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期资本、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短期资本流动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并实证检验1994-2015年间我国货币政策的反应函数,研究结果发现:随着资本账户开放,短期资本流动对于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冲击越来越大,货币政策应该考虑跨境资本流动以缓解国内经济波动,并且纳入短期资本流动后的利率规则能更好地拟合我国利率操作的历史轨迹。进一步建立MS-VAR模型表明:我国跨境短期资本的流动性表现出明显的高低两个区制,不同区制下对于本国经济的冲击表现出显著的非对称性。在高流动性状态下,短期资本外流对于宏观经济的紧缩效应更剧烈,持续时间更长。本文结果表明随着资本项目的进一步开放,我国货币政策应密切关注跨境资本流动以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维持金融稳定。     

构建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的应急机制

跨境资本的异常流动可能会对一国的经济、金融产生巨大的冲击,甚至导致金融危机.构建相应的应急机制有利于降低资本流动带来的风险和冲击.我国自加入WTO以来,特别是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依然强烈的背景下,资本流入规模猛增,异常资本流动显著加快,构建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的应急机制,已成为当务之急.本文在分析我国资本流动的特征和跨境资本异常流动引发的系统风险的基础上,构建出包括预警机制、防范机制和处置机制在内的应对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的应急机制.     

跨境资本流动的新特征、新风险及其政策建议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金融格局产生了深刻影响，危机以后全球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结构、参与主体和行为特征都出现了结构性变化，呈现出跨境银行信贷流入下降、证券投资流入上升，以及非银行金融部门重要性上升等新特征。新特征的出现带来了新的风险和挑战，各经济体，尤其是新兴经济体面临债券类证券投资流入占比上升引起的金融不稳定性增加、非银行金融部门重要性增加带来的金融脆弱性上升，以及外币债券规模上升带来的货币错配等风险。跨境资本流动是输入性金融风险的重要传导渠道，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厘清跨境资本流动在全球及中国出现的新特征和新风险，对输入性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新兴经济体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及预警机制

本文首先基于新兴经济体面板数据，研究了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发现：金融开放与发展水平上升会显著增加各类跨境资本流动规模，经济周期上升能显著吸引跨境资金流入，金融周期差会显著减少其他投资净额——即金融周期背离时跨境资本会通过其他投资项目流出。其次，以probit面板模型构建了跨境资本流出风险预警系统，结果显示，对于新兴经济体，经济周期上升期会显著减小跨境资本流出风险；与美国的金融周期差、金融开放与发展水平上升、全球经济风险、浮动汇率制会增加跨境资本流出风险。最后，本文研判了近期人民币跨境资本流动风险，认为人民币跨境资本外流的风险整体可控，但是伴随中美金融周期出现背离和外部风险上升，我国其他投资项目可能出现较大波动，应引起关注。     

美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中国资产价格波动与资本账户管理

本文以2016年美国加息事件为背景,研究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资本流动、资产价格和宏观经济的影响。基于小国开放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本文梳理了美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具体传导渠道,发现国外利率升高后,资本流动具有外部性,导致国内资产价格下跌,其通过金融加速器进一步使国内投资下降、资产价格进一步下跌,从而使得国内资产预期回报进一步下降,加剧资本外流。基于政策和福利分析,本文发现资本账户管理可以有效缓解国外利率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同时会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也会影响国民财富的最优配置。因此,最优的资本账户管理应同时兼顾宏观审慎和效率两个方面。     

跨境资本流动、通货膨胀与实际汇率的关系研究——基于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PSTR

首次采用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并在非线性的框架下对全球41个国家(地区)1991—2015年的均衡实际汇率变动展开深入分析。在此过程中,我们重点考察了资本账户开放情况下,随着通胀风险加剧,三种跨境资本流动对均衡实际汇率变动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通胀风险增大会恶化出口增长,使得经常账户的贸易净流入对均衡实际汇率的正效应逐渐减弱;同时也抑制了资本账户的净外商直接投资、外商证券投资等对均衡实际汇率的正效应。此外,研究发现,净外商直接投资和贸易净流入是影响均衡实际汇率的两大重要因素,说明央行在调控货币汇率时要密切注意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最后,我们提出了现阶段开放我国资本账户与管控通胀风险的若干建议。     

跨境资本流动存在的监管盲区和政策建议

<正>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和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成为国际资本关注的焦点之一,跨境资本流动日趋频繁,规模越来越大,复杂程度进一步提高。对此,监管部门在完善监控等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加强监管和规范资本流动的政策。但是,从外汇管理角度看,仍然有一部分资金在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法的渠道进行着跨境流动,游离于资本监控之外,加剧了资本流动的脆弱性,给整个经济和金融发展带来隐患。     

内外部金融周期差异如何影响中国跨境资本流动?

本文揭示了内外部金融周期差异影响跨境资本流动的机制,并以美国为外部经济代表,基于1998年第一季度至2018年第一季度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中国跨境资本流动波动主要来自短期资本流动波动;分类看,其他投资波动较大;方向上看,流入波动要大于流出波动。(2)利差、汇差、资产价差(股指变动差异和房价变动差异)是影响跨境资本流动的重要因素,汇差和资产价差对短期资本流动影响尤甚。(3)内外部金融周期差异变动对资本流入的影响比对资本流出的影响更明显。(4)近年来,利差对跨境资本流动影响减弱,汇差和资产价差对跨境资本流动影响增强。结果说明,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要关注其他投资资本流动大幅波动风险,同时注意防范汇率和资产价格波动共振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冲击。     

人民币跨境流动与金融失衡——基于VAR和门限模型的经验分析

基于2010~2014年月度数据,从汇率波动、资本流动以及资产价格波动等渠道,利用 VAR 模型和门限模型研究人民币跨境流动对金融失衡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从冲击效应看,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金融失衡对汇率波动、资本流动和资产价格波动的反应程度显著,其中,对资产价格的反应程度最强;人民币跨境流动程度和汇率波动程度对金融失衡存在显著的门限效应。因此,为推动人民币跨境流动,应强调在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和加强国际资本流动监管的基础上,加大稳定国内资产价格的力度,防范金融失衡。     

我国跨境人民币资金流动的趋势及影响分析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和资本账户不断开放,跨境人民币资金流动日趋频繁,在跨境交易中的占比不断提高。人民币资金的跨境流动与外币资金有很大区别,如果不将人民币与外币区分开来,容易误读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方向和风险。本文对人民币在我国跨境资金流动中的发展现状、扮演角色、所处地位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分析表明,境内外利差、汇差和人民币在资本账户下的政策,成为推动跨境人民币资金双向流动的重要因素。跨境人民币资金流动将带来一系列影响,我们应多措并举,促进跨境人民币资金有序流动。     

全球化将进入更稳健的全球管理新常态北大核心CSSCISSCI

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跨境资本流动已经崩溃,贸易停滞不前,只有跨境人员流动仍在增长。尽管当前的金融全球化程度比危机前要低,但称之为"去全球化"并不合适,而应是"更稳健的全球管理"。外国直接投资占跨境资本流动的份额更大;贸易数据并不像表面上那样令人担忧;跨境人员流动增速一直超过人口增速;数据、新闻、娱乐等都在互联网上实现了全球共享,且规模远远超过传统的跨境互动形式,数字全球化对增长的影响力比商品贸易更大。全球化只会变化,不会停滞,更不会逆转,全球管理的新常态也将更健康。     

短期跨境资本流动、金融科技与银行流动性囤积

本文根据2011-2022年中国216家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研究了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流动性囤积现象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特征,并构建商业银行金融科技指数,探究金融科技是否发挥调节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跨境资本流入强度、流出强度以及总流动强度的上升均显著提高了银行流动性囤积水平,造成流动性负债向非流动性资产的转换出现阻滞,并且这种影响主要来自于投机性跨境资本;第二,银行金融科技应用可以通过提高银行风险容忍度、降低银行信贷错配程度来缓解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流动性囤积的影响;第三,进一步分析显示,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流动性囤积的影响存在边际递减效应,金融科技的调节效应则存在条件边际递增效应。本文研究结论对于我国金融账户开放进程中有效防范银行业系统性风险,以及借助金融科技手段赋能实体经济发展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平衡视角下外商投资企业外债管理思考

<正>近年来,作为跨境资本流动的重要渠道和载体,外商投资企业已经成为当前影响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因素,外商投资企业借用和偿还外债逐渐成为境外资本流出入我国的重要方式。外商投资企业借用外债不但具有规模大的特点,而且流出入波动幅度也比较大,直接影响我国金融账户的稳定性。因此,完善外商投资企业的外债管理,对于平衡我国的国际收支、保持资本流动的有序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研究

2014年下半年以来,受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影响,我国跨境资本流出压力日趋增大,资本外流风险不断加剧,资本短期内大进大出更是加大了跨境资本流动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基于此背景,本文运用间接测算法估算出近年来我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规模,并对影响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主要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为新常态下我国跨境资本流动问题的再认识及监管提供参考。     

跨境资本流动存在的监管盲区和政策建议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和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成为国际资本关注的焦点之一,跨境资本流动日趋频繁,规模越来越大,复杂程度进一步提高.对此,监管部门在完善监控等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加强监管和规范资本流动的政策.但是,从外汇管理角度看,仍然有一部分资金在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法的渠道进行着跨境流动,游离于资本监控之外,加剧了资本流动的脆弱性,给整个经济和金融发展带来隐患.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人民币汇率走势

2020年下半年,在境内外差异化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经济复苏和货币政策表现等因素影响下,人民币汇率强势升值,逆转了上半年的疲弱表现。人民币避险和投资属性不断得到强化,跨境资本流入增多。考虑到2021年支撑人民币汇率升值的主要因素均未发生趋势性变化,预计2021年人民币将继续保持强势。未来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资本和金融账户将主导国际收支变化,贸易效应将弱于金融效应,汇率和跨境资本流动的短期波动性将增大,相应地,资本流动管理和货币政策调控也应作出调整。     

“一顺一逆”国际收支格局下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影响因素研究

2015年以来出现国际收支逆差,并形成经常账户、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一顺一逆"的国际收支新格局,通过构建VAR模型实证分析了国际收支格局变化后人民币汇率、境内外利差等因素对我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在国际收支"一顺一逆"新格局下,主要受境内外利差、国内外通胀率变化等因素影响,而人民币汇率、人民币汇率预期和经济增长率等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进而围绕引导短期跨境资本合理流动、防范资本账户开放条件下短期跨境资本大规模流动的冲击提出政策建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金融发展与双边跨境银行资本流动北大核心

本文选取1985年第一季度至2018年第四季度的双边跨境银行信贷数据,考察包含18个报告国和191个接受国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下双边跨境银行资本流动的影响。基于多维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发现:报告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导致双边跨境银行资本外流减少,即发生银行信贷撤回现象;报告国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其跨境银行资本外流越少;报告国和接受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下双边跨境银行资本流动变动的影响存在差异,报告国金融发展水平提升能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时其跨境银行资本撤回,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接受国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下跨境银行资本撤回提供更多的银行信贷。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各国央行在制定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宏观审慎政策时不仅需要实施跨周期宏观调控,而且需要考虑报告国与接受国的金融发展因素,实施差异化的双边跨境银行资本流动管理措施。     

“双支柱”调控下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资本账户开放使跨境资本流动规模与频次提升，由此可能造成金融风险跨境传染。本文选取2010—2020年中国288家商业银行年度数据，探究“双支柱”政策框架下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境资本流动会显著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相对于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跨境资本流动对城商行和农商行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更强；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紧缩的宏观审慎政策均能够缓解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跨境资本其他投资会显著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但跨境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对银行风险承担不具有显著影响。     

全球金融周期对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

基于49个经济体2005年第三季度至2020年第四季度的跨国面板数据，考察全球金融周期对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并探讨经济制度与政策对跨境资本异常流动顺周期性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全球金融周期扩张阶段，跨境资本显著外逃；全球金融周期衰退阶段，资本中断和撤回的发生概率增加；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资本异常流动均具有顺周期特征；与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相比，直接投资受全球金融周期衰退的影响程度最小；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有效调节输入型资本异常流动，资本账户开放、金融发展和汇率制度在不同类型经济体中的调节效应具有异质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