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教育程度与农民工收入的相关性研究

以人力资本理论为依据,通过分析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与农民工收入之间的关系,说明提高农民工收入的关键是提高其文化教育程度,并分析了农民工受教育现状及其对农民工收入的作用机理,从农民工自身视角揭示当前影响农民工收入增长的相关因素,在此基础上,并以农民工收入增长为目标,提出了提高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促进农民工收入增长的相关对策建议.     

外地农民工与本地农民工的收入差异分析——基于户籍地差异视角

农民工因收入水平较低而备受社会关注,影响农民工收入的因素众多,以往研究忽略了户籍地差异的影响。本文聚焦于户籍地差异对农民工收入的作用来解读外地与本地农民工的收入差异问题。研究表明,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户籍地差异使外地农民工收入比本地农民工高2.33%;考虑样本的选择性偏差后,外地农民工的收入优势进一步扩大;户籍地差异解释了外地与本地农民工收入差异的33.5%。     

家庭因素与农民工职业收入：一个实证分析

文章依据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08）的数据,分别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标准化系数法和分位数回归法分析了家庭因素对农民工职业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而言,配偶就业状况对男性农民工职业收入的影响在所有因素中作用最大,在女性农民工中也处于第二位的位置。女性农民工收入与家庭其他成员收入正相关,而男性收入与家庭其他成员收入负相关。在不同收入水平下,女性农民工相对男性农民工较多受到居住在一起的孩子数目影响,替代性明显;当收入达到一定程度时候,子女数目增加使得男性农民工更加努力工作。     

都市农民工务工收入影响因素的调查分析——基于与城镇户籍工人的比较

本文通过对成都市正规就业人员的问卷调查,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影响农民工务工收入的因素,并将其与城镇户籍工人进行比较分析后表明,农民工与城镇户籍工人存在明显的收入差距,工作稳定性差、培训投入及培训机会少、城市生活成本高对农民工收入有显著影响,进而提出了提高农民工务工收入的政策建议.     

农民工经济收入分层化实证研究

农民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现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农民工内部也出现了一定的差异.本文就对农民工经济收入进行分层的标准所使用的理论假设和对农民工经济收入分层化的实证研究进行了的论述.     

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型文化消费对务工收入的逆向作用机制分析——基于全国31省份4268份调查问卷

现有研究对收入和消费的关注多停留在收入影响消费的单向逻辑上,鲜有研究认识到消费对收入的逆向作用。本文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利用4268份调查数据,建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型文化消费、拓展性人力资本与务工收入状态间的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型文化消费对其务工收入状态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相对于基础性人力资本,拓展性人力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收入状态的正向作用更大;拓展性人力资本在教育型文化消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收入状态的过程中起到了中介作用。本文提出政府要加强文化消费市场建设,重视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人力资本的开发,大众传媒要广泛传播教育型文化消费的重要意义,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要将文化消费的重点放在教育型消费支出上等政策建议。     

工作转换对城市农民工收入增长的影响

本文利用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行业内和行业间工作转换对农民工收入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低人力资本、低就业层次和低收入是农民工转换工作的重要原因。年轻的、未婚的、进城年限短的、受教育程度低和未培训的、低收入的农民工倾向于行业内工作转换;高收入、自己找到工作的农民工更有可能进行行业间工作转换。行业内工作转换对低收入农民工的收入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高收入农民工的收入增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行业间工作转换对所有收入层次的农民工的收入增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行业内工作转换对收入增长产生正向影响的内在原因在于,企业年资的累积效应不明显,而在行业内持续从事性质一样的工作,由此累积的资历在农民工市场中对个人收入具有显著的提高效应。     

返乡农民工创业行为与创业意愿分析

本文利用对1019位返乡农民工及其家庭的调查数据,采用统计描述的方法考察了返乡农民工的家庭收入结构和创业选择,并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了影响返乡农民工创业行为和创业意愿的因素。结果显示,外出务工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是返乡农民工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随着外出务工劳动力的返回,经营性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占据更大的份额。家庭经济状况、返乡农民工的文化程度、个人信仰和生产积极性对返乡农民工家庭的创业行为有显著的影响;而那些有着共产主义信仰、外出务工时从事加工制造业和个体经营、参加过技能培训、交际能力强的返乡农民工,其创业意愿更强。     

依靠教育还是依靠健康:两类人力资本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及分化效应

文章基于812份微观调查,对农民工教育和健康两类人力资本回报率进行了测算,并重点考察了这两类人力资本对不同类型农民工收入的差异化影响。结果表明:(1)在控制个体能力的前提下,农民工教育回报率约为2.3%;身体健康的农民工比不健康的高14.6%。(2)相对能力较低的农民工,教育对能力较高的农民工收入促进作用更大,但健康带来的收入增长效应更小。(3)相对低收入水平的农民工,收入水平高的农民工拥有更高教育回报率,但其健康回报率相对较低。上述结果证实,教育和健康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存在分化效应,对不同类型的农民工,需要关注两类人力资本的相对重要性。     

天津市农民工就业现状与收入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农民工调查数据,对天津市农民工的社会经济特征、就业状况和收入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农民工收入、福利待遇、劳动权益、就业服务、劳动力市场公平等方面存在较严重问题,教育和培训对农民工收入具有显著影响。为此,政府应该在劳动力市场机制、政府政策机制和社会机制等方面加大创新。     

苏南地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收入增长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通过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对苏南地区农民工收入增长的诸多因素进行分析,探寻该区域农民工收入增长的改进措施。[方法]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分析了新型城镇化对农民工增收5条路径下的8个指标对农民工纯收入的影响。[结果]城镇化率、农村机械化水平、削减的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农村高中级以上学历劳动力数量、城乡土地置换率和城市下乡科技服务人员等7个指标对于苏南地区的农民工收入为正向影响,但是农村第一产业就业劳动力比重对农民工收入为负向影响。其中工业化率对农民工收入影响系数最大,削减的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对于农民工收入的影响系数最小。[结论]城镇化、农村资源水平、农产品的价格波动、农产品的供给、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城乡资源流动和城乡人口流动对于农民工的收入均有促进作用,但是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对于农民工收入的增长是负向影响。因此,推进特色小镇建设;优化工业化水平;引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提升农产品有效需求、优化农产品定价机制,便可从根本上促进苏南地区农民工收入的持续性增长。     

人力资本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影响——来自珠江三角洲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对珠江三角洲961个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扩展的Mincer工资方程,分析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多种人力资本因素及其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培训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最主要因素,接受1个月以上的培训会使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增长11.2%;工作经验每增加1年,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增长8.9%;工作经验的平方与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呈倒U型曲线关系;受教育年限对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影响相对较小,每增加1年的正规教育,仅使其非农收入增长2.1%;业余文化支出对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影响很小。本文研究结论解释了现阶段广大农村对基础教育不够重视的根本原因。     

外出务工人力资本积累、家乡社会资本与回流农民工收入

农民工外出迁移会形成一定的人力资本积累,回流农民工人力资本有别于普通劳动者,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于回流农民工收入的作用机理与效果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采用调研数据,首先分析外出务工人力资本积累、家乡社会资本及其交互项对回流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发现经营型与低技型人力资本的收入效应更加依赖于社会资本禀赋。接着,使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探究不同收入层次回流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差异。结果表明,低技型与经营型人力资本在社会资本的作用下,可获得中高水平的收入,而高技型人力资本的市场化程度较高,较少依赖于社会资本。研究结论揭示并验证了外出务工人力资本积累对回流农民工收入的直接贡献以及家乡社会资本对不同类别人力资本报酬率的交互影响差异。该结论对于农民工个人积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也具有一定启示作用。     

我国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的实证研究——职业教育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分析

本文应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对全国农民工的抽样调查数据研究了我国农民工的教育收益率,通过明瑟收益函数方法估算了不同教育程度和技能培训情况的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结果显示,我国农民工的教育收益率仅为1.39%,大大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和全国平均水平;中等职业教育程度的农民工教育收益率最高,并且文化程度与收入存在着一定的倒U型关系;技能培训对提高农民工收入有积极的正向作用。     

影响农民工务工收入的因素分析——基于浙江省杭州市部分农民工的调查

本文利用浙江省杭州市8个区的调研数据,对农民工的收入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进城务工农民工收入差异现象严重,性别导致的收入差异体现为结婚使男性工资提高而使女性工资降低,地域导致的收入差异体现为杭州籍农民工工资明显高于外省来杭农民工;文化程度对工资水平有正向影响,且边际效益有递增趋势;2010年工资水平较2009年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企业性质本身不会影响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水平。     

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工资性收入决定的影响:代际差异的视角

基于2009年沈阳市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从人力资本的视角出发,采用改进的M incer模型研究影响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的因素,比较分析新老两代农民工工资性收入决定的影响因素和程度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是否拥有技术或手艺、是否接受职业技术培训、受教育程度、性别和职业类型是影响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的重要因素。其中,是否拥有技术或手艺成为新老两代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人力资本、收入差距与农民工自我雇佣行为

本文采用CHIP2007全国外来务工人员调查数据,研究农民工的自我雇佣行为决策及自我雇佣收入的影响因素,重点关注自我雇佣收入与工资获得者收入的差距对农民工自我雇佣行为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家庭结构和人口特征都影响农民工的就业选择和收入水平。从事自我雇佣者的收入要高于工资获得者,但从事自我雇佣的人力资本回报率要低于工资获得者。自我雇佣与工资获得者的预测收入差距对农民工的自我雇佣行为决策有重要影响,二者收入差距的对数形式每提高1个单位,农民工的自我雇佣概率提高87个百分点,表明在工资部门中受到的歧视将使农民工被迫选择自我雇佣就业形式。     

农民工何以长期续留城市?——基于社会资本的收入回报与投资反馈的考察

农民工何以长期续留城市,已有研究较多从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及其收入效应进行考察,而本文基于农民工人力资本禀赋不足的客观事实,力图从其社会资本的收入回报与投资反馈双重视角考察上述问题的可能原因。主要发现是:农民工社会资本的收入回报支持"人情资源"假说.即农民工个体可以从其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促进其收入增长的有价值信息;农民工社会资本具有正向显著的反馈效应,确切地说,就农民工群体平均而言,收入每增加100元中约有21元用于投资其社会关系的维持或拓展。以上结论表明在人力资本禀赋约束下,农民工对其社会资本的经营是实现其长期续留城市的一条有效途径。     

留而不迁:农民工城市居留与落户意愿分异之谜——基于住房支付能力视角的分析

居留意愿到落户意愿转化困难是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以住房支付能力为切入点,使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2017)匹配285个地级市宏观房价数据,对房价收入比与居留农民工本地落户意愿的关系进行考察。研究结果表明:(1)房价收入比上升降低了有居留意愿农民工的城市落户意愿,考虑内生性和稳健性下结论仍成立。(2)房价收入比上升通过增加农民工本地买房困难感知、降低其社会活动参与和城市融入主观感受,进而降低其本地落户意愿。(3)房价收入比上升对新生代、高学历和本地无自有住房农民工本地落户意愿抑制作用更大,对老一代和本地有自有住房农民工本地落户意愿无显著影响。(4)随着城市等级的上升,房价收入比对居留农民工本地落户意愿的抑制作用逐渐减小。本文研究结果为从完善城市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角度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提供了证据支撑。     

农民工收入分配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对粮食主产区的调查

本文依据河南、安徽、吉林和四川4个粮食主产省的农户抽样调查数据,分别从绝对量和相对量两个角度对来自粮食主产区的农民工的收入分配中带回家中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是影响其带回家中收入的最重要的因素,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家庭中非劳动力所占比重以及转移距离对农民工带回家中收入都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