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的博弈研究——基于行为差异视角

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如政府、村级组织、农民等作为"经济人"通常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其目标取向均呈现出不同层次的多样性特征,进而决定了其在农村公共品供给方面的行为差异。农村公共品供给各主体不同的行为取向及相互之间存在的博弈是造成农村公共品供给滞后短缺问题的症结所在。政府是农村公共品供给最强势主体,是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难题的关键。地方政府的局部非理性特征决定了其供给行为的扭曲,中央政府应对其约束与激励并举。农民由于内生合作能力的贫弱较难成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需要一个自上而下凭借行政强力的乡村组织介入到村庄秩序的建立中,同时也要健全农民的利益诉求机制和民主参与机制。     

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创新主体行为分析：新制度经济学视角

本文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了中央和地方政府、村级组织及农村居民在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创新中的不同行为和作用,认为中央政府需要进行包括财政体制、政绩评价制度、村民自治等方面的全面改革才能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创新问题.     

基于治理视角的成都市村级公共品供给新机制评价

完善村级公共品供给机制,提供充足合理的农村公共品,是缩小城乡差距、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本文从村级治理的视角,设立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成都市三个圈层有代表性的村(社区)的公共品供给机制进行评价,进而提出完善村级公共品供给决策机制以及多元化筹资机制等对策建议。     

乡村社会资本、收入水平与农户参与农村环保公共品合作供给——基于分层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实地调研的810户农户数据,首先运用因子分析法分别对农户个体社会资本和村域社会资本进行了测度,接着采用分层模型分析了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参与农村环保公共品合作供给的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关于环保公共品合作供给总体意愿水平约为79%,且随着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其合作供给意愿相应增强。空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农户参与环保公共品合作供给意愿的差异中有19.2%来自村庄间社区环境的差异。随机截距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农户年龄、受教育程度、对合作参与的认知、农户社会信任、农户社会网络、村庄经济、"搭便车"现象、村域社会资本是影响不同收入组农户合作供给意愿的共同因素,而其他因素的影响在不同收入组中存在差异;且随着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乡村社会资本对合作供给意愿的影响更加显著。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圈层结构:一般性的概念分析框架

以政府和农户的视角建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一般均衡模型来预测其供给效率,按照农户的需求偏好将农村公共产品分为不同的圈层,提出了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的图层结构理论,在圈层结构中,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与农户的需求偏好成正比,不同的公共品供给圈层对应着不同的效率,政府供给意愿与农户需求偏好的契合对于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效率极其重要.     

我国村级债务成因辨析

村级债务是20世纪末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并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障碍。本文采用国家乡村债务的有关资料，对我国村级债务的成因进行了剖析。研究表明，农村公共品和“准公共品”供给的缺失是村债形成的重要根源之一。并提出政府应在乡村公共品供给、农村金融服务、涉农财税制度及乡村治理等方面的政策进行调整。这样才能化解村级债务并有效地防范村级债务的发生。     

农村公共品自愿供给实现条件考察——基于供给组织角度的分析

农村公共品自愿供给的实现是和免费搭车问题的存在密不可分的。现有对免费搭车影响因素的分析大多没有脱离供给组织的范畴。研究发现，免费搭车问题产生的内在根源在于公共品的性质和理性经济人动机，而供给组织通过一定的制度特征和社会特征，影响公共品的性质和个人行为动机，从而影响免费搭车问题和公共品自愿供给。通过对农村公共品自愿供给的分析可见，农村公共品自愿供给的实现正是受到供给组织制度特征和社会特征的影响。     

农村新型社区公共品协同供给研究:基于共生理论的分析

当前农村新型社区公共品供给碎片化状况亟待以新理论与方法来指导,而共生理论能综合解释系统各要素间多方共赢路径。通过协同整合决策与运行弹性机制,优化共生模式与完善协同供给平台,加强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社区农民协同供给与监督机制,从而实现新型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碎片化的差序格局向均衡化格局的转变。     

农村公共品的非政府组织供给与政策创新

本文认为,目前我国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仍处于高度匮乏状态,且供给主体单一。而非政府组织由于在组织方式、信息取得等方面的优势,政府应当鼓励其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发挥作用,这样,既可以弥补政府和市场供给的不足,又可以形成农村公共品社会化供给的多元化格局,满足农民生产生活需求。     

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主体的责任划分

农村公共品除了具有一般公共品的特性外,还具有收益外部性、成本沉淀性、多样性、层次性、阶段性和公平性几个方面的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农村公共品不应该只由单一的政府供给,而应该由政府、盈利与非盈利组织、农村社区和农村居民个人、其他社会力量等共同供给,但政府应承坦起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主体地位,同时要明确划分各供给主体的责任,以确保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     

浅谈非营利组织参与农村公共品提供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中,事关农业生产条件改善和农民生活质量提高的农村公共品提供可谓是重中之重。为了满足农村庞大的公共品需求,农村公共品的提供除了政府之外,还需要动用其他社会力量,在这之中,非营利组织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提供主体。非营利组织参与农村公共品的提供不仅可以缓解政府财政压力,提高公共品的供给效率,而且能够提高农民的地位和农业的竞争能力。要充分发挥非营利组织提供农村公共品的作用,必须加快其自身的发展,并把握好提供农村公共品的领域和方式。     

农村公共品供给农民满意度分析及评价

本文采用湖北省三个地区的调查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将影响农村公共品供给农民满意度的因素归为五类,通过建立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村公共品供给农民满意度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五类因素都显著地影响农村公共品供给农民满意度,其中社会保障是主要影响因素,其次是交通状况、住房状况、教育投入、医疗投入。人口统计变量中,年龄、文化程度、收入来源对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文化程度。对农村公共品供给农民满意度评价表明,农村公共品供给农民满意度总体上偏低,其中教育投入的不足成为制约农民满意度的主要因素。     

为什么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

中国农村公共品长期供给不足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本文通过比较强势地方政府公共品供给行为与各部门公共品需求决定机制来探讨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的成因。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偏向的公共品供给配置内生于地方官员在追求政治晋升和维持社会稳定之间的权衡;而各部门的公共品需求则取决于二元经济背景下各部门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因此,部门间公共品供给配置的政治决定机制和各部门公共品需求的市场效率原则之间的割裂导致了农村公共品供给与需求之间的错配和不足。     

现阶段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政府行为选择

解决现阶段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短缺”问题的路径,因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短缺”所归咎的原因的不同而大相径庭。与一味要求增加政府的直接投资不同,本文认为,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制度创新、变公共品供给的政府主导为市场诱导是现阶段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中政府行为的理性选择。     

农村社区减灾公共品供给中农户认知研究——基于湖北省农户调查数据

本文基于农户认知的视角,根据湖北省27个农村社区513家农户的调查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户认知与农户参与减灾公共品供给意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的灾害损失认知与减灾需求认知对其参与减灾公共品合作供给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这两种认知反向影响农户对减灾效果和供给的满意度。因此,政府应建立有效的农户减灾需求表达机制,以农户需求为出发点,刺激农户参与合作供给的意愿,进而提高其对政府或村社组织减灾工作的满意度,改善农村公共品供给结构。     

发挥民主的民生绩效——村级公共品供给的制度选择

农村基层民生事业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巨大阻力。决策方式和投入方式是农村基层民生事业的两大支柱,本文通过将前者分为集中式决策和民主式决策、将后者分为制度内投入和制度外投入,构建出了村级公共品供给的四种基本模式。研究发现:在2000～2007年期间,制度变迁主要是从集中式决策向民主式决策转变;在2008～2012年期间,制度变迁主要是从制度外投入向制度内投入转变;而在2013年以后,随着投入方式的转变,决策方式也出现了新趋向。项目制度大有取代村民一事一议制度之势,标志着中国村级公共品供给面临新的制度选择。本文通过对项目制度既有实践绩效的梳理和村级公共品基本性质的分析,认为以制度内集中式供给为基本特征的项目制度难以担当起村级公共品供给的使命,而具有制度内民主式供给特征的新型村民一事一议制度更加符合中国农村基层的实际。积极发挥"民主的民生绩效",应当是中国村级公共品供给体制变革与机制创新的一个基本方向。     

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困境、根源及机制创新

后税费时代,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出现了结构不合理、效率与质量不高、供给主体权责失衡等多方面问题,深入探析可以发现其根源在于国家基础性权力与乡村治权在公共品供给方面的割裂.推动公共品供给机制创新,必须实现国家与乡村在理念、资金、制度三方面的有效链接.     

村社包干:资源下乡背景下村级公共品供给的有效路径——基于对广西星村的经验考察

资源下乡背景下,部分农民在项目落地过程中的不合作行为是阻碍村级公共品得到充分有效供给的主要因素之一,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是本文研究的问题意识所在。实地研究发现,项目落地会对农民的生产生活资料造成破坏,形成村级公共品供给的"落地成本",农民不愿承担这一成本是其不合作行为的产生根源。广西星村的经验表明,通过转变资源下乡形式、调整基层治理单元并强化规则供给,可以建立村级公共品供给的"村社包干"模式。该模式能够重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并激活基层民主,从而有效激发农民承担"落地成本"的意识与意愿,实现对农民不合作行为的有效治理。"村社包干"模式的提出为资源下乡背景下的村级公共品供给工作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新农村建设中村级公共品供给的激励与监控——基于对村委会和村民之间委托代理关系的考察

从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出发,村级公共品供给存在着三方行为主体;全体村民、村委会、生产企业,三者在村级公共品供给的过程中实质上形式了委托、代理加采购的委托代理关系.若要防止在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中的村委会对村民利益的损害,就必须落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管理民主"的要求,通过构建激励和监控相结合的机制,促使村委会致力于村级公共品的最优供给.     

零农业税时代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及其改进对策——基于湖北省荆门市Y村的个案研究

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文中在对湖北省荆门市Y村的"机耕道"和农田用水两种公共品供给失败的个案分析后提出,在减免农业税后,农村出现了公共品建设用工投入不足和农村基层组织管理能力弱化等新的特征,并在由于农民的不合作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在改进对策方面,应注重政府公共财政的引导作用,加大政府供给的比重;同时,注重农村基层组织职能的归位,在部分公共品保护上可采取签订合同、明确产权的承包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