决策及其影响规律,以期为完善农村土地承包权调整政策提供参考。研究方法:实证研究法,熵值法,层次分析法,分层线性模型。研究结果:采取不同土地承包权调整方式的农户和村集体具体表现不同;土地承包权调整方式决策受到农户和村集体两个层面的共同作用,但两个层面对不同土地承包权调整方式决策的影响程度不同;不同土地承包权调整方式决策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研究结论:土地承包权调整方式适应不同的社会环境,要因村而异,尊重村民意愿;要提高公众参与度,充分了解民意,综合考虑村集体和农户两方面的需求,选择适应本村的土地承包权调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