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业发展背景下的经纪人乡村嵌入策略探析

在新农业越来越普遍、经营性小农大量兴起的时代背景下，研究经营性小农与市场的对接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经纪人是连接中间商和小农户的重要中介，相较其他经济性中介而言更能保护小农户的利益，在经纪人社会关系资源的润滑下，能够有效化解外来中间商与村庄“自己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从而将交易风险控制在村庄内部伦理规范框架之内，保障农产品市场的平稳运行。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异化及未来发展

虽然中国农民对合作社的需求意愿毋庸置疑,但是从合作意愿到行为的转换,还需要满足一系列前提条件。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制度障碍在于社员缺乏合作理念和民主精神、兼业小农难以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以业缘为基础的制度设计未能充分考虑兼业小农的合作需求、过早面对产业纵向一体化浪潮对资金的迫切需求、允许异质性社员共组合作社却未提供防止合作社异化的制度安排。未来几十年,中国将保持规模农场与兼业小农并存的局面,应当重视引导新型职业农民对专业合作社的有效需求,同时尝试以地缘为基础的综合性合作社为兼业小农提供服务,并从制度和政策供给两方面拓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空间。     

新农村建设重在思路本土化

中国的“三农”问题不是照搬发达国家的“主义”、“制度”就可以解决的。别简单化地给“三农”开药方 我国在如此庞大的人口压力、如此短缺的资源矛盾之下，农村仍然能够基本维持安定，靠什么？靠的就是小农平均占地的制度效益。在那些有一定工业收益的乡村，比如广东珠江三角洲农村实行的是以“土地为中心的社区股份合作制”，把村社土地做股，把社区的工业资产也做股，每户都得到股权。这种制度是经过大多数村民同意的，其中一条约定就是，如果有刑事犯罪，股权取消。     

日本农民分享产业链大部分收益

日本农业发展模式不是依靠资本改造和消灭小农，而是在土改的基础上，在限制大资本下乡的同时，扶持小农组织，建立以金融合作为核心的综合农协，变传统小农为组织化的现代小农，包括金融保险在内的农村经济都由农民协会主导发展，农民不仅分享种植业、养殖业的收益，还能分享农村金融保险、加工、流通储藏、市场资料生产供应、技术服务、农产品超市和土地“农转非”等诸多方面的绝大部分收益。     

农民合作社村庄整合的实践与反思——基于闽赣浙湘豫土地股份合作社案例的分析

在当前农村秩序失范的背景下,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村庄整合的重要功能。合作社的产生主要是出于推动农业产业化的经济目的,但成员共同利益和关系格局的形成促使内部整合的实现。在此基础上,合作社通过与村两委及基层政府、本村非社员村民和外村村民之间的博弈、互动进行外部整合。从村庄治理的角度而言,合作社村庄整合是构建村庄善治图景的有效路径。然而,由于合作社社会效应的外部性,村庄整合实践中还存在整合功能附属性、合作社地位弱势和实体经营不足等制约因素,需从多方入手完善合作社市场主体地位和促进合作社向综合主体的转型,以保障村庄整合的有序性及整合结果作为治理资源的效用发挥。     

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合作经济组织

建立与发展合作经济组织和如何建立与发展合作经济组织，我们就这一问题，结合在山东省德州市的探索，谈谈初步的看法。　　（一）合作经济组织的主要形式　既然我们要建立“合作经济组织”，那么，“合作经济组织”有那些形式呢？什么样的组织才是我们所要建立的“合作经济组织”呢？通过调查研究和分析在德州的实践，我们认为合作经济组织的主体就是合作社，就是国际合作社联盟认可的六原则建立的市场型的合作社。第二种是合作协会，合作社的初级形式。从专业技术协会形式入手，把农民组织起来，按市场型合作社的原则从事经营管理，还达不…     

“以人为本”的村庄规划理念探索及其实践——以北京市大兴区朱脑村为例

研究目的：以参与式调研为“协调器”和“衔接点”，通过对村民需求要素进行平面扩展、立体综合和空间归纳，结合上位管控限制，实现规划“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间的融合，构建“以人为本”村庄规划框架。研究方法：以北京市大兴区朱脑村为例，结合规划指标管控，从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用地布局、文化保护4个维度进行参与式需求调研，运用5级李克特量表打分，并结合ArcGIS可视化分析形成朱脑村“以人为本”村庄规划成果。研究结果：规划后，朱脑村满足城镇集建类村庄发展方向，村民满意度平均值从3.02增至3.81，增幅为26.16%，单项增幅均在10%以上。研究结论：“以人为本”的村庄规划在上位管控下基本满足村民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为北京典型城郊乡村建设提供借鉴。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未来展望

从未来发展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空间将主要取决于外部市场经济环境的变化，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所处产业的竞争状况，以及农户自身的发展变化。可以初步推断，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不断推进，现代农业不断向纵深发展，农业产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日益加大，广大小农户在农业生产领域将面临从兼业小农向专业小农的转变，其经营收益将更加依赖外部市场环境，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有着更加广阔的空间。而我国将实行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写入了《宪法》，如何实现双层经营体制中“统一经营”的功能，     

通过资源下乡来重构村庄治理体系

<正>国家资源下乡如果不是由国家直接来主导项目落地,而是将资源下到村庄,由村民讨论如何使用资源;如果国家不是直接资源下乡,而是以工代赈,民办公助,一事一议,只有当农民投工投劳完成了项目落地的基础条件时,国家资源才下到村里来。这样一种竞争性的资源下乡就可能刺激地方(村庄)组织起来,以获得国家资源的投入。地方组织起来就必须要充分地动员村民,就要将村民个人的利益与村社集体的利益统一起来,就要在村庄中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共同意志或公共意志,这个强有力的公共意志对每个人     

孟加拉国的农业合作社

孟加拉国的农业合作社●王正谱编译一、背景１９０４年，孟加拉国曾有过一部合作社信贷法案。当时，成立了以村为单位的农业信贷合作社，但是当时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差，资金来源主要是合作杜成员的入股股金和来自成员与非成员的存款。为了把基层农业信贷合作社组织起来，...     

村民偏好、选举质量和中国农村选举制度——选举质量的另一种测算思路及其应用

基于最优选举制度具有内生性这样的假设，本文以村民偏好和主观意愿来确定村庄潜在最优选举规则，并以此作为测度和评价选举质量的参照，建立了选举质量距离比指数。运用该指数测算和分析了中国村民选举的质量和区域差异。研究发现，不同地区选举质量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异并不是由个别“关键”程序决定的，选举质量高的地区一般有比较多的高质量程序。不同村庄的客观条件和村民偏好千差万别，村民自治良好局面的形成要求村民对于村庄治理有更为充分的参与和发言权。村民不仅应当有权力决定村庄领导人，自主管理村庄事务，而且应当有权力选择自己村庄的治理制度，包括村委会的选举制度。     

张家港市锦丰镇 “琴棋书画”谱写乡村新韵

<正>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冶金工业园（锦丰镇）全镇面积114平方公里，辖2个办事处、1个综合服务办，23个行政村、11个社区居委会，总人口18万。该镇把落实村庄环境长效管护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引导村民深度自主参与到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深层次提升村庄形象内涵、功能品质，全域推进“五美五好”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困境与农民合作的本土化路径探讨

本文从农民合作与农民专业合作社面临的困境出发，通过山东、云南等地农民合作的实践案例，分析了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实施的农民合作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本质差异，探讨了农民合作本土化路径的实践机制。研究发现，小农户经营的内在特征和合作社面临的外部条件使农民专业合作社很难实现合作收益覆盖合作成本，在合作社本质性规定的强要求下更是如此，也就决定了中国难以发展出“真”合作社。相较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推进的农民合作，具有完全不同的形成和维系机制：其采用群众工作的方法进行动员以化解农户集体行动的困境，通过对个人资源和权威资源的动员和利用降低合作的组织成本、并使合作具有了社区性和群众性；合作产生的经济和治理的双重效用以及合作收益在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分配，使经济合作的效益从经济层面扩延到社会层面，从私人层面拓展到公共领域，增进了社区的社会资本，最终形成了治理效用—经济效用—组织成本之间的正向反馈机制。这是一条充分利用了中国本土资源，低成本、高效率实现农民合作的本土化途径，且具有社区性、治理性意义。     

基于国家视角的村庄公共产品供给模式转变分析

经过20多年市场经济的冲击,村庄的经济分化与社会分化加深,村庄的异质程度提高,需求偏好的差异性越来越大,使农民基于传统联系的合作能力受到损害,而基于现代联系的合作能力尚未形成,并且政府包办村庄公共产品的供给进一步损害了农民的合作能力,造成了村庄公共产品供给中的政府失败。基于此,借鉴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在我国建立政府与村庄自治体和草根组织合作供给公共产品的方式,即政府提供多数或全部费用,村庄自主决定公共产品的内容,政府与村庄自治体合作提供全部村民需要的公共产品、与合作社及草根组织合作为部分村民提供更多元化的公共产品。     

文化建设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基于新疆昌吉新峰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的案例分析

如何促进合作社可持续发展,是当前中国合作社发展中面临的理论和实践困境。文章首先从组织文化视角入手,以新峰合作社文化建设为例,对合作社文化建设促进合作社绩效提升的机制进行了分析,发现合作社文化作用于合作社绩效主要由3个环节组成,第一,合作社文化直接作用于组织目标和资源配置模式;第二,合作社文化经由组织目标、资源配置间接作用于资源系统运行的同时,又同时直接作用于资源系统运行和组织外部环境;第三,组织文化经由资源系统的运行最终作用于组织绩效。最后分析发现合作共赢、以人为本、"团结、互助、友爱、进取"的合作社文化有利于合作社绩效的提升。     

农村内生型集体经济发展的社会效应——基于鲁西南蔡庄村的个案研究

学界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效应研究重点关注经济效应和治理效应，有必要拓展社会效应研究。本文运用社会经济理论的分析视角，以鲁西南蔡庄村为例，探讨内生型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相关社会效应实现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面对行政动员强激励和项目资源零输入，农村基层组织引进劳动密集型企业，有效推动了乡村社会领域的建设发展。第一，在产业规划阶段，农村基层组织自主选择适宜村庄自身条件的产业类型，通过开会议事与社会动员机制整合村庄内部资源并对接外部生产要素，实现对党员和群众的再组织化。第二，在产业运行阶段，加工厂生产管理方式嵌入乡村社会关系网，并与农民家庭生计生活模式相适配，进而形塑村庄社会结构和巩固农民家庭结构。第三，在产业收益分配阶段，集体收益用于乡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和民间社会组织建设，形成以行政村为供给主体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推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个案村庄以内生型集体经济发展助力乡村建设的实践经验，为项目资源匮乏型村庄实现产业振兴提供了启示。     

山东省沂水县大力发展培植新型渔业合作社

为借合作之力。谋农民之利，山东省沂水县水产服务中心结合水产工作具体实际。自去年下半年开始，在全省第三大水库——跋山水库周围网箱养殖密集的乡镇和重点村庄，先后成立了中联、渔丰、富民、坡庄、河奎、李家营六个渔业合作社。     

市县传真

句容：建成全省首家农民专业合作联社 日前，由农业科技专家、央视2007年度三农人物赵亚夫发起，句容市的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万山红遍农业园、丁庄老方葡萄合作社等7家合作社联合组建成立了“赵亚夫农产品专业合作联社”。这是全省目前第一家合作社再联合，是人社农民再人社的农民专业合作联社。作为发起人，赵亚夫无偿提供了自己的名字作为联社的名称。     

村庄信用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效率的影响路径——基于江苏省多个村庄的组态分析

研究目的：以江苏省29个村庄为案例，探讨村庄诚信度、合规度及践约度信用资本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效率的影响机制，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市场建设提供政策建议。研究方法：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研究结果：（1）构建了基于“村庄资本→信用评价→土地市场”的分析框架；（2）单一条件并非是高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效率的必要条件，但是提高民间借贷活跃度和村庄信用户比例对高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效率发挥着普适作用；（3）在信用资本评价模型下，江苏省典型村庄通过整合自身资源提高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效率存在4种组态，可归纳为3种类型：诚信型、诚信合规型、诚信践约型；（4）苏南、苏北地区根据发展情况，提高土地流转效率的关键不同。研究结论：苏北地区可通过加强党组织建设、提升村庄集体经济、理顺村组织权责关系等方式，构建制度信任，降低委托代理风险；苏南地区可通过加强集体组织建设、发挥乡绅乡贤乡才协调作用、做好确权登记发证等方式，提高民间信用水平，降低农户诚信履约风险，共同推动城乡土地市场建设。     

提供组织资源和生产服务 提高小农组织化程度

正站在新时代的高度来思考乡村振兴,必须全面总结和继承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农村发展的先进经验,把提高小农组织化程度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一方面,政府要为小农合作提供组织资源。中国几千年的实践证明,小农不可能自发实现高水平的合作。政府应该以手中掌握的大量资源为契机,通过对小农户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