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担忧人民币对美元大幅贬值

2022年,在美联储陡峭加息、俄乌冲突、能源危机、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等多重冲击之下,美元持续走高,全球主要国家货币都出现了大幅贬值。未来一段时间,中美货币政策分化将进一步加剧,中美利差倒挂的格局还将持续,人民币汇率依然存在贬值压力,但中国央行有较为充裕的政策工具应对人民币汇率的过快贬值。     

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冲突的协调管理

由外汇干预引起的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冲突可以从三个层次进行协调管理，即在外部经济内部实现汇率政策目标，货币政策的冲销干预和中和的财政政策。其中，第一个层次又包括在国际收支平衡表内部间接实现汇率政策目标，货币当局的外汇市场操作和弹性汇率制度三个子层次，中国宏观经济运行自1994年来经历了1994-1996年间和1998-2000年间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两次冲突，中央银行先后运用再贷款和公开市场操作两种货币政策进行冲销干预。中国金融与世界金融的进一步融合要求我们更好地协调好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冲突。     

最优货币政策反应与汇率波动——基于冲击分解的视角

本文将汇率引入封闭宏观经济模型,进而推导出开放宏观经济条件下的汇率波动分解模型。研究表明:一是通过文献梳理发现有必要对汇率冲击进行分解,基于冲击分解的模型能够更好地刻画经济现象;二是在分解的基础上,采用联立方程模型对最优货币政策反应与汇率波动之间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表明央行的最优货币政策反应取决于汇率变动的来源。当实体经济因素导致汇率升值时,最优货币政策反应是提高利率;当资本市场因素导致汇率升值时,最优货币政策反应是降低利率。     

声音

正周小川(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国经济处于转型期,必须动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金融稳定非常重要。如果出现任何金融不稳定,我们有可能再次动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加以应对。另外一个可能性是,我们看到很多新兴经济体一旦出现了不正常的资本流入或者流出这种情况的话,或者碰到汇率反常情况的话,这也可能造成有关国家央行再次动用非常规货币政策进行干预。非常规货币政策指的是由于条件发生了变化,使得传统的货币政策不再能够起到其应有的效果。我们就不得不动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这个主要就是量宽了。从理     

通胀压力下关于我国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协调性发展的思考

目前我国面临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的双重压力,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经常发生冲突。本文回顾了1994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几次典型搭配及冲突,并以此为基础,结合我国国情,对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产生冲突的原因及协调措施作了探讨。     

汇率制度与货币政策效应分析

一、汇率制度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理论 1.米德冲突和政策搭配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Meade)1951提出了固定汇率制下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他指出,在汇率固定不变时,政府只能主要运用影响社会总需求水平的支出调整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调节内外均衡,而不能运用支出转换政策(汇率政策)来调节外部均衡.     

中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冲突的起因及协调管理探析

本文首先从开放经济下中国资本管制的无效、中国货币汇率传导的失灵、中国固定汇率制与货币供应量的内在冲突这三个角度阐述了开放经济下中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冲突产生的起因,然后分析了我国对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冲突所进行的协调管理及其效果。据此,本文最后给出了管理开放经济下中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冲突的途径和方向。     

中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冲突的起因及协调管理探析

本文首先从开放经济下中国资本管制的无效、中国货币汇率传导的失灵、中国固定汇率制与货币供应量的内在冲突这三个角度阐述了开放经济下中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冲突产生的起因,然后分析了我国对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冲突所进行的协调管理及其效果.据此,本文最后给出了管理开放经济下中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冲突的途径和方向.     

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与汇率制度选择研究

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是实现资本项目有条件开放下经济内外均衡的关键,我国近年来汇率政策目标和货币政策有效性之间存在矛盾与冲突,都可以归结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权衡。基于此,本文以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与汇率制度选择为视角,研究当前特定的经济金融运行环境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与汇率制度选择之间的理论逻辑与现实关系,目的在于为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与汇率制度的安排提供理论依据和现实指导。     

不同目标制下的中国最优货币政策分析

在更灵活的汇率制度下,中国货币政策会对经济产生什么影响？通过建立一个统一的开放宏观经济模型,发现如果中央银行要实现开放经济下不同目标制的最优货币政策,浮动汇率制成为稳定国内经济,有效应对国内外冲击与实施独立和内向型货币政策的最优选择。     

要刊文摘

<正>固定汇率与独立货币政策或可兼得《财经》2007年第5期通常认为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与汇率稳定是不能兼得的,这就是所谓“三元悖论”。但事实上,理论推导中隐含了金融资产之间能完全替代的一些制度约束。如果我们能够在制度上做一些安排,使得各金融资产间不能完全替代,那么,二元悖论就有可能被打破。     

应对次贷危机 财政大有可为

受次贷危机的影响,我国银行、证券、进出口贸易均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国内通胀压力与汇率风险也加大。为应对次贷危机给经济带来的影响,我们应适时采取对策,在货币政策两难抉择的情况下,更多的运用财政政策来调控经济,实现经济的长期、持续、稳定增长。     

应对次贷危机 财政大有可为

受次贷危机的影响,我国银行、证券、进出口贸易均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国内通胀压力与汇率风险也加大。为应对次贷危机给经济带来的影响,我们应适时采取对策,在货币政策两难抉择的情况下,更多的运用财政政策来调控经济,实现经济的长期、持续、稳定增长。     

货币政策公告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研究——基于汇率预期和投资者行为视角

本文通过高频利率意外和股价意外的协同关系识别货币政策公告发布的政策冲击和信息冲击,研究货币政策公告发布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货币政策公告的紧缩性政策冲击和信息冲击均会推动人民币汇率贬值,“8.11汇改”前后人民币汇率对政策冲击的响应方向均为贬值,对信息冲击的响应方向由升值转为贬值。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政策冲击和信息冲击会通过积累汇率贬值预期和引发投资者关注行为两个渠道影响人民币汇率贬值。     

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中国货币政策

更加浮动的汇率制度对中国货币政策和实际经济会有什么影响？通过建立一个统一的模型分析基于不同目标的中央银行的最优货币政策以及利用一个附加汇率项的前瞻型Taylor规则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货币政策制定者在面临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内外最优分配资源的权衡时，浮动汇率制成为要实行稳定国内经济并能有效应对国内外冲击的独立和内向型货币政策的最优选择。     

外部冲击、金融业开放与“双支柱”调控

面对高度复杂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如何设计政策组合以实现金融业开放、汇率市场化以及国内经济恢复等多重宏观经济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为此,本文构建一个具有金融业开放特征的多部门DSGE模型,分析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应对外部冲击的作用机制与福利效果,并讨论金融业开放水平对汇率制度选择与政策协调搭配的影响。研究表明：为应对外部冲击,中央银行对汇率波动进行管理的力度需要随金融业开放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加大。同时,金融业开放水平越高,宏观审慎政策逆周期调节银行资产负债表以稳定金融系统乃至整个宏观经济的效果越好。进一步地,在“双支柱”调控框架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搭配使用不仅可以带来显著的福利改进,而且能够降低央行对汇率波动的最优管理程度,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从而为实现金融业开放、汇率市场化以及国内经济恢复等多重目标创造条件。     

货币政策冲击与人民币汇率动态

传统的货币政策冲击是通过短期约束或者长期约束下的向量自回归模型识别的,由于这种识别方法往往会引起"价格之谜"悖论,为保证实证分析的稳健性,本文同时采用短期约束和符号约束(Uhlig,2005)方法识别货币政策冲击,并对中国2005～2011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给出货币政策冲击对汇率影响的证据。结果表明,中国采取紧缩货币政策减少货币供应量,以及美国采取宽松货币政策降低短期利率,均会引起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持久性升值,前者对汇率变动的解释能力更强,但解释比例不超过50%,并且实证分析认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没有产生超调现象。由于货币政策等外部冲击以及市场的不完全性,会导致汇率异常波动,我们认为央行适度的外汇干预仍然是有必要的。     

固定汇率与独立货币政策或可兼得

通常认为资本自由流、货币政策独立性与汇率稳定是不能兼得的，这就是所谓“三元悖论”。但事实上，理论推导中隐含了金融资产之间能完全替代的一些制度约束。如果我们能够在制度上做一些安排，使得各金融资产间不能完全替代，那么，三元悖论就有可能被打破。     

我国货币政策行业异质性效应的存在性及实证分析——基于面板数据模型及VAR模型的检验

本文采用理论与实证方法,研究了中国货币政策行业异质性效应的存在性.研究表明,长期内各个行业产出对货币政策冲击和汇率波动的敏感系数差异较大,脉冲响应图也表明各行业产出对货币冲击的短期效应差异显著,由此可知我国货币政策的行业效应比较明显.在分析行业异质性效应的影响因素时,本文发现资本密集度、规模和负债比率是导致行业异质性效应的主要原因.     

货币扩张的经验比较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为应对危机冲击,中国及时、果断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宏观政策的支持下,中国经济平稳应对冲击。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力地支持了一揽子刺激计划,遏制了通缩与经济下滑相互强化的潜在风险,对促进经济企稳回升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对中国的货币扩张表示了担忧。这些观点通常采用货币量、产出数据与美国等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