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周期、中国金融周期和中国宏观经济

随着中国金融开放程度的加大,全球金融周期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以及中国金融周期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受到关注。本文首先通过构建包含全球银行系统和国际债券市场的理论模型分析了全球不确定性、全球风险资产价格和全球资本流动三方面的全球金融周期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全球金融周期衰退对中国宏观经济有负向影响,该影响在中国金融周期衰退期更强,在中国宏观审慎政策严格时则较弱。其次,本文使用门限向量自回归(TVAR)模型实证分析了全球恐慌指数VIX、全球风险资产价格共同因子MAR、全球资本流动共同因子CF1三种全球金融周期在中国金融周期不同区制下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以及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效果。最后,在更换中国宏观经济变量和宏观审慎政策变量、使用其他宏观计量方法、使用微观数据及微观计量方法等稳健性检验下该结论均成立。     

收入差距、信贷约束与房价变动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异质性代理人模型,刻画了收入差距通过信贷渠道影响房价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收入差距的缩小提升了低收入者的收入占比,使该类人群获得了更多的外部融资进行购房,由此产生了两方面效应:(1)信贷约束放松降低了住房流动性溢价,从而对房价产生负向影响;(2)收入上涨增加了住房边际效用较高的低收入者对房价正向影响的权重,从而使住房需求上升的效应抵消了此前的负向影响,最终促进房价上涨。通过对1970-2017年44个国家的进一步分析发现,相比于高收入者收入的下降,低收入者收入占比的上升在放松信贷约束和提升房价方面具有更显著的作用。据此本文认为:一方面要通过增加住房供给来化解城市化率提升与高房价之间的内在矛盾;另一方面,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时期,缩小收入差距,推动以“人”为核心的高质量城市化,并引导信贷资源向低收入群体倾斜是当前促进国内大循环、稳定社会融资规模和房地产市场的重要手段。     

中国婴儿潮下的城镇住房需求

通过对中国历年出生人数的考察,发现60年代存在一个生育高峰,70年代出生人数逐年下降,80年代又存在一个生育高峰,90年代出生人数又逐年下降,2000年后历年出生人数在一个低水平上轻微下降。随着80后生育高峰的来临,即开始进入成年,步入婚配,则每年新增城镇住房需求出现逐年上升;随着80后生育高峰的离去,即90后和00后进入成年,步入婚配,则每年新增城镇住房需求逐年下降。在2003-2030年间,即80后、90后以及00后顺序进入成年,步入婚配的时间段内,中国历年新增城镇住房需求呈现一个倒U型的轨迹。到2030年以后,中国人口红利开始转为人口负债,城镇化水平开始接近饱和值,如果2010年后新生婴儿对20年后的成年人口数量没有足够的补充,此时影响中国城镇住房需求的更多是投资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及背后的收入和货币因素,而非背后的人口年龄和城镇化因素。     

房价调控、地方政府债务与宏观经济波动

在地方政府债务高企的背景下,房价调控能否使资本流向非房地产部门？房价调控如果触发地方政府债务违约,宏观政策应如何应对？本文基于中国宏观经济的特征事实,引入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将房价变动与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联系起来。研究表明,由于地方政府依赖土地出让和土地抵押贷款筹集收入,房价管控导致的地价下降会带来地方政府收入的下降,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如果地方政府债务不出现违约,那么房价管控带来的地价下降会降低地方政府从金融部门获得的抵押融资额,使非基建部门的融资成本下降,非基建部门投资和产出上升。而如果调控房价带来的地价下降导致地方政府出现债务违约,金融部门资产受损,使金融中介减少贷款和提高贷款成本,带来整个社会的信贷紧缩,经济中各个部门的产出大幅下降。进一步的政策分析表明,有必要在避免地方政府债务违约的同时,使用财政资金补充银行资本金等多种方式稳定金融中介的资产负债表,从而将房价调控对经济的负面影响程度降到最低。     

外部冲击、金融业开放与“双支柱”调控

面对高度复杂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如何设计政策组合以实现金融业开放、汇率市场化以及国内经济恢复等多重宏观经济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为此,本文构建一个具有金融业开放特征的多部门DSGE模型,分析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应对外部冲击的作用机制与福利效果,并讨论金融业开放水平对汇率制度选择与政策协调搭配的影响。研究表明：为应对外部冲击,中央银行对汇率波动进行管理的力度需要随金融业开放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加大。同时,金融业开放水平越高,宏观审慎政策逆周期调节银行资产负债表以稳定金融系统乃至整个宏观经济的效果越好。进一步地,在“双支柱”调控框架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搭配使用不仅可以带来显著的福利改进,而且能够降低央行对汇率波动的最优管理程度,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从而为实现金融业开放、汇率市场化以及国内经济恢复等多重目标创造条件。     

金融业开放、政府隐性担保与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北大核心

在金融业开放不断推进的背景下，政府隐性担保的存在是否会导致金融部门过多借入外债而承受更大的风险？应当如何制定应对政策？本文在包含金融部门开放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金融部门破产机制，分析金融业开放的影响，并讨论政府隐性担保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开放程度越高，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对资本流动的变化越敏感，加剧了国内外风险冲击对投资和产出的负面影响。此时，政府的信贷救助政策可通过减少资本外流和银行净资产损失降低风险溢价，从而改善宏观经济状况。然而，对危机下政府信贷救助的预期将导致银行机构在正常状态下借入更多的外债，产生道德风险问题，进而使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上升，衰退程度加深。进一步地，对金融机构实施宏观审慎监管可以有效抑制政府隐性担保预期所造成的道德风险，从而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的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