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EA-Tobit模型的农地流转减贫效应分析

文章运用DEA模型,结合1033个农户的相关数据,分析农地流转行为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的减贫效应,并进一步运用Tobit回归模型探讨了农地流转减贫效应产生的影响因素。检验结果表明,相对于未参与农地流转的农户,农地流转具有明显的减贫效应,但其中对于流出户来说,农地流转的减贫效应明显高于流入户的减贫效应;且农地流转的减贫效应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其中,东部地区的农地流转减贫效应高于西部,西部地区农地流转的减贫效应高于中部地区;此外,农户对农地的依赖程度、农户所在村距县政府的距离以及农户家庭老年人数是农地流转减贫效应的主要影响因素。据此,要积极引导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参加农地流转,推广农业技术进步的同时要促进区域间协调发展,同时还应注重提高农民家庭的资源禀赋质量。     

农地流转对农户生产率的影响——基于DEA方法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DEA方法测算了北京、上海和广东三省份农地流转对农户生产率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类型农户出现生产率差异的内在原因。实证研究发现:样本农户的平均生产率只有0.28,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农地流转会降低农业的技术效率,但是会提高农业的规模效率,且规模效率的正效应大于技术效率的负效应,因而提高了农业生产率;94.5%的农户都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因此,土地流转是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有效途径;农地流转会显著增加劳动生产率,但是会降低土地生产率;转出土地的农户在生产时更多地使用劳动和资本,而转入土地的农户则更多地使用土地和资本。     

农户异质性、农地经营权流转与农村收入分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的实证研究

农地流转收入分配效应研究较为丰富,但既有文献大都关注其平均效应,忽视了农户个体异质性结果。基于2010年和2014两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微观数据,利用贝叶斯估计方法下的"反事实"检验思想,实证检验了农地流转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及农户异质性。进一步,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对相关结论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农地流转显著提高了农户的收入,无论是转入户还是转出户,农地流转的收入效应都比较显著;但是,农地流转对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效应高于低收入群体,农地流转市场的出现扩大了农村收入差距,这意味着农地流转政策面临着"效率"与"平等"两者的权衡。政策启示是重点关注并帮扶低收入农户,在乡村振兴中做好精准扶贫,发挥好政府在调节收入分配上的关键作用。     

农地流转的多维减贫效应分析——基于5省1218户农户的调查数据

本文首先基于贫困的多维特性分析了农地流转促进贫困减缓的理论机理,然后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5省1218户农户3年的跟踪调查数据,分析了家庭的农地流转行为及其减贫效应。研究表明,农地流转具有显著的多维减贫效应。其中,收入维度和就业维度的减贫效应尤为突出,教育维度减贫效应逐渐显现。但是,农地流入和农地流出的减贫效应具有明显的差异,农地流出的就业减贫效应、收入减贫效应要更显著,农地流入具有极不明显的教育减贫效应。本文研究的重要政策意义在于:推进农地流转可能是增加家庭收入、提升农民可持续发展能力并保障其权利进而促进全面脱贫攻坚的一个新思路。     

专业化农户农地流转及其福利效应——基于1079个苹果种植户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专业化农户农地流转理论模型探索专业化农户农地流转的制约因素,并从固定资产不可分性、专业化分工、交易成本节约等方面分析农地流转对农户福利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在"三权分置"农地流转产权制度安排下,农地租赁价格对调节资源配置的杠杆效应有限;专业化农户是否流入农地取决于农户的实物资产专用性、人力资本专用性和农地流转的社会经济风险,而农地流入规模取决于土地的边际收益、生产能力以及农地流转的搜寻成本、谈判成本和执行成本;农地流入会提高农户的福利水平。     

基于农户视角的农村耕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意愿研究——以温州为例

文章以全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验区—一品州市为例,选择608份农户调查样本,运用LogiStiC分析法,对农户耕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意愿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农村耕地承包经营权流出意愿与农户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户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例的降低、中青年村民从事第二、三产业比例的增多等体现农村经济发展的指标息息相关;同时,城镇近郊农地流出意愿低于远郊。村平均收入、农户年龄、文化程度、政府有无对参与流转农户补助购买社会保险等与农户农地流入意愿无显著相关性。而中介组织、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对农地流入意愿有显著影响。     

农地产权安全性与农地流转市场的农户参与——基于江苏、湖北、广西、黑龙江四省(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江苏、湖北、广西、和黑龙江四省(区)1114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地产权安全性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农地产权安全性会形成生产性效应、交易价格效应和交易成本效应,进而影响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农户最终是否流转农地以及流转农地的规模取决于农地产权安全怀所产生的三种效应的叠加影响。经验检验结果表明,土地承包合同提高了转入户转入农地的可能性和农地流转率,但并不显著影响转出户转出农地的可能性和农地流转率;签订农地流转合同提高了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农地流转率;而农地流转纠纷并不显著影响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农地流转率。为了促进农地流转,应该加快推进新一轮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工作,强化农民农地流转合同意识,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解决机制。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强化了农户的禀赋效应吗?——基于山东省117个县(市、区)农户的实证研究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对农地流转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而且还直接影响着对其政策效果的评价。本文利用山东省农户数据对一些学者提出的土地确权会强化农户土地的禀赋效应进而抑制土地流转的假说进行了检验。研究显示,土地确权强化了农户的土地产权强度,从短期看它对农户土地流出意愿的影响尚不明确,但长期影响应该是正向的。土地确权抑制农户土地流转的观点不仅在理论逻辑上存在悖论,而且统计推断显示禀赋效应在总体上并不存在。流转市场发育度和土地确权带来的安全效应显著影响着当地农户出现禀赋效应的概率,市场越深化农户越不容易出现禀赋效应,确权后土地产权强度提高越显著的农户流出土地的意愿越强。同时,安全效应还提高了土地流入农户进一步扩大规模的意愿,有利于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确权、确权方式和农地流转——基于浙江省522户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浙江省11市522户农户的调研数据,实证检验确权、确权方式与农地流转的关系。主要的研究结果,确权能显著促进农地流转,且对户主年龄超过55岁或户主常年外出打工的农户,确权的农地流转效应更大;确权不确地比确权确地的农地流转效应更大,且对户主年龄低于55岁或户主未常年外出打工的农户,确权不确地的农地流转效应更大;农地流转的不同对象影响农地确权方式的选择,较高的农地流转市场化程度会激励农户采取确权不确地的方式。因此,各地不仅应积极推进农地确权政策的落实,而且要从各地实际出发,针对农地流转的不同对象因地制宜地选择确权确地或确权不确地的确权方式。     

农地调整与农业生产效率的理论与实证——基于劳动力配置和农作物种植结构视角

基于两种不同的农地调整方式,并以家庭劳动力配置和农作物种植结构为视角,在理顺农地大调整和农地小调整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机理基础上,运用CLDS2016数据,检验农地大调整和农地小调整对家庭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效应,以及家庭劳动力配置和农作物种植结构对农地调整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第一,农地大调整会显著造成家庭农业生产效率的损失,而农地小调整对农业生产效率影响不显著;第二,农地大调整对家庭农业生产效率造成的损失,并不能通过家庭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农作物种植结构的配置,使农业生产效率损失得以弥补。其原因在于农地大调整意味着农地产权的不稳定,产权不稳会造成农地租值完全消散,并对家庭农业劳动力形成完全挤出效应;第三,农地小调整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可以通过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和粮食种植比例的提高得以调节,其原因在于,农地小调整所造成的地权不稳定性较弱,家庭反而可以进行劳动力多部门配置,降低了农业经营的风险;同时农地调整的间隔周期与粮食作物投资的回收期是一致的,农户按照其既有的方式进行农业生产或投资;但经济作物种植比例的提高则不利于农地调整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经济作物专用性投资较大、雇工成本较高,并有可能抑制农业社会化服务,造成农业"过密化"困境。     

基于时空引力模型的农地流转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时空引力模型,以1289个农户家庭为样本分析新时期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检验结果表明:家庭个体因素仍是影响农户流转行为的主要因素。同时,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有较大的区域差异,大多农户倾向于选择代耕代种模式流转农地。此外上一期农地流转参与情况与空间变量是农地流转的重要因素,在分流向、区域以及分模式中都表现出较强的显著性。因此,本文认为要通过抓住农地流转的契机促进资源配置功能以及地区经济发展,首要的是要平衡农地流出和农地流入的关系,促进区域间农地流转均衡发展,并基于不同的目标选择农地流转模式;同时,也要着重提升服务型政府建设,提高农民知识水平,让农民有机会、有能力参与分享农地流转的市场红利。     

农地组织化流转与农业生产效率改进：效应与机制

研究目的：探讨村集体介入的农地组织化流转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效果与作用机制，为打破农地流转困境、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参考。研究方法：处理效应模型。研究结果：（1)与农户分散流转相比，村集体介入实现的农地组织化流转能够有效促进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且多种检验均表明研究结果稳健；（2)机制分析表明，农地组织化流转促进了流转数量和质量的双重提升，表现为地块规模的扩大和转入期限的延长，并分别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和地权稳定效应实现农业提质增效；（3)进一步分析表明，农地组织化流转有效降低了化肥施用强度，能够实现农业增效与增绿的协同发展。研究结论：在继续坚持并创新完善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应稳妥充分发挥村集体在农地流转市场中的组织协调职能，实现农地高效流转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衔接。     

农户行为能力视角下的林地流转意愿及决策研究——以福建省10县(市)50村农户调查为例

立足于农户行为能力角度,从排他能力、交易能力和处置能力3个方面考察林地流转意愿及流转决策的影响因素。基于福建省10县(市)25镇(街道)50村506户农户调研样本数据,利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对林地流转意愿和流转决策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利用单方程Probit模型对林地流入和流出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在排他能力中承包合同的签订能显著激励流入、流出行为的发生;稳定的承包权能减少农户因害怕无法继续承包而大量流入林地,促进有序合理的流转;林业经营收入和林业补贴收入的强排他能力分别对农户流转行为产生显著的激励和抑制作用;交易能力对林地流转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处置能力对流转行为产生显著负相效应;农户特征、家庭资源特征均对林地流转、林地流入和林地流出行为产生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向的影响。     

不同主体视角下农地流转的风险识别及评价研究——基于上海涉农郊区的调研

[目的]文章界定了农地流转的核心主体为农地流入方、农地流出方及村委会,从农地流转中不同主体的视角出发,对农地流转的风险进行识别和评价。[方法]对农地流出方和农地流入方的风险采取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对村委会风险采用访谈法。[结果]识别出上海涉农郊区农地流出方主要面临"失地"风险、契约风险、收益分配不合理风险、政策信息传递不充分风险;农地流入方面临政策风险、流转期限风险、自然风险、技术设备风险、市场风险;村委会面临管理风险和履约风险,由此构建不同主体农地流转的风险清单。在此基础上,运用风险矩阵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上海涉农区域农地流转风险进行评价。[结论]农地流出方的风险等级较高(69.9),农地流入方的风险等级很高(81.9),村委会的风险一般(52.5)。最后,根据农地流出方、流入方和村委会面临的不同风险情况,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     

农地流转公积金制度设想初探——基于农户农地流转意愿视角

为试图解决农地市场化流转中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政策激励与农民转出(退出)农地的生存保障问题,本文提出农地流转公积金制度设想。对9个省(区、市)496户农户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所有受访者中,农地流转公积金制度条件下愿意转入和转出农地的农户比例分别为57.8%和51.6%,表明该制度设想中针对农地转入方和转出方的激励与保障内容符合多数农户的利益诉求。运用Gologit模型对农地流转公积金制度设想条件下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户主年轻、有农地经营借贷需求、参加了农业保险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业收入占比较高或处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农户,农地流转公积金制度设想条件下具有较高农地转入意愿程度的可能性更大;户主文化程度为初中和高中及以上、户主从业领域为兼业和非农业、没有过农地流转行为、没有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业收入占比和家庭劳动力占比较低、认为社会保障水平较高、所在村到附近城镇的距离较近的农户,农地流转公积金制度设想条件下具有较高农地转出意愿程度的可能性更大。     

确权、确权方式和农地流转——基于浙江省522户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浙江省11市522户农户的调研数据,实证检验确权、确权方式与农地流转的关系。主要的研究结果,确权能显著促进农地流转,且对户主年龄超过55岁或户主常年外出打工的农户,确权的农地流转效应更大;确权不确地比确权确地的农地流转效应更大,且对户主年龄低于55岁或户主未常年外出打工的农户,确权不确地的农地流转效应更大;农地流转的不同对象影响农地确权方式的选择,较高的农地流转市场化程度会激励农户采取确权不确地的方式。因此,各地不仅应积极推进农地确权政策的落实,而且要从各地实际出发,针对农地流转的不同对象因地制宜地选择确权确地或确权不确地的确权方式。     

农地流转对不同类型农户农地投入行为的影响——基于江汉平原和太湖平原的实证分析

研究目的:分析农地流转对不同类型农户的农地投入行为的影响。研究方法:比较分析法,问卷调查法及回归分析法。研究结果:(1)不同类型农户的行为目标不同,农地流转对其农地投入的影响存在差异;(2)农户的农业生产行为市场化程度越高,农地流转对其农地投入的影响就越大,农业生产的规模效应就越明显;(3)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和农户农地流转的市场参与程度,对不同类型农户农地投入行为都有影响。研究结论:完善农地流转市场,规范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对引导不同类型农户进行农地的合理投入、促进农地可持续利用、提高农民收入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都具有重要意义。     

新一轮农地确权何以影响农地流转?——来自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证据

本文通过识别出农业生产激励、交易费用、交易价格以及农村要素市场联动四种中间传导机制,构建了"农地确权—中间传导机制—农地流转"的理论分析框架。然后,本文基于2011年和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全国追踪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对农地确权影响农户农地流转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农地确权在整体上并不影响农户农地转出,但会抑制农地转入;(2)对于发生过农地调整、有公交车到达以及农业机械化程度较低的村庄,农地确权更能促进农户农地流转;(3)农地确权通过农业生产激励和交易费用机制抑制农户农地转出,并通过交易价格机制对其产生促进作用;(4)农地确权通过农业生产激励促进农地转入,并通过交易费用机制对其产生抑制作用。     

正规金融约束、规模农地流入与农机长期投资——基于水稻种植规模农户的数据调查

本文基于2015—2016年湖南、江西两省水稻种植大户数据调查,描述分析现阶段农村地区从事农业生产农户的正规金融可获性状况,阐述了正规金融借贷约束产生原因及其对农户农地流入规模和农机长期投资的影响机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正规借贷约束程度越大对农户农地流入规模的抑制程度越大。需求方对农地流入规模的约束效应显著,供给方约束效应则呈非线性,显著抑制自有和社会资本不足农户的农地流入规模;正规借贷约束会抑制农户的纵向农机投资行为,表现为对农机长期投资额具有抑制效应,但对农业长期投资环节数无显著影响。可见,正规借贷约束的长期存在会抑制农户从小规模到大规模经营的扩张,并对农机长期投资存在抑制效应。     

信贷可得性、融资规模与农户农地流转——以专业化生产农户为例

为了深入理解中国的农地流转问题,本文从流动性约束的视角出发,全面考察了信贷可得性、融资规模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的金融排斥推高了流动性资本的影子价格,导致农地流转的潜在发生率远低于完全市场下的流转水平,而获得信贷支持能够明显促进农户的农地流转,并且该促进作用在农地流入规模方面更为显著。信贷可得性对农地流转的"净影响"主要表现为:对全部样本而言,信贷支持使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概率提高了8.53%,流入面积增加了1.09亩;对于获得信贷支持的农户而言,信贷支持使其参加农地流转的概率增加了9.11%,流入面积增加了1.15亩。因此,现阶段在有序推进农地流转,促进农业生产规模化和专业化的共识下,提高农户的信贷可得性和融资能力是缓解"农地流转意愿弱,规模化程度低"问题的政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