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山区不同生计策略类型脱贫农户生计风险识别与评估

[目的]尽管2020年后我国已经全面脱贫,但脱贫农户仍然面临自然、市场、政策等多重生计风险冲击,非常容易再次掉入贫困陷阱。识别与评估贫困山区不同生计策略类型脱贫农户生计风险,为政府更好地制定相关政策,巩固脱贫成果提供实证依据,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方法]文章以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768户脱贫农户调查问卷为样本数据,运用ESI为综合评价指数,识别与评估不同生计策略类型脱贫农户的生计风险。[结果]（1）样本区农业兼业型脱贫农户的户主平均年龄最大、家庭规模最小、劳动力数量最少、受教育程度相对最低;非农业兼业型脱贫农户的家庭规模最大;纯农型脱贫农户的家庭劳动力数量最多,且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相对最高。（2）不同生计策略类型脱贫的生计风险总值依次是纯农型>农业兼业型>非农业兼业型>非农业型,呈现出兼业程度越高,生计风险越小的特征;纯农型是所有类型脱贫农户中最脆弱的群体,生计风险和返贫风险都最大。[结论]当地政府一方面应积极帮助脱贫农户增强非农生计的能力;另一方面应完善农业生产配套设施,营造良好的外部基础设施环境,引导脱贫农户寻求适合自身资源的产业发展方式,提高其兼业水平和兼业质量...     

陕北黄陵县农户生计资本评价及其生计策略研究

[目的]选取受退耕还林、封山禁牧等生态政策影响较大的陕北农户为研究对象,分析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之间的作用关系。[方法]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17个行政村335户样本农户数据进行分析。[结果](1)研究区农户的人力资本整体得分最高,社会资本居次,物质资本中等偏下,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处于低水平;(2)农户生计分化明显,典型的纯农户很少,农户生计策略主要为兼农型和低水平非农型;(3)回归分析表明,人力资本指数高的农户倾向于外地兼农,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指数高的农户倾向于当地兼农,家庭年收入、人均教育投入和人情往来3项指标是促进农户向非农型生计策略转变的关键因子。[结论]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和转变是建立在自身资本结构上的,其往往向着发挥生计资本优势、规避生计资本短板的方向调整生计策略,进而达到提高整体生计资本水平的目的。人力资本优势主导下的黄陵县,加之沟壑区农地资源空间配置的破碎性与复杂性,外地兼农型生计策略将仍是该地区农户近期内的主要生计抉择。     

农地整治区农户生计脆弱性指数评估研究——基于湖北荆门和宜昌的实证研究

[目的]农地整治能通过多种有效途径改善农户的生计资本。以农地整治的角度切入来研究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变化规律,探究农地整治对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为探索改善农户生计的可持续性提供理论借鉴。[方法]以农地整治对生计资本的直接改善为出发点,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根据IPCC关于脆弱性的解释,建立农地整治区农户生计脆弱性评估框架体系,其主要涵盖农户面临的自然风险、生计资本以及适应策略3方面,通过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基于湖北省荆门、宜昌两地区的394户农户调查问卷,运用生计脆弱性评估框架计算得到农地整治前后农户生计脆弱性指数,同时,针对荆门、宜昌两地区分别进行评估研究。[结果](1)农地整治前后农户生计脆弱性指数分别为-0.223和-0.423,在整治之后农户生计脆弱性显著降低。(2)生计脆弱性指数变化的影响因素存在地区性差异。荆门地区整治前后的生计脆弱性指数变化依次受旱地情况、耕地灌溉情况、村庄绿化设施、农田水利设施的变化量等因素的影响;宜昌地区整治前后生计脆弱性指数变化依次受农田水利设施、村庄道路通达、村庄绿化设施、田间道路、耕地灌溉情况、水田情况、旱地情况的变化量等因素的影响。[结论]为提高农户福利水平,降低其生计脆弱性,建议农地整治的规划与实施要进一步关注农户生计问题,特别重视相关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改善,同时不同实施地区要从贡献因素排序出发,实现提高农户生计脆弱性改善的目的。     

项目制扶贫下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研究——基于新疆疏勒县的调查数据

[目的]探究贫困农户生计资本变化及其与生计策略关系,有助于民族贫困地区项目制扶贫的精准实施,对调整生计资本结构,维持农户可持续生计,促进民族贫困地区稳定脱贫,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基于新疆疏勒县225户调查问卷数据,测算精准扶贫项目实施前后生计资本变化,并构建多元无序Logistic模型探讨其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结果]精准扶贫项目实施后,农户生计资本水平整体得以提高,生计资本结构有所改善,但是各项生计资本发展不均衡,生计脆弱性依旧存在;同时生计资本是决定农户选择生计策略的重要影响因素,自然资本是决定农户选择纯农型生计策略的基础,而金融、人力、社会、物质、民族文化等资本决定了该地区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非农型的转变。[结论]政府需要加大自然、物质、社会、教育等生计资本方面的扶贫项目投入、提升农民组织化水平、注重金融资本、民族文化资本等生计资本方面扶贫项目投入的精准化并加大监控力度以维持贫困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     

农户生计资本和区域异质性对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因素对其生计水平有着重要影响,文章基于农户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生计资本和区域特征下对生计策略选择影响的分析框架,使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5143个农户家庭数据,扩大研究对象范围,估算出我国农户生计资本储量;细化五大生计资本指标,运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从生计资本和区域异质性两个维度考察其对影响生计策略选择的因素进行扩展研究,丰富了研究视角。结果表明:(1)我国农户生计资本指标值为2.169,储量较低,人力、自然、物质、金融和社会资本指标值分别为0.474、0.434、0.256、0.325和0.680,各项生计资本分布不均衡,存在较大差异。(2)从生计资本角度来看,家庭劳动能力、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家庭人均年收入和人情往来支出与务工主导型、农兼型和兼农型生计策略的选择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土地拥有情况、农副产品收入水平、土地资产水平和农用机械价值与务工主导型、农兼型和兼农型生计策略的选择具有显著负相关关系。(3)从区域特征角度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比东北部地区更倾向于选择务工主导型、农兼型和兼农型的生计策略;相较于平原地区,丘陵地区会显著降低农户选择务工主导型和兼农型生计策略的可能;基础设施水平越高,越会增加农户选择农兼型生计策略的可能。基于研究结果,文章提出要加大农户教育培训、改善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和条件、继续引导产业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有序转移、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等差异化政策启示。     

农地转出户的生计策略选择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测量了农地转出户的生计资本水平,分析了农地转出户的生计策略选择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地转出户的生计策略分为非劳动收入主导型、务工主导型和兼业型;务工主导型农地转出户的人均纯收入和生计资本水平最高,其次是兼业型,最后是非劳动收入主导型;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农地转出户倾向于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高的农地转出户倾向于选择兼业型生计策略,新农保与新农合参与率高的农地转出户倾向于选择兼业型生计策略。     

信息获取媒介对农村居民生计选择的影响研究——基于CGSS2013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村居民生计选择策略的多样化是有效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促进自主创业、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关键所在。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的数据,运用无序多项选择模型探讨了信息获取媒介对农村居民生计选择的影响,进一步为了克服变量间互为因果关系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两个工具变量并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了内生性分析。研究表明:(1)相对于务农主导型,传统媒介使用频率与现代媒介使用频率越高,农村居民选择兼农型或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越大,并对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促进作用更明显;相对于兼农型,现代媒介使用频率高的农村居民更倾向于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2)不同类型的媒介使用对农村居民生计选择的影响存在差异,杂志媒介使用频率越高,农村居民选择兼农型与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越大;电视媒介使用频率越高,农村居民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越小;报纸媒介、互联网媒介(包括手机上网)和手机定制消息媒介使用频率越高,农村居民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越大。农村居民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普通话能力及家庭经济水平等对农村居民生计选择也具有显著影响。(3)在纠正了内生性问题后,现代媒介使用频率依然促进农村居民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     

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转型影响的实证分析

[目的]为清晰识别土地流转对农户生计转型的影响程度,以期为后期土地流转政策及农户生计引导政策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方法]文章借鉴已有研究方法,基于农户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利用内蒙古4个市区的380户农户样本数据,采用Multinomial Logit模型对参与土地流转和未参与土地流转农户的生计模式进行了分析,客观评价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户生计转型的影响。[结果]农地流转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户的生计转型产生了显著影响,拥有较低自然资本和较高金融资本的农户倾向混合型和务工型生计策略,同时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家庭更倾向于采取混合型生计策略,而不是采取农业型生计策略。[结论]农地流转后,农户从繁重的种植业活动中得以解放,有了更多时间和精力从事非农生产活动,生计策略由单一化走向多样化,从传统的主要依赖种植业到经营养殖业、从事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批发零售业等非农行业,多元化了农户的收入来源。     

自然保护区建立对农村居民生计影响研究——基于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72户区内居民调研

[目的]为了解决自然保护区的资源环境保护与区内居民的可持续生计问题,如何处理自然保护区资源环境保护和区内居民生计之间的关系,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问题。[方法]利用"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对区内居民生计影响"专题调研的272份问卷,实证研究了自然保护区建设对区内居民生计的影响。[结果]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对区内居民生计的影响具有双重性,其中有利影响体现在通过发展旅游增加区内居民收入、为区内居民寻找替代产业和能源、对区内居民生计提供政策扶持等方面;不利影响表现为限制资源利用、野生动物肇事、旅游收入分配不均、忽视居民利益等方面。区内居民生计面临问题有缺少资金、缺乏生计技能、生计方式简单、缺乏生态补偿制度。[结论]建立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限制了区内居民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制约了社区经济的发展,使区内居民收入减少,生活压力增大,影响了区内居民生计。并对此提出3点建议:(1)加强区内居民生计技能培训;(2)寻找合理的区内居民替代生计;(3)完善生态补偿制度。     

生计资本、生计指数与农户的生计策略——基于CLDS家户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可持续生计为理论框架,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采用专家打分和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式测算了农户的生计资本综合指数,并以农业生产和外出务工为标准将农户的生计策略划分为纯粹农业型、外出务工型、农工兼顾型和当地非农型四类,进一步分析了不同生计资本组合下的农户生计策略。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生计资本整体偏低,在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方面存在明显的内部分化;耕地面积缺乏但人力资本丰富的农户偏向于选择外出务工型生计策略;家庭人力资本不足且耕地严重缺乏的农户偏向于选择当地非农型生计策略;家庭人力资本充足的农户多选择农工兼顾型生计策略。在农户生计资本类型中,人力资本及其配置是影响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决定性因素;自然资本对农户农业生产策略的黏性作用主要体现在耕地面积方面,且其黏性作用正在逐步减弱;物质资本对农户农业生策略产的黏性作用较强,主要通过家庭物质资料和社区公共设施指标发挥作用;虽然农业贷款从政策导向层面扶持农户从事农业生产,但农户的自发存款多用于非农生产,农业生产的自发投资效应还未形成。     

陕西农村居住地生态环境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随着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由此引发的农村居住地生态环境恶化已成为制约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加强农村居住地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研究分析农村居住地生态环境影响因素,为有效改善居住地生态环境提供重要理论依据。[方法]以陕西省为主要研究区域,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矩阵模型,研究影响陕西省农村居住地生态环境的农民因素、生产活动和政府因素3个层次,包括周边乡镇企业废物排放、农用投入品的使用、畜禽养殖业废物排放、人均消费支出、农村人均家庭纯收入、农村家庭恩格尔系数、环保意识、政府监管力度、环境保护财政支出,相关政策法规等10个因素所占权重,得到不同因素的重要性排序。[结果]乡镇企业废物排放、农用投入品的使用、农村人均家庭纯收入和农村人均消费支出是影响农村居住地生态环境的主要因素,且重要性排序为乡镇企业废物排放农用投入品的使用农村人均家庭纯收入农村人均消费支出。[结论]加强乡镇企业废物排放管理和农用投入品的生产和使用审查,降低不必要的消费支出,同时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人均家庭村收入,是目前改善农村居住地生态环境的有效措施,为农民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居住场所,这也将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Patterns of Rural Development: A Cross‐Country Comparison using Microeconomic Data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general pattern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which increases in per capita income are associated with a decline in the importanc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a rise in the importance of non‐agricultural income sources. Following the approach to examining Engel’s Law, we use data from 15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a merged dataset to test whether such a pattern emerges. The analysis shows a strong,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 capita income and the share of income earned from rural non‐agricultural wage employment and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 capita income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特征与制约因素分析——以浙江省为例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居民旅游问题也备受关注。文章以浙江省为例,针对该省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特征及制约因素展开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浙江省农村居民旅游受经济收入、市场现状、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示范效应及财政民生性支出等因素的影响,该省农村居民旅游消费具有消费观念相对落后、消费动机多元化,消费总量较大、人均消费水平低、消费结构不合理,及消费形式多样化等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转变农村居民消费观念、培育科学旅游消费观,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提高旅游消费能力,开发农村旅游市场、完善市场体制,及加强政府对农村居民旅游的支持力度等一系列对策措施,以期促进该省农村旅游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济宁市乡村振兴驱动因子识别及评价研究

目的 通过对济宁市乡村振兴驱动因子进行识别研究,分析各驱动因子间的关系和相互影响程度,并对其驱动因素进行评价,以期为济宁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实施提供科学参考。方法 文章运用DEMATE方法和熵权法对济宁市乡村振兴驱动因子进行定性与定量研究,结合两种方法从主观和客观的角度综合分析其驱动因素。结果 在济宁市乡村振兴驱动因子中,休闲农业产值对济宁市乡村振兴发展的影响度最大,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受其他驱动因子的影响最大,综合来看,基础设施投资额、文化产业支出比重、农民工返乡创业人数、人均受教育年限、休闲农业产值、环保资金投入、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天然气普及率、乡镇卫生院个数共9个因子为济宁市乡村振兴的重要驱动因子。结论 从结果因素来看,贫困发生率、乡村就业人数、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较易受到其他因子影响,充分掌握重要驱动因子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巩固济宁市乡村振兴结果因素效益的关键;正确协调乡村振兴中的重要驱动因子,对其相互关系进行梳理是促进济宁市乡村发展的重要途径;人口因素是济宁市乡村振兴发展的制约因素,加快补齐济宁市农村民生短板是其乡村发展的关键。     

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农业生产结构的关系研究

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数据,运用SVAR模型主要进行脉冲响应分析、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农业生产结构的几个指标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农业(种植业)产值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最大,农民人均纯收入对农业生产结构变动的响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提出转变发展思想,以工业的形式发展农业;推进产业改革,调优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产业政策,增添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动力。     

江苏省创意农业资源利用水平的综合评价及发展趋势灰色预测

［目的］随着农产品需求结构的多元化，创意农业成为新经济发展下的新型产业，研究创意农业资源利用水平和发展趋势，更好地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方法］文章以创意农业发展为背景，采用层次分析法对江苏省创意农业资源利用水平进行测度，利用自适应灰色预测模型对江苏省创意农业发展趋势进行灰色预测。［结果］权重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权重值最高为0110，表明在创意农业资源利用评价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为重要。综合评分结果表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得分最高为0429分，该结果说明创意农业较大地促进了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江苏省创意农业资源利用水平综合得分为3927分，处于较高利用水平，但产业发展不平衡，经济、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相对于旅游发展水平较低。灰色预测结果表明未来5年内江苏省创意农业发展方向以农业观光园和民俗旅游形式为主，设施农业发展仍处于弱势。［结论］整体上看，江苏省创意农业资源利用处于较高水平，但发展不均衡。从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向看，江苏省创意农业将以农业观光园和民俗旅游的形式优先发展。因此，在保证观光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加快设施农业的发展速度，以保证江苏省创意农业全面、平衡地发展。     

基于空间马尔科夫链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分析——以四川省为例

以2000~2013年四川省各地市(州)农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表征农村经济发展水平,通过传统马尔科夫链和空间马尔科夫链方法,分别构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非空间和空间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矩阵,对研究时段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进行分析与预测。研究结果表明:(1)各地区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均沿着其最初类型稳步演进,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俱乐部趋同"现象。(2)地区间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变化受到所邻地区的影响,其在空间上的趋同过程不独立。(3)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互作用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分异,较发达的川南地区发生向下转移,不发达或欠发达的川西地区则发生向上转移,四川省各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将进一步缩小。(4)地区类型转移受周围地区的影响,表现为农民消费水平的空间趋同变化明显于收入水平的空间趋同变化。     

Polici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hillside areas of Honduras: a quantitative livelihoods approach

In this article, we use data for 376 households, 1,066 parcels, and 2,143 plots located in 95 villages in the hillside areas in Honduras to generate information needed by decision makers to assess the needs and opportunities for public investments, and design policies that stimulate natural resource conservation. We develop a quantitative livelihood approach, using factor and cluster analysis to group households based on the use of their main assets. This resulted in seven household categories that pursue similar livelihood strategies. We use a multinomial logit model to show that livelihood strategies are determined by comparative advantages as reflected by a combination of biophysical and socioeconomic variables. While 92% of the rural hillsides population in Honduras lives on US$1.00/capita/day or less, households that follow a livelihood strategy based on basic grain farming are the poorest because they often live in isolated areas with relatively poor agro‐ecological and socioeconomic conditions. Opportunities for off‐farm work tend to be limited in these areas and household strategies that combine on‐farm work with off‐farm work earn higher incomes. Per capita incomes can be increased by improving road infrastructure, widening access to land, policies that reduce household size and dependency ratios, and adoption of sustainable land management technologies that restore soil fertility. We used probit models to show that the latter can be promoted by agricultural extension programs and land redistribution. Investments in physical assets should be directed toward households that pursue livelihood strategies based on off‐farm employment or coffee production, while agricultural training programs are best focused on livestock producers.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川西北沙化地区生态补偿量化研究

[目的]环境恶化,尤其是土壤沙化,已经严重制约了川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川西北沙化地区的生态补偿进行量化,有助于了解当地资源环境现状,对今后社会经济的发展提出可行性建议,以期实现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协同发展。[方法]采用生态足迹模型,全面统计该地区主要消费品人均消费量,计算人均生态足迹。依据各生产性土地的面积数据,通过产量因子和均衡因子参数测算该地区的人均生态容量。在此基础上,依据生态服务价值理论,对川西北沙化地区2011~2015年的生态补偿进行了量化。[结果]该地区2011~2013年人均生态足迹呈上升趋势,2013~2015年呈下降趋势。2011~2015年人均生态容量明显降低。总体来看,该地区尚处于生态盈余状态,生态状况良好,但生态盈余额逐年减少。[结论]该地区今后需要从降低人均生态足迹和缓解生态容量降低的趋势入手,不断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增强当地居民的节约意识,努力开发可再生资源,以维持川西北沙化地区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