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监管与银行风险:基于联立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联立方程模型,利用我国36家商业银行的270份面板数据样本对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监管、银行资本以及风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资本监管下,商业银行会同时考虑其资本与风险的变化;监管压力总体而言会显著地降低银行的风险,但对上市银行风险的影响并不明显,而监管压力对银行资本产生影响并不显著.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影响银行资本配置效率吗?--基于中国A股上市银行的证据

本文选取2010―2019年中国19家A股上市银行年度数据,对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资本配置效率具有抑制作用。相对于国有银行与城商行,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股份制银行资本配置效率的抑制力度更大。(2)利差收入在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银行资本配置效率的关系中承担着中介作用,货币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影响利差收入来影响银行资本配置效率,“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利差收入-银行资本配置效率”的传导渠道有效。(3)债务杠杆对两者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债务杠杆提高会加剧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资本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4)银行竞争对两者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银行竞争提高会减弱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资本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这归因于银行竞争引发的信贷配给治理效应对冲了存贷利差缩减效应。本文结论为提升中国银行业资本配置效率及防控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     

利率市场化下城商行资本缓冲对风险承担的“U”型影响研究

运用2005~2014年我国50家城商行非平衡面板数据,论文分析了利率市场化下银行资本缓冲与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资本缓冲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但其影响关系并非是线性的,而是一种"减弱—加强—减弱"的"U"型关系。因此,城商行在进行风险管控的时候要注意缓冲资本的计提对其"U"型的影响。此外,在城商行进行风险管控的过程中要注意现阶段银行风险的顺周期性特征。     

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新兴市场国家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21个新兴市场国家2001—2020年季度数据,研究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新兴市场国家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新兴市场国家银行跨境贷款总资本流入、总资本流出和净资本流入减少,银行跨境债券总资本流入减少。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新兴市场国家银行持有外国净资产能缓解银行跨境总资本流入减少的程度,背负外国净负债会加剧银行跨境总资本流入减少的程度,并且前者的缓解效果远远小于后者的加剧效果。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了管理外国风险暴露而与银行进行的衍生品交易也会改变银行跨境资本流动对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反应,非银行金融机构背负外国净负债会加剧银行跨境债券总资本流入减少的程度。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金融发展与双边跨境银行资本流动北大核心

本文选取1985年第一季度至2018年第四季度的双边跨境银行信贷数据,考察包含18个报告国和191个接受国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下双边跨境银行资本流动的影响。基于多维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发现:报告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导致双边跨境银行资本外流减少,即发生银行信贷撤回现象;报告国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其跨境银行资本外流越少;报告国和接受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下双边跨境银行资本流动变动的影响存在差异,报告国金融发展水平提升能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时其跨境银行资本撤回,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接受国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下跨境银行资本撤回提供更多的银行信贷。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各国央行在制定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宏观审慎政策时不仅需要实施跨周期宏观调控,而且需要考虑报告国与接受国的金融发展因素,实施差异化的双边跨境银行资本流动管理措施。     

银行资本监管与商业银行风险——对中国13家商业银行的实证研究

通过构建模型对2000～2005年我国商业银行风险与资本充足率变化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实施银行资本监管能够促使已达到最低监管要求的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和降低银行风险,但对于达不到监管要求的银行,实施银行资本监管并不能促使其提高资本充足率和降低风险水平.实施银行资本监管不是我国商业银行风险降低的原因,资本监管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银行中会失效.市场及投资者并不因为银行资本充足率变化而对上市银行的收益或价值的评价产生变化.改革我国商业银行产权制度、建立显性的存款保险制度、加强市场约束是我国商业银行降低风险、提高资本监管有效性的基础.     

资本账户开放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机制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从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分项及其综合视角系统地论述了资本账户开放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机制。在银行资产层面,资本账户开放导致资金流入、流出规模及频率大幅增加,从而加剧了国内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风险,并通过信贷需求摩擦机制对银行资产端造成风险。在银行负债层面,资本账户开放一方面通过拓宽海外投资渠道降低银行业零售存款吸收能力;另一方面通过作用于不同金融周期阶段下的批发融资(国外借贷和银行间直接借贷业务)来影响银行杠杆,导致银行脆弱性增加,银行负债面临较大流动性风险。在银行资本层面,资本账户开放可能加剧银行股价波动,从而影响银行资本端风险,进而在风险共担效应下通过改变银行融资成本的方式影响银行风险。在银行业直接和间接业务关联而形成的金融网络中,上述风险仍会相互传染,进而推升银行业系统性风险。     

银行资本监管与商业银行风险——对中国13家商业银行的实证研究

通过构建模型对2000～2005年我国商业银行风险与资本充足率变化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实施银行资本监管能够促使已达到最低监管要求的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和降低银行风险，但对于达不到监管要求的银行，实施银行资本监管并不能促使其提高资本充足率和降低风险水平。实施银行资本监管不是我国商业银行风险降低的原因，资本监管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银行中会失效。市场及投资者并不因为银行资本充足率变化而对上市银行的收益或价值的评价产生变化。改革我国商业银行产权制度、建立显性的存款保险制度、加强市场约束是我国商业银行降低风险、提高资本监管有效性的基础。     

资本缓冲与银行风险变动：周期性及多元化的视角

利用上市银行2002-2013年的季度数据,考察资本缓冲调整、宏观经济波动与资产价值变动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发现:上市银行资本缓冲的顺周期性并不显著,但是其风险变动却对宏观经济的波动极为敏感;同时,资本缓冲的调整与上市银行的风险变动具有相关性,在宏观经济变动时,银行会因自身表内资产组合风险的变化而连续调整其资本缓冲.此外,上市银行表内资产的多元化程度较低,收入变动与风险波动的相关性较显著,所以,收入多元化依然是银行减少风险,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驱动因素之一.     

危机时期商业银行资产流动性、资本充足率与稳定性的相关性研究

流动性大小和资本充足率是衡量银行风险的两个核心指标,决定了银行的短期稳定性.本文通过银行流动性和银行风险的数理模型,用数理推导的方法比较危机时期银行资产流动性的变动和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监管对银行稳定性的影响.数理模型推导的结果表明:资本充足率的增加有利于减小留存风险提高银行稳定性,流动性的增加提高银行稳定性降低违约损失率.     

银行损失、资本缓冲与货币政策效果

基于中国银行业1998-2010年面板数据,本文检验银行的损失对贷款供给的影响,并分析资本缓冲(buffer)和货币政策态势(stance)在这种影响中的作用,以进一步考察货币政策效果。经验结果表明:银行损失会导致贷款供给减少,这种影响在银行资本缓冲较少或货币政策紧缩时更明显,在危机时期这种影响也更明显;当资本缓冲较高时,货币政策紧缩使得贷款增长下降较多;货币政策对维护银行业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     

基于资本充足率的银行风险监管

在对银行风险监管的一系列原则中,以巴塞尔协议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影响最为广泛。从其发展历程来看,各国对于巴塞尔协议的普遍应用以及目前新巴塞尔协议的最终定稿,都为银行进行资本充足性管理提供了现实基础。本文分析了资本管理的发展过程,追溯巴塞尔资本协议演变的基本轨迹,进而分析巴塞尔资本协议在银行风险监管中体现的基本思路和原则,通过比较各国对于银行资本管理的经验,揭示了银行资本管理在银行风险管理中的重要影响力。     

银行资本缓冲、信贷行为与宏观经济波动——来自中国银行业的经验证据

增强银行经营的稳健性、减少银行信贷行为的亲周期效应对实体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对我国经济的平稳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在对理论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和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上,对宏观经济波动下我国银行业资本缓冲调整行为特征、资本缓冲对宏观经济波动产生影响的传导效应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利用2000-2010年我国45家商业银行的年度非平衡面板数据,对该问题分析提出的相关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1)我国银行资本缓冲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这有别于世界主要市场经济国家银行业资本缓冲与经济波动两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①(2)我国银行业资本缓冲在经济周期上升期的提高主要是通过增加资本金②或权益的方式实现的;(3)我国银行信贷增速呈现出有悖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逆周期特征,资本缓冲与经济周期的正相关关系强化了银行信贷增速的逆周期特征;(4)资本缓冲会显著降低银行的存款溢价,而其对贷款溢价的影响并不明显;(5)资本缓冲对存款溢价的削弱作用更多地出现在经济下行阶段,而其对贷款溢价的影响效应在不同经济周期并未呈现显著差别。     

气候和环境变化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上市银行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11年一季度至2021年四季度中国35家上市银行数据,实证分析气候和环境变化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极端气候与空气污染均显著增加了银行系统性风险;气候和环境变化主要通过信息渠道和资金渠道影响银行系统性风险;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提高和气候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均有利于缓解气候和环境变化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不利影响;气候和环境变化对不同类型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具有异质性影响。     

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

由于经济资本是商业银行吸收最后风险的关键环节，所以对于经济资本的合理配置直接影响到商业银行的命运，银行资本管理的目的是为了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银行经营面临的风险损失可分为三类：预期损失、非预期损失和异常损失。预期损失是平均意义上的损失估计，由风险拨备予以缓冲，计入经营成本异常损失发生概率极低，但损失巨大；而非预期损失介于预期损失和异常损失之间，该部分损失由经济资本予以缓冲。由于经济资本是商业银行吸收最后风险的关键环节，所以对于经济资本的合理配置直接影响到商业银行的命运。     

《巴塞尔III最终方案》的影响及应对

《巴III最终方案》致力于提高银行风险加权资产计量的审慎性、一致性、可比性和透明度,主要对有关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信用估值调整的计量方法又进行了一定的改进,并且进一步明确提出了资本底线、杠杆率缓冲等方面的要求。巴塞尔委员会的全球定量影响测算显示,新监管规则对各组银行的影响不尽相同,一些银行还将面临资本缺口。由于我国银行资本监管较为严格,各项监管规则修订的影响相互抵消后,对我国银行业资本充足水平的整体影响可能并不大,但考虑到各银行的异质性,不同银行实际受影响程度会呈现差异。为此,我国银行业需坚持实行严格而科学的资本管理,合理确定过渡期,避免对银行风险管控能力、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产生较大冲击。     

政府股东、银行治理与风险承担

银行治理是银行业发展的核心,银行治理的漏洞一旦扩散,会大幅度提高银行风险、动摇金融系统的稳定性甚至打击实体经济。资本充足率水平和贷款质量是衡量银行风险的关键指标,是政策监管的核心。本文对中国74家上市银行和非上市商业银行2011—2014年年报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越高,银行的风险越低;政府控股有助于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独立董事比例越高,银行的风险越低;最后,境外投资者持股的银行风险水平低于非境外持股的银行。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贷款成本

基于大样本微观银行信贷数据,本文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的银行贷款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导致企业的银行贷款成本增加,且使得在中小型银行贷款的企业成本增加更多。异质性分析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对受政策因素影响较大的企业如小微企业、私营企业等的银行贷款成本的影响更为明显。进一步,对企业的银行贷款违约风险的研究发现,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企业的银行贷款违约风险反而降低。这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使得银行选择风险评级更低的贷款,符合谨慎性动机。本文研究结论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时,银行“自我保险”动机的增强使得企业的银行贷款成本增加,这在中小型银行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同时也更多地转嫁给中小企业。本文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宏观经济波动等的研究提供了微观解释机制,并揭示了政府经济政策的一致性、稳定性对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作用。     

房价波动、房贷规模与银行资本充足率北大核心CSSCISSCI

次贷危机表明房价波动和房贷规模影响银行安全,但现有研究未将二者纳入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构建了包含房价波动和房贷占比的资本充足率理论模型,并使用2005Q1-2015Q4中国189家商业银行及所在城市房价指数发现,房价时间趋势项对银行资本充足率有正影响,但房价波动项对资本充足率有负影响。因此,中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在房价波动上具有顺周期性,需进行逆周期管理。其次,房价波动项对银行资本充足率具有非对称性影响,房价向上波动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负影响大于房价向下波动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正影响。据此,为加强逆周期管理,商业银行在房价向上波动时应多计提资本,在房价向下波动时应少计提资本。最后,房贷占比对资本充足率有负影响,表明房贷是中国商业银行的优质资产,适度提高房贷比重有利于降低银行风险。     

外资持股与银行风险承担

本文基于2007—2021年中国302家商业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外资持股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表明，外资持股能显著降低银行风险承担。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规模较大、资本充足率较低以及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的银行，外资持股对银行风险承担的降低效应更为明显，且外资持股的风险承担降低效应主要源于银行类外资股东。对作用渠道的分析表明，外资持股主要通过降低银行盈利波动和提升银行资本充足率来降低银行风险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