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和与首倡:论国家政权在传统乡规民约演进过程中的角色嬗变及其影响

在传统乡规民约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时刻浮现出国家政权的身影,在乡村社会与国家政权自身的合力努力下,国家政权实现了从"禁断者"到"唱和者"再到"首倡者"的角色转化,这种角色的嬗变对于传统乡规民约自身发展乃至整个乡村社会都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它有力地推动了乡规民约的规模发展、增强了乡规民约的合法性、强化了乡村社会组织在乡村社会的统治权威;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乡规民约性质蜕变、认同感降低、乡村社会组织影响力下降、乡民"自治"意识与能力削弱等消极影响,并最终导致了对乡村社会管理失控的严重后果。     

内生性与外生性的联动——乡村治理从疏离走向融合的路径选择

在"政权悬浮"的传统乡村社会逐渐消亡的情况下,新的"制度嵌入"没有完全形成和稳固现代化社会资本,导致乡村治理受到掣肘——乡村治理的主体与场域、村民与村民、村民与村干部等的疏离化。随着国家权力的上移及政治现代化的诉求,以新型乡贤精英、乡规民约和乡村社会组织为代表的内生性力量在乡村治理中重获发展空间,此时要整合村民自治制度、法治规范及基层自治组织等外生性力量,融入到现代乡村内生性力量的培育和形成过程,打破"制度嵌入"对内生性力量形成的障碍,形成"内外联动",引导乡村内生性与外生性力量真正融合,提高乡村治理效果。     

传统乡规民约的历史反思及其当代启示——乡村精英、国家政权和农民互动的视角

乡规民约是乡村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传统乡规民约是在乡村精英、国家政权和农民三方力量博弈和互动中不断向前发展演变的。乡村精英阶层是乡规民约的倡导者、制定者和执行者,国家政权是乡规民约的监督者和制度保障者,而广大农民则是乡规民约的主要施受对象,是决定乡规民约能否顺利贯彻实施的主要力量。只有保证它们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和正确的角色分配,特别是确保农民阶层在乡规民约制定、实施过程中话语权和参与权的实现,才能保证当代乡规民约良性发展和有效实施。     

基于文化基因的广东云浮乡贤理事会的价值研究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治理,可从农村民间传统文化基因入手,探寻其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消极影响和内涵价值,及其与现代文明的契合。云浮乡贤理事会诞生于有着宗族制度、乡规民约、礼法兼治等文化基因的转型社会,具有深刻的文化根源和广泛的社会根源,其对扩大村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创新乡村治理制度、加强乡村管理等具有现实意义。基于此,应在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中,充分发挥乡贤理事会的作用,以村民的积极认同作为乡村治理的价值基础,礼法并用,从而推进乡村社会稳定、建设和发展。     

失范的契约--对一示范性村民自治章程的解读

本文认为,村民自治作为国家主导和法制权威下的授权性自治,由于国家主义的权威导向和集权式村治习惯的影响,某些乡规民约事实上成为了基层政府和乡村组织通过"形式民主"来管制村民的工具.要解决此类问题,不仅仅需要在立约技术等操作层面上的革新,更需要强化与民主理念相联系的契约精神.     

乡规民约促进脱贫成果巩固的机制研究——基于重庆市巫溪县实践的透视

本文在透视重庆市巫溪县乡规民约助贫经验与绩效基础上,基于制度分析法解构了乡规民约、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内涵,分析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内容及要求,构建了乡规民约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框架,提出了相应的机制与条件.研究认为,乡规民约是内含乡村治理、农村主体行为选择与关系处理规范的系统,在巫溪县脱贫攻坚过程中发挥了显著作用.实现脱...     

中国乡村环保关键在于乡村建设

乡村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基石。乡村环保建设最关键的还是通过乡村的社会建设，再造乡村社会。建立一种党政系统主导、社会系统协同的共生机制，通过自治，培育互助性、服务性和公益性生的村社组织，保证村民的知情权、参议权和监督权；通过共治，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村级事务联席会；通过法治，让社会法规、自然法则、道德规范以及乡规民约成为共同的价值和准绳，这样就可以形成一种良治，这种良治本身就是自稳定系统。     

乡村振兴背景下湘南地区文明乡风的构建

乡风文明是整个社会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乡村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和乡村社会振兴的精神力量。分析了乡规民约淡化的原因,探讨了塑造文明乡风的措施。     

乡规民约与乡情民意

乡规民约与乡情民意登山时下，不少乡村根据党和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结合地方实际情况，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把干部群众需要履行的有关义务和必须执行的制度，以乡规民约的形式确定下来。这对扶正祛邪，密切干群关系，树立良好的村风民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发...     

村民小组自治功能发挥的路径探析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国实施村民自治制度以来,发源于"生产队"的村民小组逐渐成为村民内心最为认同的乡村自治组织,改善了乡村治理的结构和效果。然而,"合村并组"的不断深入弱化了村民小组的自治效能,因此应客观认识和重新审视村民小组的价值所在,充分发挥村民小组在村镇两级组织与村民之间的节点作用,以降低乡村治理的难度并有序推进新农村建设。     

村民自治中传统乡村文化与现代民主意识的碰撞、融合与共生

传统乡村文化与现代民主意识融合是构建村民自治的文化基础,村民自治的有效实践建立在此之上。它们的碰撞提出了新的实践课题,它们的共生则促进了村民自治的创新发展。传统乡村文化传承的断裂和遗失会阻碍村民自治的进一步发展,村民自治若脱离传统乡村文化土壤也将失去存活的环境。传统乡村文化与现代民主意识的融合共生体现在村民自治的具体实践中,这个过程就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治理结构融合升华的过程。     

“三治融合”视域下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治理的逻辑理路及政策建议

乡村治理面临社会结构变迁，乡村规约权威弱化，传统乡规民约与现代文明碰撞的现实挑战，社会资本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来源，对于重构乡村自治的信任网络、秩序空间和德治观念的传播具有积极作用。基于乡村治理的实际情况，增强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要求在政策层面加强对社会资本参与的激励与引导，实现不同资本类型的有机整合，共同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服务。     

合作共治下乡村治理自治化和行政化的耦合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治理方式的主流是村民自治,村民是乡村治理的主体。在新时代乡村治理过程中,村级自治出现村民参与度不高、治理结构不完善等问题,这需要国家权力的介入与引导,因此出现了乡村治理行政化的现象,即国家权力到达乡村的一种途径和方式。新时代、新思想、新问题对乡村治理提出了新要求,要以合作共治为基本理念,以满足村民需求为导向,发挥不同治理主体的积极作用,健全法律和道德约束,探索乡村治理行政化与自治化的最佳契合点,寻找实现乡村振兴的最优路径。     

试析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民学习的重要性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村民主动学习能直接促进乡村文化的振兴,然而根据调查发现,村民学习现状不容乐观。剖析了村民学习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意义,提出了扶助各类村民学习的对策,这有益于乡村社区教育事业枝繁叶茂和乡村经济发展。     

村民自治助推乡村振兴的制度优势及效能转化内涵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推进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战略部署。乡村振兴能否真正实现,关键在于农民。只有农民自身发展起来,乡村才能够保持不断前进和发展的态势。村民自治是在农村实行的推进农村直接民主发展的政治制度。从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3个方面探讨了村民自治的制度优势,深入分析了村民自治的制度优势助推乡村振兴发展的效能转化内涵,强调村民自治制度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村民自治问题研究

村民自治是乡村治理的重要根基,目前村民自治存在自治意识不强、自治体系不健全、参与村庄建设的内源动力不足以及村民自治管理措施不到位等问题。乡村振兴战略对我国乡村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从加强村民自治主体意识、改善村民自治机制、优化乡村治理制度、构建自治管理保障体系等方面增强主体自治效能,使村民自治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动力,提升乡村治理效果。     

乡村旅游发展中的乡村治理研究

乡村旅游的发展打破了乡村的封闭性,推动其走向开放,把乡村的经济发展与外部的广阔地界联系在一起,村民超越乡村自治提出了更高的民主参与要求,这些要求推动了中国乡村从传统的村民治理向现代公民治理发展,乡村治理在乡村旅游发展的推动下开始了重构,并且重构后的乡村治理反作用于乡村旅游,与乡村旅游的发展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     

地方归属感及价值感视角下的村民参与影响研究——基于福建省晋江市乡村案例

村民参与乡村微景观营造活动是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如何提高村民参与是我国乡村社区建设领域当前急需解决的主要课题。文章以晋江市乡村为例,基于个人价值理论和基本心理需要理论基础,运用质性访谈与问卷调查等方法构建以村民参与、村民忠诚、地方归属感以及自我服务知觉价值为主要内容的结构方程模型。研究表明:村民参与乡村微景观营造的广度与深度对村民忠诚度有明显的正向影响,而对安宁生活价值均没有影响作用;地方认同价值、地方融合价值及地方归属感显著中介于村民参与、村民忠诚的关系,在参与广度中地方融合价值中介作用最强,在参与深度中地方归属感中介作用最强。文章旨在丰富村民参与乡村微景观建设方面的学术研究同时,以期为乡村加强村民社区归属感提供参考价值。     

村民自治研究40年:理论视角与发展趋向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三大创造之一,村民自治在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社会建设诸领域取得了巨大成效,吸引学者展开了广泛研究。在乡村振兴的时代战略中,面向乡村"治理有效",本文基于跨学科、多领域、多角度研究,选取自主、自治、民主、治理四个视角对村民自治40年的实践和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研究。文章认为,经历了实践创新、理论更新和各方争议的村民自治,其内涵可进一步概括、提升为:村民自治即是乡村社会基于自治传统,在自主的条件下,以民主为保障,达到善治。在部署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实现"治理有效"的村民自治,是村民自治实践创新的要求,是村民自治理论研究的归宿,又是村民自治实践发展和理论提升的趋向。     

乡村治理模式的发展与创新

村民自治虽然是近30年来乡村治理的制度性框架,但乡村实际的治理模式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乡村治理是一个综合性的体系,除了存在"1+N"的治理体系与"横向"的权力分割外,新的社会力量也在发展,主要体现为村民小组的作用凸显、宗族复兴及各种民间组织兴起,这促使着乡村治理模式向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一些地区的农村,原来的村级治理单元被突破或重构,村民小组自治、片区治理等一些新乡村治理模式出现,使得乡村治理模式更加多样化。这使村民在乡村治理中的权利及主体地位凸显,促进了乡村治理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