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犯罪刑事立法分类的标准探讨

为维护金融秩序,适应打击金融领域出现的犯罪活动的新需要,并对金融活动中的各类行为进行刑法规制,我国现行刑法典对金融犯罪进行了专门规定,有关条文分布在分则第三章的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和第五节＂金融诈骗罪＂中。     

论金融犯罪刑事立法分类的依据

金融犯罪作为一种新型犯罪,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复杂多变。就我国目前刑事立法而言,将其规定在《刑法》第三章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和第五节“金融诈骗罪”中,这种分类模式导致了刑事立法分类依据的不统一。在对各国金融犯罪刑事立法分类方式参考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学者提出的刑法分则小章制模式,作出适合我国的金融犯罪刑事立法分类依据的选择。     

浅析金融诈骗罪

我国1979年刑法只有诈骗罪的规定,而没有专门规定金融诈骗罪。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该决定规定了集资诈骗罪等有关金融诈骗罪。修订后的刑法肯定了《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的一些情况,增设了很多新的罪名,并在分则第三章中专设一节规定了金融诈骗罪。以下通过对金融诈骗罪的概念特征、构成要件、司法界线、犯罪预防等方面的阐述,提高对金融诈骗罪的认识,从而更为有效地打击和预防金融诈骗罪。     

浅析金融诈骗罪

我国1979年刑法只有诈骗罪的规定,而没有专门规定金融诈骗罪。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该决定规定了集资诈骗罪等有关金融诈骗罪。修订后的刑法肯定了《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的一些情况,增设了很多新的罪名,并在分则第三章中专设一节规定了金融诈骗罪。以下通过对金融诈骗罪的概念特征、构成要件、司法界线、犯罪预防等方面的阐述,提高对金融诈骗罪的认识,从而更为有效地打击和预防金融诈骗罪。     

论金融诈骗罪的概念与特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五节专门规定了金融诈骗罪.但对于什么是金融诈骗罪、其究竟具有哪些特征，《刑法》却没有明确。因此，从理论上来认识和研究金融诈骗罪的概念与特征，对于从整体上理解、认定金融诈骗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金融诈骗罪若干问题研究

金融诈编罪作为新刑法规定的特定类犯罪，是从旧刑法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的，其概念既有沿袭性又有独特性。学们对传统观念提出了诸种不同看法，本对金融诈骗罪的犯罪概念、行为对象、罪过形式等问题，在剖析各种观点的基础上，结合刑法理论及通说，提出自己的观点，以期指导司法实践并完善刑事立法。     

浅析《刑法修正案（六）》对我国商业银行债权的保护

《刑法修正案（六）》是针对刑法分则部分提出的，共涉及19个法律条文22个罪名。其中第十条规定了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即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贷款将被追究刑事责任。这将对保护商业银行债券、维护金融安全具有重大的意义。     

黎平县农行组织职工学习新《刑法》

1997年10月1日,新《刑法》实施后,黎平县农行及时组织职工认真学习。新《刑法》在第二编第三章第四节和第五节里用31条内容规定了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和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的立法修正及评价

《刑法修正案（六）》对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做了较大修改，增加规定“骗用金融机构贷款、票据罪”和”金融机构背信挪用资金、资产罪”，修改完善了“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罪”、“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罪”、“违法发放贷款罪”、“用帐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非法出具金融票证罪”和“洗钱罪”，反映出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的犯罪化和刑罚化趋势。     

浅议构成偷税罪的标准

为了强化税收征管,打击涉税犯罪,1997年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刑法》在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设专节（第六节)规定,“危害税收征管罪”,对偷税罪的内容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和补充,     

土地增值税立法:目的引入与税制修正

相较于暂行条例,《土地增值税法(征求意见稿)》未设置立法目的条款,未明确税种主要属性,只在立法说明中简单阐释立法意义和税制功能,此种立法技术很难经得起正当性拷问,既无法为集体土地增值税制明确构成要件和发展趋向提供指引,还在程序和实体两个维度抑制土地增值税调控功能的充分发挥.立法目的绝非可有可无的对象,而是税收立法的起点和税制正当性的来源,是在理论上、实务中提醒和督促祛除课税弊端的最佳利器.土地增值税是地方调控税,财政目的位居其次,若欲进一步夯实其立法正当性基础,应重新设置目的条款,即"为推动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合理调节土地增值收益,健全地方税体系,制定本法".做实土地增值税立法目的,有利于调控税制并使集体土地增值税制相关问题尽快得到解决,推进税收实质法治建设.     

The Effectiveness of White‐Collar Crime Enforcement: Evidence from the War on Terro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changes in regulatory priorities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on criminal enforcement of white‐collar criminal activities. Using the 9/11 terrorist attacks as a shock to the FBI's priorities and allocation of investigative resources, as well as variation in the Muslim pop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 examine whether prioritization of counterterrorism investigations after 9/11 is associated with weaker enforcement of laws targeting white‐collar crime. I then use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estimation to study the magnitude of any increase in white‐collar crime resulting from reduced oversight. I find a significantly greater reduction in white‐collar criminal cases referred by FBI field offices that shifted more of their investigative focus away from white‐collar crime to counterterrorism. Further, geographic areas in the jurisdictions of FBI field offices with greater shifts in attention from white‐collar crime to counterterrorism experienced greater increases in wire fraud, illegal insider‐trading activities, and fraud withi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近代银行法的国际化与本土化——兼论当今金融创新法律制度的构架

近代银行法具有两方面的特征。一是基于法律的本质、传统法律的缺失等原因,以移植为立法建制的主要途径,因而在立法思想、法律原则等方面具有显著的＂国际化＂特征;二是移植而建的银行法也根据国情进行了＂本土化＂,在本国银行家的实践中,揉入了行业规则及经验。近代银行法的建立过程生动体现了金融创新与法律变革的互动,为当今金融创新法律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借鉴,即建立适应金融创新的监管法律制度,加强金融国际合作立法与国内法的转化,并针对金融创新成果及时立法,防范风险。     

刍议“逃税罪”案件行政程序与刑事程序的关系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的颁布实施,偷税罪被逃税罪取而代之。本文分析了行政程序与刑事程序的关系,并对逃税罪进行了法律解释,提出了行政处罚前置是符合逃税罪立法与司法实践应有的程序选择。     

拐卖妇女、儿童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行为直接侵犯了妇女儿童的人身权利,间接危害了社会的稳定.刑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罪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或者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条文虽然对什么是“拐卖”行为予以详细解释,但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准确地认定本罪仍有很多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论者将从处理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出发,探究包含“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是否以违背被害人意志为前提”等八个典型问题,重点剖析拐卖妇女儿童罪与相近罪名或相似行为的区别,以统一和完善司法认定的标准.     

从瑞幸事件看新证券法下强化财务造假监管

证券法此次修订大幅提高了对财务造假行为的惩戒力度,并新增域外效力条款,将证券法管辖范围延伸至境外发行和交易活动。对于中概股财务造假,管辖权的主张应在遵守国际礼让原则的前提下,结合境内市场和投资者利益受影响程度审慎为之。在发行注册制改革的背景下,提高发行上市企业质量的关键还是在于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特别是要提高民事和刑事追责力度,积极推进退市市场化、常态化。     

金融犯罪立法问题论析——以《刑法修正案》为研究视角

从近年来的金融犯罪立法态势看,部分条文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破坏了刑法典的稳定性,背离了刑法的谦抑性,条款设置缺乏前瞻性。为了使金融犯罪立法更合理、更科学、更灵活,需从金融犯罪立法的定位、前置刑法制度的完善及刑事条款设置的重构等层面入手,以实现刑法典的稳定、谦抑及超前等目标。     

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交叉案件裁判研究

民间借贷发轫于民间,其建立在个体信用基础之上,这种基于血缘、亲缘、地缘、业缘关系的个体信用容易监督,具有稳定性但不具有成长性。非法集资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虚假宣传的欺骗方法向不特定社会公众集资的犯罪行为。在我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高利转贷等相关联罪名均被列入非法集资。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刑事纠纷交织在一起,使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难以准确判断,因此,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刑民交叉案件成为司法实践中的＂疑难杂症＂,回答这个现实问题,会受到如金融机构、市场、监管机构、公安机关、司法裁判机构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本文从交叉案件现象、交叉案件实体法律关系研究、交叉案件程序处理方式研究、交叉案件裁判研究四方面展开,归纳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刑民交叉案件的法律要点和裁判要旨,形成判断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的司法指引。     

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类型化区分

刑事诈骗是民事欺诈中的严重部分,两者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刑事诈骗的行为类型多样,具体构造也存在一定差异,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应结合诈骗行为的具体构造展开。交易型诈骗中,作为交易对价的基础事实是否存在对于非法占有目的认定具有决定意义。使用型诈骗的场合,应重视对行为人取得财物后的用途和资金走向的考察,以确定非法占有目的是否成立。财物用途和资金走向无法查清的案件,不能简单地认为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资格型诈骗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应同时考虑行为人是否具有特定资格以及财物的具体用途。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区分还要注意欺诈事实是否属于核心或者主要事实以及欺诈程度等。     

洗钱罪认定与上游犯罪领域拓展研究

洗钱犯罪是为上游犯罪所获取的非法收入进行清洗、处置的犯罪,洗钱犯罪人员是上游犯罪资金清洗的协助者.如何完善法律、法规,从根本上打击洗钱犯罪,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2020年12月26日,全国人大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洗钱罪的判定难度,但仍无法解决对上游七类犯罪以外洗钱犯罪行为的定罪问题,监管层及金融行业在洗钱犯罪方面仍存在着较大压力.本文结合近年来我国洗钱犯罪、判定及上游犯罪等情况,讨论了现有洗钱犯罪定罪中存在的问题.重点探讨了现行洗钱罪上游犯罪认定是否狭隘,《刑法修正案(十一)》对自洗钱行为的判定是否有变化,洗钱罪删除"明知"概念后对洗钱定罪的影响,以及监管机构的职责与权利义务是否相匹配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扩容洗钱罪上游犯罪、充实洗钱罪定罪类型、加强监管职权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