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稳定脱贫影响效应基于2017CHFS数据实证分析

目的 发挥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稳定脱贫的效应对解决农村相对贫困意义重大。方法 文章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熵权法和VEP构建了家庭层面普惠金融指数和期望贫困脆弱性指数,利用分位数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不同分位数、不同贫困标准和不同指标下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 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在不同分位数、不同贫困标准和不同指标下均有显著的负向效用。结论 一方面随着脆弱性的提高,该效应呈上升趋势,改善金融普惠状况将有助于降低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而达到稳定脱贫之目的;另一方面随着贫困标准的提高,贫困脆弱性大幅度提高,意味着相对贫困人口仍是今后扶贫中不容忽视的问题;同时索贝尔中介效应检验指出,普惠金融主要通过影响家庭劳动、家庭收入和家庭消费,进而发挥稳定脱贫作用。     

农业技术培训、经营规模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以水稻栽培技术为例

目的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指标。方法 文章基于江西省512份微观调研数据测算出农户的农业生产效率,运用Tobit模型、PSM模型以及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了农业技术培训、经营规模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结果 研究结果表明,农业技术培训对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参与农业技术培训可使农户的农业生产效率提高9.32%;不同经营规模农户参与农业技术培训对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效应存在差异,规模户提升效应为28.18%,显著高于小农户的6.97%;农地经营规模对农户农业生产效率具有显著影响,并呈现出“倒U型”关系;农业技术培训、经营规模对不同分位点的农户农业生产效率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并有递增趋势,同时对高效率组的促进作用要明显高于低效率组的农户。结论 政府应积极拓宽农业技术推广渠道,加快转变技术推广方式,同时鼓励适度规模经营,进一步提高农户农业生产效率。     

退耕补贴到期对贫困地区农户消费的影响研究

目的 退耕补贴是维持贫困地区农户消费水平和维持生活消费的重要收入来源,首轮退耕还林补贴到期是否影响了退耕农户的消费是亟待探究的关键性问题,但鲜有研究对此进行探讨。方法 文章基于河北与四川8个贫困县831份农户实地调查数据,利用PSM-DID模型估计退耕补贴到期对农户消费水平和结构产生的影响,并利用组间差异分析和分位数回归来探究退耕补贴到期对异质性农户消费行为的影响。结果 退耕补贴到期对农户总消费、生存性消费、发展性消费和享受性消费影响系数分别为-0.091%、-0.087%、-0.097%和0.030%,贫困农户和低、中消费水平农户受到退耕补贴到期的较大影响。结论 退耕补贴到期对样本农户消费水平产生明显负向影响,同时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农户消费结构改善。贫困农户相较于非贫困农户、低中消费水平农户相较于高消费水平农户更易受到退耕补贴到期的负向影响,为帮助提高贫困地区农户消费水平,维护脱贫攻坚成果,该研究依据实证结果提出政策建议。     

经济发展水平分异下的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研究基于江苏省549份问卷调查

目的 宅基地制度改革是破解“三农”难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文章分析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农民退出宅基地意愿的影响因素,提出对策建议为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提供借鉴。方法 文章基于对江苏省549位农民的问卷调查,在计划行为理论指导下,利用Logit模型分析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 从江苏省整体情况看,45.9%的农民愿意有偿退出宅基地,影响宅基地退出意愿的主要因素为宅基地是否闲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无法就业风险认知、受访者年龄、对宅基地使用权转让政策的认知、对政府承诺的信心、就业类型、支持多余宅基地集体收回或付费、劳动力数量;从经济发达地区情况看,农村住房面积、建房总费用也对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显著影响;从经济欠发达地区情况看,显著影响因素中增加宅基地数量、是否在城镇有房、以往宅基地退出中发生纠纷情况等3个变量。结论 应分区域分阶段开展渐进式改革,充分尊重农民意愿,提振农民退出宅基地信心,建立宅基地改革工作体系,稳慎推进宅基地制度改革。     

黄土高原苹果优生区农户生计分化机制研究——基于不同地形分区的对比分析

目的 以黄土高原苹果优生区长武县为例,从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两方面揭示各地形区农户生计分化状态,识别农户生计分化的影响因素,探究研究区农户生计分化机制。方法 文章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构建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分析各地形区农户生计资本现状,并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识别农户生计分化的影响因素。结果 （1）随着产业与种植结构的变化,务工主导型、苹果种植型以及兼业综合型生计策略逐步从传统农业型生计策略中分离出来,生计非粮化与非农化趋势明显;（2）地形区间农户生计资本差异显著,整体呈现塬区>梁区>沟区,兼业综合型>务工主导型>苹果种植型>传统农业型的特征;（3）受地形条件影响,不同分区间相同生计策略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相同因子对同一生计策略的影响程度与方向亦存在差异。结论 研究区内农户生计分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产业结构调整与气候变化等外部扰动是农户生计分化的前提与基础,生计资本是农户生计分化的内在属性与驱动因素,地形条件决定生计资本因子影响的方向成为研究区农户生计分化的关键因素。     

农户农业碳排放效率差异及多层次影响因素——以陕西省米脂县为例

目的 分析农户尺度农业碳排放效率差异并揭示多层次影响因素,对提供微观决策支持和推进农业农村低碳高效发展意义重大。方法 文章以陕西省米脂县为例,在测算57个村庄共861个农户农业碳排放及效率的基础上,从农户尺度分析农业碳排放及效率差异,最后基于多层次模型揭示其影响因素。结果 （1）农户整体农业碳排放效率较低,且示范村中的农户农业碳排放效率高于非示范村农户,示范村与非示范村下同一类型农户的冗余类型及占比和示范村（或非示范村）不同类型农户的冗余类型及占比差异明显;（2） 年龄、务农年限、教育水平和农业技能培训是影响农户农业碳排放量的主要因素。（3）就全体农户而言,乡村振兴示范村、距县城距离和政府支持力度是影响农户农业碳排放效率的主要环境变量,务农年限和受教育水平是影响农户农业碳排放效率的主要个体变量。影响示范村与非示范村农户农业碳排放效率的因素有较大差异。结论 不同类型农户农业碳排放效率和影响因素迥异,应根据村庄环境、农户特征等进行差异化政策支持。     

新冠疫情背景下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疫情的冲击为农户的生计发展带来了诸多风险,了解当前农户生计现状及相关影响因素,对于提升农户生活质量,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基于陕西省杨凌区及其周边农户调研数据,将主客观恢复力结合,构建了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学习能力和心理感知4个维度的农户生计恢复力评价体系,运用综合指数法和障碍度诊断模型,测度新冠疫情冲击下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现状并识别其影响因素。结果 （1）新冠疫情冲击下农户生计恢复力水平整体偏低,从高到低依次为综合生计型、兼业主导型、务农主导型、务工主导型,各维度水平均偏低且分布呈现一定差异;（2）主观恢复力指标对各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影响较大,主观恢复力对农户总体生计恢复力的影响不容忽视;（3）不同生计类型农户障碍因子差异较小,技能培训参与程度、个人风险认知感受、个人风险认知能力、家庭存款、社会网络支持度等对农户生计恢复力产生影响。结论 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及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基于此,可为不同生计类型农户提出差异化的生计恢复力提升建议。     

山东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时空差异与障碍因素分析

目的 山东作为农业大省，分析该地区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及空间差异，识别各地市农业绿色发展障碍因素，对于实现农业减排固氮具有现实意义。方法 文章选取山东五大区域16地市，运用熵权法和障碍度模型分析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及其障碍因素，利用Dagum基尼系数解析其区域异质性。结果 （1）2012—2020年山东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呈现上升态势，自2015年提升速度显著加快。研究时期内资源节约最为稳定，环境友好先稳定后增长，产出高效显著增长。（2）从区域特征分析，山东绿色发展水平具有区域差异性，呈现“西高东低”分布格局，总体基尼系数处于略微下降趋势，空间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3）分区域看，鲁中和鲁东属于资源高耗型，鲁中南和鲁西北属于产出低效型，鲁西南属于投入产出双制约型，障碍因素集中在耕地复种指数、有效灌溉面积占比、农民可支配收入、土地生产率、农业产值占比。结论 新发展阶段下，山东需警惕环境友好障碍度增长态势，加大农业农村污染治理力度，聚焦于精准方向与科学治理。基于障碍因素分析，针对地市面临不同短板提出拓宽农业电商、释放农村生产要素活力、发挥“潍坊模式”示范作用、制定最低流转年限等措施。     

劳动力转移下不同生计农户低碳用能影响因素以浙豫陕3省农户为例

目的 农户用能的低碳转型对推进我国能源消费革命、缓解能源贫困和减少环境污染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利用“劳动力转移与农村生活能源”2018年专项调查数据并采用多元线性及Logit回归模型考察劳动力转移下不同生计农户低碳用能影响因素。结果 劳动力转移程度及性别对一兼户低碳用能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劳动力转移空间对其有显著正向影响；劳动力转移程度及空间对二兼户低碳用能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劳动力转移性别对其有显著负向影响；劳动力转移程度、空间及性别对非农户低碳用能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受教育水平对4类农户高质商品用能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能源价格对其有显著负向影响；户主年龄、耕地面积对4类农户新型可再生能源选择有显著负向影响。结论 在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劳动力转移能够促进农户生活用能向可持续低碳转型，户主受教育水平、户主年龄、能源价格及耕地面积的影响不容忽视；科学引导劳动力转移及低碳用能亟待加强。     

胆固醇认知对城镇居民鸡蛋食用量的影响

目的 鸡蛋胆固醇与身体健康问题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直接关系到人们的鸡蛋食用量。方法 文章基于消费者视角,根据实地调研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胆固醇认知对城镇居民鸡蛋食用量的影响。结果 （1）城镇居民基本上实现了每人每日食用一枚鸡蛋,与鸡蛋实际食用量相比,调研到的样本目前还未达到认为合理的食用量。超过2/3的样本认为食用鸡蛋会导致胆固醇摄入量增加,从而会影响人体健康。（2）经模型验证,胆固醇认知对城镇居民鸡蛋食用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城镇居民为了身体健康以及减少胆固醇摄入量,会有意减少鸡蛋食用量,而且城镇居民鸡蛋胆固醇的负面认知更容易促使其鸡蛋食用量控制在自认为合理的范围以内。结论 基于此,该文结合胆固醇认知等对城镇居民鸡蛋食用量具有显著影响的变量,提出了引导消费者科学购买及食用鸡蛋的对策建议。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郑州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当前,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已经成为国家健康快速发展的紧要问题。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全国人大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强调城镇化建设中人的核心地位,在人的因素中新生代农民工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最重要力量,他们的居留意愿成为决定新型城镇化的现在与未来成败的关键因素。因此,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定居的意愿特征以及影响因素就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方法]通过调查问卷和实地访谈的形式对郑州市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调研,在以第一手资料为基础的提前下,运用随机森林模型,从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制度因素和社会文化等4个方面中的24个因素实证分析影响郑州市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特征和因素。[结果]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最显著的要素依次是从事职业类型、在城市工作时间、个人收入、家庭收入因素、是否参加城镇养老保险和是否享受城镇住房公积金。[结论]文章有针对性地提出发展教育、增加家庭收入和改善社会福利等解决问题的措施。     

秦巴山区不同类型贫困户易地搬迁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重庆418户农户调查

目的 通过对重庆秦巴山区贫困农户的调研,分析秦巴山区不同类型贫困农户的易地扶贫搬迁意愿及影响因素,找出影响贫困农户搬迁的关键因子,为助推脱贫攻坚提供科学决策依据。方法 文章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选取23个指标构建影响因素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13个主要因子,分析主要因子对不同类型贫困农户的易地搬迁意愿影响因素。结果 贫困农户搬迁意愿较强,但不同类型贫困户的搬迁意愿具有明显差异,低保兜底型贫困户>非农型贫困户>兼业型贫困户>务农型贫困户;在影响因素方面,家庭人口数量、医疗教育负担、住房结构、搬迁政策认知情况是影响贫困农户搬迁意愿的共同因素;人均耕地面积、家庭年人均纯收入、耕作半径、耕地是否流转是务农型贫困户的差异性因素,年龄、非农劳动力比重、距离村干道距离是非农型贫困户的差异性因素,家庭年人均纯收入、耕地是否流转以及住房结构是兼业型贫困户的差异性因素,人均耕地面积、人均住房面积和搬迁方式满意情况是低保兜底型贫困户的差异性因素。结论 不同类型贫困农户易地搬迁意愿及影响因素具有显著差异,政府应该在充分尊重农户意愿的基础上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并构建一套长效稳定增收机制。     

农户流转土地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意愿实证研究 ——基于政策协同的视角

研究目的：通过农户流转土地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为土地流转与新农保政策协同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研究方法：实证分析法。研究结果：只有41.9%的农户愿意流转土地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其他农户并无此意愿。相对于中层次流转土地参保意愿,文化程度、家庭收入、所在区域、土地流转了解度、新农保政策了解度和满意度显著影响农户低层次流转土地参保意愿;而只有所在区域、土地流转政策了解度与满意度、新农保政策满意度对农户高层次流转土地参保意愿的影响通过显著性检验。研究结论：土地流转政策了解度和满意度是提高农户流转土地参保意愿的关键激励因素,应从农户差异、区域差异与政策协同视角,通过健全土地流转参与机制、扩大新农保筹资来源、优化土地流转管理服务、增强新农保制度弹性等措施推动土地流转与新农保政策的协同发展,提升政策合力。     

Worth the Risk? The Behavioural Path to Well‐Being

There is increasing interest in the ‘economics of happiness’, reflected in the volume of articles appearing in mainstream economics journals exploring the major determinants of self‐reported well‐being. We contribute by exploring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how satisfied farmers are with their quality of life. We find that farm income, subjective perceptions relating to the adequacy of household income, debt, health and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age and relationship status a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farmers’ self‐reported life satisfaction. Whil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farm income, farm structural variables such as farm size, farm type and the presence of a farm successor were not found to be significantly related with life satisfaction. Our results also suggest that farmers who are more risk averse enjoy significantly lower levels of both life satisfaction and farm income than their more risk seeking or risk neutral counterparts. We suggest that, in the same way that risk aversion inhibits farmers from making choices that could lead to an increase in their income, it may also constrain farmers (and the wider public at large) from engaging in certain types of behaviours that could lead to an increase in their self‐reported quality of life. Finally, we find that while farm income is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self‐reported life satisfaction, the direc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se variables is weak, suggesting that farmer life satisfaction can be distinct from business success.     

关注农地征用中存在的七大问题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迅速推进，建设用地的需求量急剧上升。农地征用，不仪直接影响到中旧土地资源的保护和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还炎系到农民增收、农村社会的政治稳定和城乡礼会的协调发展．从尊重农民权利、大地利益补偿、失地农民培训、失地农民就业、失地人口社会保障、失地农民负担、失地人群（阶层）与社会的矛盾等七个方面，论述了目前城市化过程中征用农村土地昕存在的普遍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江苏省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代际差异研究

文章基于江苏省农民工调查数据对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代际差异及其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目前江苏省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总体上已经达到"半"市民化以上的水平,但存在着显著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高于第一代农民工;Gfilds分解结果表明,两代农民工内部城市融入程度差距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受教育水平、收入、社会资本和外出务工目的;进一步的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显示,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城市融入程度差距的89.03%应归结为禀赋差异,系数差异所导致的城市融入程度差异仅占10.94%。     

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测度及空间分异研究——来自江西省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是否能够成功实现市民化,不但取决于其市民化意愿,还取决于其市民化能力,两者缺一不可。中国农民工在市民化方面表现出强市民化意愿与弱市民化能力的强烈反差,科学构建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测量评价,对明晰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现状,提升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及城市融合等3个方面构建了由3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和20个三级指标组成的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江西省1 056位农民工的实地调研数据,使用层次分析法(AHP),对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及其空间分异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总体偏低,不同维度的市民化能力发展不均衡,城市就业能力最强,土地退出补偿能力次之,城市融入能力最差,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月工资收入、交往对象、住房类型、土地流转数量和土地征用数量等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偏低的主要影响因素;各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水平大多处于中等水平,存在一定的空间分布差异,除九江、南昌、赣州和吉安等4个地级市达到平均水平外,其他7个地级市都在平均水平之下;大多数地区不同维度市民化能力都趋于一致,发展较为均衡。最后,分别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土地制度和空间分异的视角提出相关对策,认为要全面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总体市民化能力水平,实现地区均衡,就必须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改革城市就业制度,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就业能力;通过提升社会资本,降低城市融入成本,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能力;改革农村土地制度,盘活农村土地资产,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土地退出补偿能力。     

农户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湖北省五县市342户农户的调查

本研究以湖北五县市342户农户为样本,对影响农户农业保险需求的各种因素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发现,家庭农业人口数量、农业收入占比、贷款经验、对农业风险的认知、对农业保险的了解程度、保单产量保障水平、政府信任水平和政府补贴与农业保险需求显著正相关,个人承担保费水平与农业保险需求呈负相关关系,年龄与教育因素对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不显著。     

家庭生命周期视角下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农户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家庭生命周期是研究农户行为的重要理论视角。文章借鉴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的内涵,利用扬州市邗江区289户微观样本,剖析家庭生命周期视角下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农户意愿的影响因素。方法 统计分析法和有序Logit模型。结果 （1）家庭生命周期特征变量对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农户意愿有显著影响,其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初始家庭＞成熟的核心家庭＞成长中的核心家庭＞扩大家庭＞萎缩家庭;（2）政策了解程度、家庭年收入、承包地面积、农民收益增加、子女就学条件改善和居住环境改善是影响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农户意愿的关键因素。但在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农户意愿的关键因素存在异质性;（3）在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中,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农户意愿既有共同的影响因素,也存在差异性影响因素。结论 应重视农户的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特征和演变规律,并将其作为制定农村居民点整理政策的重要依据;针对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中农户意愿的共同因素,采取普适性措施;对各家庭生命周期阶段中农户意愿的差异性因素进行识别,“对症下药”。     

Life satisfaction and diet in transition: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Longitudinal Monitoring Survey

This article develop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impacts of diet and lifestyles on life satisfaction in Russia using 1995–2005 data from the Russian Longitudinal Monitoring Survey.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diet measured as calories, fat, protein, and diversity of food consumption ha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effect on life satisfaction levels of the Russian population. In addition, living in a region with higher per capita income increases population's life satisfaction. While living in a rural area, having health problems, and having young children affect individual life satisfaction in Russia in a negative an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way. Life satisfaction is also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ducation and income, and negatively with unemployment.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drivers of life satisfaction and more generally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Russia can assist in the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including the allocation of scarce resources and the design of public health polic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