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收入分层QUAIDS模型的广东省城镇居民家庭食品消费行为分析

基于2007～2009年广东省城镇居民家庭7类食品的消费数据,本文运用QUAIDS模型对不同收入家庭食品消费结构及其消费行为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首先,按照全部样本估算的城镇居民家庭乳品、油脂类和肉类等动物性食品的支出弹性大于1,与中等和高收入家庭相比,低收入家庭这三类食品的消费支出弹性也相对敏感;其次,在不同收入分层中,低收入家庭油脂类食品的消费价格弹性相对敏感;再次,当收入和价格同比例变化时,城镇居民家庭更愿意增加对肉类、蛋类和乳品的消费。因此,稳定食品价格、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等措施,是确保城镇居民家庭食品消费需求、营养摄入水平及生活质量的前提条件。     

我国食用植物油消费增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分析了我国食用植物油消费的增长变动特征及其动因,定量测度了消费者针对收入和价格变动的反应,对食用植物油的需求弹性进行了估计,结果表明,我国植物油需求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均处于较低水平且呈减少趋势,城乡居民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弹性存在较大差异。     

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AIDS模型研究

本文采用AIDS模型对2004年陕西省、山东省和江西省农村居民的食物消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考察了影响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各种因素。结果表明，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支出份额前三位分别为粮食、肉类和蔬菜；地区差异是影响居民食物的消费因素之一；市场发育促进了水产品、肉类和瓜果等食物的消费，但减少了农村居民自产品的消费量；家庭规模对粮食、肉类、蔬菜和瓜果的影响具有显著性。     

日本生鲜蔬菜进口市场及其需求弹性分析

本文运用LA/AIDS模型,估算日本生鲜蔬菜进口市场的需求弹性,探讨中国生鲜蔬菜在日本市场上的贸易地位和竞争策略。结果表明,在日本蔬菜进口市场上,中国生鲜蔬菜对日本进口总支出缺乏弹性,自价格弹性由缺乏弹性逐渐变为富有弹性,与韩国和美国蔬菜呈互补关系,与墨西哥、新西兰及其他国家和地区蔬菜呈替代关系,各地区出口量对中国出口价格变化的反应比中国生鲜蔬菜出口量对相对价格变化的反应更敏感。中国大幅度降价确实推动了出口量的增加,但并不是今后发展的最优策略,质量与安全水平的提升是维持或提高市场份额的根本途径。     

价格上涨、收入差距扩大与食品支出不平等——基于城镇居民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食品价格上涨将使城镇居民的支出增加,且收入越高增量越大;收入越高可支配收入的食品边际消费倾向越低,但由可支配收入增加而带来的食品支出增量越大。价格上涨、可支配收入差距扩大将使食品支出的基尼系数变大,这意味着食品支出不平等程度加重。为将食品支出不平等控制在社会公平要求的范围内,价格补贴可作为临时应急措施,而针对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补贴制度及收入增长计划、倾向于低收入人群的社会福利分配体制是更长效的政策选择。     

中国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习惯形成效应及其对超重肥胖的影响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农村居民超重肥胖问题迅速蔓延,该现象背后隐含着对个人人力资本积累的不利影响以及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治理负担。超重肥胖的主要原因是食物消费结构不合理。在影响居民食物消费的因素中,除收入和价格等传统要素外,居民长期以来形成的食物消费习惯不容忽视。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采用嵌入动态机制的近乎完美需求系统(AIDS)模型和人体体重形成模型,搭建了“价格/收入—食物—卡路里—体质指数(BMI)”联动关系式,实证分析中国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习惯形成效应及其对超重肥胖状况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农村居民食物消费具有显著的习惯形成效应,其中,食用油、谷物、蔬菜的习惯形成效应强度大于其他食物类别;食物消费的习惯形成效应强化了农村居民食物消费需求对于收入和食物价格变动的敏感程度;食物消费结构变化引致的营养结构变化是导致农村居民超重肥胖的主要因素;食物消费的习惯形成效应加剧了经济增长背景下农村居民超重肥胖的蔓延趋势。因此,应加强营养均衡导向的健康饮食模式的长期宣传,逐步引导农村居民形成科学健康的饮食习惯,通过饮食干预措施从根源处遏制农村地区超重肥胖蔓延趋势。     

1990年以来的粮食价格水平波动研究

粮食生产价格的涨跌关乎种粮农民的利益,粮食消费价格的涨跌关系普通居民的利益,二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对立性。即粮食生产价格上涨了,农民收入增加,但同时粮食消费价格也往往上涨,导致消费者的支出增加;粮食生产价格下跌了,农民的收入减少,但同时粮食消费价格也往往下跌,消费者由此受益。因此,政策要在二者之间取得平衡。     

收入增长、户籍地差异与营养消费——基于进城农民工家庭的研究

伴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城市化进程,农民工群体内部的异质性不断加大。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调查数据,聚焦于收入增长和户口所在地的户籍属性对进城农民工家庭营养消费的影响,并探讨收入增长与营养消费关系的户籍地差异。结果表明:收入增长和户籍地差异对进城农民工家庭营养消费有显著影响;农民工家庭能量、蛋白质和脂肪需求的收入弹性为分别为0. 593、0. 610和0. 533;在保持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户籍地差异使本地农民工家庭的人均每天能量、蛋白质和脂肪消费比外地农民工家庭分别高19. 24%、18. 41%和15. 84%。收入增长对外地农民工家庭的能量、蛋白质和脂肪摄入的正向作用大于其对本地农民工家庭的影响。     

自雇就业促进还是抑制农民工的消费

本文基于国家卫生计生委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社会融合专题调查数据,采用内生转换模型分析自雇就业对农民工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自雇农民工的消费收入弹性比受雇农民工高0.06;自雇就业对农民工的消费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自雇农民工与反事实的受雇情形相比,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增加39.93%～44.33%,消费率提高17.42～18.21个百分点;按消费结构来看,食品消费支出增加14.85%～15.84%,住房消费支出增加123.21%～136.67%;自雇就业促进消费的结论在模型设定上以及不同特征农民工群体中都具有稳健性;农民工的自雇就业是基于比较优势的选择,具有更强的稳定性,提升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意愿,从而促进了消费的提升。     

进城农民工家庭贫困的测量与分析——基于“收入—消费—多维”视角

本文从"收入—消费—多维"视角探究了中国进城农民工家庭贫困的规模、程度、空间分异及其内在规律。研究结果表明:当前进城农民工家庭的贫困类型以消费贫困和选择性贫困为主,同时相对贫困问题较为严重。进城农民工家庭抵御外部因素对收入冲击的能力远弱于抵御外部因素对消费冲击的能力,此种情况在中部地区尤甚。中部地区进城农民工家庭的多维贫困最轻微,而西部地区最严重,且随着贫困维数的提高,相应维数的贫困发生率总体呈下降趋势。分维度和区域考察,教育维度贫困是造成中国及东部、中部、西部地区进城农民工家庭多维贫困的最主要因素,健康维度贫困只是导致东北地区进城农民工家庭多维贫困的最主要因素,生活方面的卫生厕所、沐浴设施、炊用能源以及资产数量等维度的被剥夺情况最严重。经济落后地区进城农民工家庭的多种贫困发生率、平均剥夺份额和多维贫困的最高维数并不必然高于经济发达地区进城农民工家庭。进城农民工家庭十维脱贫率同n维(1≤n≤8)贫困发生率之和相近,其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进城农民工家庭十维脱贫率低于中国平均水平。此外,进城农民工家庭收入(或消费)贫困与多维贫困属于互补关系,二者兼具差异性和关联性。     

基于可变参数模型的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弹性研究

本文建立并应用基于线性支出系统的可变参数模型(TVP-ELES模型)对具有时变性质的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收入与价格弹性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均随着时间推移,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收入基本上对各项消费支出为正向影响,价格基本上对各项消费支出为负向影响;食品、衣着等基本消费支出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整体上比较稳定,交通通讯、医疗保健、娱乐教育文化等消费支出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变动幅度则较大。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将迎来持续升级的黄金发展时期,但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居民消费行为的调控和引导。     

我国城乡居民动物性食物消费研究

本文在分析影响我国城乡居民动物性食物消费的因素后,通过城镇和农村居民动物性产品食物需求的LA／AIDS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城乡居民收入增加后,会较多地增加禽肉和猪肉消费;家庭规模扩大将使居民猪肉消费和蛋类消费减少,禽肉和牛羊肉消费增加;城市化水平提高将使农村居民猪肉消费减少,蛋类消费增加较多。     

城乡家庭金融资产财富效应及异质性研究

用CHFS数据研究中国城乡家庭金融资产财富效应及异质性,在考虑了金融资产组合互补性的影响后发现:(1)我国城乡家庭储蓄性和风险性金融资产每增加1%,家庭总的消费支出分别增加3.5%和1.4%,即金融资产存在显著正向的财富效应,但储蓄性金融资产财富效应大于风险性金融资产。(2)整体上,城镇家庭的金融资产财富效应大于农村,但在具体消费类型上,也存在农村大于城镇的证据,体现出显著的城乡异质性。(3)金融资产财富效应对食品消费支出影响最小,刚性消费支出次之,弹性消费最大。(4)金融资产财富效应均存在低收入家庭显著大于高收入家庭证据。考虑家庭房产价值和地区特征后的稳健性检验,均支持金融资产财富效应及上述异质性的显著存在。     

集中居住对被拆迁农户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以江苏省张家港市为例

本文以张家港市为例,利用农民集中居住区100户被拆迁农户的调研数据,系统分析了集中居住对被拆迁农户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以期从农户视角评估农民集中居住的社会经济效应。研究表明,集中居住后被搬迁农户职业非农化趋势更加明显,生产生活方式已截然不同,庭院经济基本消失。农户家庭收入增加幅度不大,其中与集中居住无关的收入如工资性收入、政策性收入增长较快,与集中居住相关的收入如征地安置保养收入、土地流转分配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则基本持平。同时,农民的粮食、蔬菜、水电和煤气等生活消费支出大幅度增加,农民生活水平并无明显改善。     

我国贫困农村地区居民的家庭食物安全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在分析家庭食物安全内涵的基础上,利用我国贫困地区12个县的农户调查资料构建模型,对影响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家庭食物安全的主要因素及影响程度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家庭收入变量对家庭食物安全影响显著,但能量的收入弹性相对偏低,脂肪的收入弹性相对较高;家庭规模越大,越容易面临食物不安全风险;农村市场体系的发展有助于家庭食物安全的实现;耕地资源也是贫困农村地区实现家庭食物安全的重要保障。     

南京:10月各类农产品价格齐下跌

<正>10月份天气情况较好,对于农产品生产提供较为有利的条件,同时没有节日的刺激,因此,各类农产品齐下跌。根据南京众彩农产品批发市场对全市场7大类、62个主要农产品进行监测显示,与上月相比,蔬菜、水果、淡水鱼、粮食、食用油、猪肉、鸡蛋价格均出现回落。蔬菜10月国庆节期间,受节日效益的影响,蔬菜需求量较大,价格也是保持高位稳定的态势。节日过后虽然需求量有所减少,但是,受季节和蔬菜生长周期的影响,蔬菜产地及品种需求结构发生了变化,部分瓜果类蔬菜     

本世纪末农民生活消费结构的变动趋势

本文利用农村住户抽样调查的微观资料，借助计量经济模型估计全国农民生活消费模式，以定量概念概括反映了农民生活消费变动趋势；另外提供了农民生活消费需求收入弹性、价格弹性估计结果，量化了收入和价格对农民生活消费支出的影响；此外，通过农民生活消费模式的估计，得出了各消费项目的基本需求支出估计值和本世纪末农民消费结构预测值，对我国九十年代中后期农民消费结构变动特点和趋势进行了分析预测。     

从食物消费需求角度谈中国土地利用战略

研究目的:从食物消费需求角度,研究中国土地利用战略,为保障中国食物安全和加强土地资源有效管理提供科学依据。研究方法:文献分析法,归纳总结法。研究结果: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城乡居民对粮食的消费需求呈减少趋势,而对动物性食物消费尤其是家禽和水产品消费将会显著增加。中国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及水平地域差异明显。中国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持续增长,占粮食总消费量的比重不断提高。粮食非主产区应转变主销区的观念,承担相应的粮食生产任务。中国粮食生产的重心已由南方向北方、东部向中部推移,应该加强对北方及中部新增长中心的潜力挖掘。研究结论:树立大食物观念,着眼于各类土地资源;因地制宜调整农用地结构,加强耕地质量保护;转变传统粮食供给观念,提高非主产区食物供给能力;加强粮食主产区建设,进一步提升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能力。     

调整种植结构 发展商品农业

调整种植结构　发展商品农业四川省夹江县甘江镇在确保粮食生产稳步增长的基础上，合理调整种植结构，扩大蔬菜种植面积，提高蔬菜质量，既满足了市场需求，又增加了农民的经济收入，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减少粮食播面，扩大蔬菜种植面积。该镇从１９９１年起，在积极推...     

中国居民家庭食物浪费的收入弹性、效应解析及模拟分析

食物浪费不仅导致食物生产和分销过程浪费大量资源,还增加垃圾处理压力和温室气体排放,挑战粮食安全。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解析了收入增长影响家庭食物浪费的数量效应和结构效应。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的实证结果显示,收入增长会显著提高居民家庭食物浪费量,食物浪费收入弹性为0.26,其中,数量效应表现为收入增长提高谷物类、蔬菜类和肉蛋奶类食物的浪费量,包括通过提高家庭食物浪费率对食物浪费量产生影响;结构效应表现为收入增长降低蔬菜类食物浪费量占比,提高肉蛋奶类食物浪费量占比,但对谷物类食物浪费量占比无显著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收入增长与家庭食物浪费量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两种方案的模拟结果均显示,2030年前我国人均食物浪费量和食物浪费总量仍会继续上升,有必要制定和实施遏制居民家庭食物浪费的具体干预措施。城乡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收入增长对农村居民家庭食物浪费的作用更强,因此干预措施制定应着重关注农村地区家庭食物浪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