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发展、劳动力转移与农村贫困状态的变化——分地区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一般认为总体的经济增长对贫困的改善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认为,一般的经济增长可能大幅度降低贫困发生率,但也可能导致剩余贫困人口的贫困状况更加恶化,而且这种可能的副作用会因地而异。本研究使用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作为测度贫困的三个指标,以贫困地区为研究对象并按照农业资源禀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为特征选取两个样本,探索并验证农村地区人均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与贫困的三个指标变化影响的内在机制和关系,并提出不同地区扶贫政策取向的建议。     

中国农村贫困性质的变化与扶贫战略调整

通过回顾农村贫困的变化阶段，本文认为中国农村贫困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贫困分布由区域的、整体性的贫困逐渐过渡到个体性贫困，贫困人口的构成也以边缘化人口为主要组成部分。扶贫政策也需要进行战略性的调整，需要从瞄准区域的政策向瞄准个体的政策转化，在这一过程中，建立和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重要。而本文的分析表明，更明确地细分贫困群体，集中使用扶贫资源是战略调整的重要举措。     

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与农村减贫——来自中国微观数据的经验分析

利用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2010年和2014年的数据,本文从贫困率、贫困强度和贫困深度三个角度测度了农村贫困状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以贫困发生与否、贫困强度和贫困深度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从农户和社区两个层面实证分析了农村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对农村减贫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对农村减贫具有正向影响,尤其是农村自来水设施的可获得性对农村减贫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这一结论在考虑多种情形的回归分析中均保持稳健。本文的研究对于中国农村如何进一步实施精准扶贫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基于地缘性贫困的农村扶贫政策分析——以湘西八个贫困县为例

本文通过对湘西八个贫困县及其下辖乡村扶贫开发调查和定点贫困调研,描述了农村剩余贫困人口分布的地缘性及其生计阻碍因素;分析了1986年以来的农村扶贫开发政策,分析了扶贫资源瞄准和使用偏离地缘性贫困群体、扶贫工作重点集中于就地开发建设物质资本及就业援助政策缺失的问题及其后果;依循可持续生计理论框架探寻了扶贫政策取向,提出国家扶贫资源和项目必须瞄准地缘性分布的贫困群体,以人力资源投资开发为扶贫开发的重心,把就业援助政策作为扶贫政策体系建设的重点。     

旅游扶贫开发与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

我国是世界贫困国家之一，缓解和消除贫困是我国一项长期而重要的历史任务。1994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以后，特别是最近几年国家关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实施以后，贫困人口逐年减少，但中国国际旅游扶贫中心的资料表明：截至2007年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仍有1，487万，低收入人口2，841万，扶贫任务仍旧十分艰巨。     

物价变化、贫困度量与我国农村贫困线调整方法研究

自2007年初至2008年下半年,中国经历了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农村物价水平也经历了持续的上涨。相关研究表明,受到物价变化影响最大的往往是低收入人群和贫困家庭。本文基于物价变化具有的结构性差异以及贫困与非贫困人口之间存在的不同消费结构,分析了物价变化背景下通行的农村贫困线调整方法可能存在的偏差,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方法。研究表明,相比基于农村CPI的贫困线调整方法,用反映农村贫困人口实际消费结构和综合价格水平的农村贫困CPI进行贫困线调整,能更加准确地测度贫困人口受物价变动的实际影响,且有效地降低贫困线调整和相应的贫困度量方面的误差。     

我国农村家庭消费贫困动态性研究

基于2012-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FGT指数测度我国农村家庭消费贫困广度、深度和强度,利用贫困转移矩阵分析我国农村家庭消费贫困状态持续与转变。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村消费贫困程度增强,绝对贫困尚未缓解,相对贫困更加严重;农村家庭以暂时贫困为主,极少数农村家庭是慢性贫困;多数贫困家庭能快速退出贫困,少数非贫困家庭进入贫困。不同区域农村家庭消费贫困状况存在差异,东部地区贫困程度最轻,中部地区慢性贫困最严重,西部地区进入贫困概率最大。农村家庭消费贫困动态性分析可为我国消费贫困帮扶政策制定提供重要参考。     

贫困形成机制--分工理论视角的经济学解释

关于贫困发生的原因，学术界存在着种种不同的解释。但是已有文献在解释贫困广泛存在、贫困地区内存在富裕人口以及非贫困地区存在大量贫困人口等问题的能力有限。本文沿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通过分析贫困人口之间分工、贫困人口与非贫困人口之间分工以及贫困地区参与国内分工，考察贫困形成机制，给出新的命题，并借此分析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的绩效。     

关注“三农”代表的呼声

杨才寿:为农村特困区域特困群众建立低保我建议,为农村特困区域特困群众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前20年的扶贫工作相比,我国现阶段扶贫开发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任务更加繁重。主要原因既不是这些贫困人口不艰苦奋斗,也不是国家扶贫政策、措施、资金不到位,而是这些贫困人口绝大部分属生存型贫困、区域型贫困,其居住地自然条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农村扶贫政策变迁及减贫机理

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农村扶贫政策推动了绝对贫困的大规模消除,阐释政策变迁、解开政策减贫“秘方”,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构建“场域—形式—行为”政策变迁分析框架,阐释农村扶贫政策变迁及减贫机理。研究表明,农村扶贫政策经历了从着力解决温饱、致力总体小康、奋力全面小康,再向乡村振兴过渡的历史分期。在“减贫战略—农村改革—理念转型”场域中,农村扶贫政策通过渐进式政策更替、层叠、漂移、转换变迁保持存续和稳定,持续塑造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贫困人口内生发展的行为者行为,促进贫困人口内生发展、摆脱绝对贫困。农村扶贫政策稳定是消除绝对贫困的关键,这为刻画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注入了新的内涵,也为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过渡的政策稳定提供了必要的经验。     

区域贫困与扶贫可行性分析——中国西南山区农业发展思考

本文以西南山区农业为研究对象,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入手,剖析区域贫困产生的原因,试图找出贫困的病根,然后对症下药。针对西南山区农业的具体实际情况,对一些相应的扶贫方略进行可行性分析论证,希望能探索出一条使贫困最小化的路子。     

扶贫政策、收入分配与中国农村减贫

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益贫困地区"大于"益贫困户"的特征。农村扶贫政策的实施从生产能力、市场参与和缓解脆弱性等角度改善了贫困地区农民分享经济增长的机会和能力,有劳动力的贫困农户如果能够参加扶贫项目,其收入增长速度是非常可观的。扶贫政策的实施促进了中国农村减贫的进程,缓解了收入分配对减贫的负面影响,使经济增长表现出一定的益贫性。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瞄准偏差,是导致"益贫困地区"大于"益贫困户"的原因之一,未来的农村扶贫政策需要在加强扶贫资金投入的同时提高扶贫资金的瞄准效率。     

中国的贫困与反贫困

中国的反贫困成就举世瞩目,当前的反贫困模式和制度框架也面临着转型.本文试图从系统性制度设计的视角,基于贫困的性质与根源的深入分析,对中国的贫困重新作出类型划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反贫困的系统性制度框架.同时指出,区域性的族群贫困已经成为我国贫困的焦点问题,民族地区的反贫困需要扶贫主体的多元化和扶贫模式的多元化.     

新疆扶贫重点县贫困线确定

根据当前的物价水平和贫困人口的恩格尔系数,可以明显看出对贫困标准在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求方面的欠缺.用恩格尔系数法、赤字法和比例法推算贫困线,得出新疆扶贫重点县贫困线标准应为1087.87元,而不是670元.该贫困线反映了当前和今后一定时期内新疆扶贫重点县贫困人口的实际状况.     

农村贫困妇女与脱贫妇女发展意识的对比分析--以安徽省池州市为例

本文以安徽省池州市为例,分别就农村贫困妇女和脱贫妇女思想意识的差异性进行了客观的调查和分析,结果表明,经济状况与思想意识之间相关性显著,脱贫妇女的思想意识明显优于贫困妇女。     

中国西部地区的扶贫开发

西部大开发是中央政府为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 ,促进全国经济均衡、快速、持续发展 ,实现全民族共同富裕目标而作出的一项跨世纪的重大战略决策。其实质及最终目的就是从根本上铲除贫穷。因此 ,西部大开发既为西部贫困地区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机遇 ,又为扶贫开发工作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推动力 ,对做好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 ,缓解和消除贫困现象 ,将产生十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一、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分布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 ,经过农村体制改革 ,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和组织实施“国…     

滇东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扶贫开发问题与对策——以富源县古敢乡补掌村水族为例

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经济、历史、自然等方面的制约,发展相对滞后,贫困分布面广、程度深.对滇东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特别是古敢乡补掌村水族地区来说,地理位置偏僻,社会事业水平低,经济发展缓慢,基础设施落后的现实,从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思想观念、产业结构方面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利用内外部力量进行扶贫、加大科技教育扶贫力度、培育区域优势产业等扶贫开发对策.     

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土地要素对贫困影响分异识别研究

研究目的：精准识别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不同时期土地要素对贫困的可能影响,评估土地要素对绝对贫困的帮扶效果,为推进土地要素更为精准地实现相对贫困治理提供参考。研究方法：多层线性模型。研究结果：（1）土地要素对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均具有较为突出的影响;（2）土地要素扶贫政策全面展开后,土地要素的资源和资本禀赋得到了有效改善,土地资本禀赋具有更为突出的未来改善潜力;（3）土地要素的资源和资本禀赋在各个时期都体现出了对贫困的异质性影响,资本禀赋相较于资源禀赋对于贫困均具有更强影响。研究结论：无论是在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治理中,均需高度重视土地要素的突出作用;在过去的扶贫攻坚战役中,一系列土地要素扶贫政策已然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未来的相对贫困治理中亟待进一步促进土地要素禀赋改善,特别要着力重点提升土地要素资本化水平,从而有的放矢地推进更为精准的相对贫困治理。     

精准扶贫政策与边缘贫困群体政治信任--基于断点回归的证据

维持农户基层政治信任稳态,是促进精准扶贫政策有效实施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下治理有效目标的重要基础。本文利用2017年6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1140户农户样本数据,通过断点回归模型重点考察了精准扶贫政策对边缘贫困群体基层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精准扶贫政策的悬崖效应对边缘贫困群体与基层组织间的政治信任稳态造成了一定冲击。具体来看,边缘贫困群体受到精准扶贫政策排斥,其基层政治信任相较于建档立卡农户降低了2.32;同时,基于边缘贫困群体在收入分配中的不利地位,其基层政治信任相较于高收入建档立卡农户降低了0.76。因此,为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完善乡村治理新体系,需要严格执行现行贫困标准,调整精准扶贫政策的保障结构,并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及外部机会提供等方式,为大量发展能力薄弱的边缘贫困群体提供良好的发展机会和福利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