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的协调改革

论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的协调改革黄新民，刘有源，吴敬文我国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之间债务关系的日益恶化，直接影响着银行与企业的生存和协调发展。目前，一些国有企业及其经济主管部门损害银行利益搞改革，借转机建制之名，行逃废银行债务之实，如通过租赁、承包、股份制...     

对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思考

一、我国实行利率市场化改革面临的困难 1.我国现行利率体制的弊端 1)微观主体缺乏利益的约束机制.市场经济中真正的经济主体应当能够根据利率的变化实行预算约束,进行理性的投资.而中国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国家,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没有明晰的产权主体,又受到过多的行政干预,缺乏经营自主权,因此是在缺乏预算约束的情况下参与市场竞争的,企业效益较低,银行则积聚了大量不良贷款.在这种条件下利率市场化改革必然要考虑到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对市场变化的适应能力和承受能力.     

银行公司治理中各行为主体间的正和博弈分析——以招商银行发行100亿元可转债引发的冲突及解决方案为例

在银行公司治理中，各利益相关者作为独立的行为主体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其行为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银行公司治理得以运行和完善，正是缘于各行为主体为寻求自利而进行的博弈。这种博弈的结果是正和博弈，即一荣俱荣。随着中国金融业改革的深入，银行的经营将更多地受到相关利益主体的约束，其经营行为必须走向市场化。从这个意义上看，完善银行公司治理的过程，就是包括管理层、董事会、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权利义务得以逐步明确的过程，也是各行为主体间利益相互博弈的过程。银行公司治理既为利益相关者参与银行管理提供了渠道，也推进了银行公司治理结构本身的不断完善。     

政府的多重利益驱动与银行的信贷行为

本文以我国转型经济下政府、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紧密联系作为研究的背景,深入分析了政府多重利益驱动下的银行目标函数,并以会计稳健性标准作为衡量银行对债务人信贷要求的指标,实证检验了这一制度安排下的银行信贷行为。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随着一系列商业化改革的完成,国有银行的经营理念正在向现代商业银行趋近,对于没有政府干预或干预较少的贷款,其信贷要求能够根据债务人的风险作出相应的调整。然而,仍然存在的政治性贷款又使其信贷行为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异化,即使得银行对债务人的贷款标准不能根据风险作出相应的调整,并且造成了其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信贷标准的差异。此外,来自政府提高资产质量的压力和向非国有企业发放信贷时潜在的政治成本迫使国有银行为了控制信贷风险对非国有企业要求过于严格的信贷标准。     

医疗卫生改革中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医疗卫生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已成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医疗卫生改革过程中，涉及到了很多利益主体，本文通过博弈分析，得出推进医疗卫生改革的雷中之雷是要发挥政府的积极能动忡．     

银行公司治理中各行为主体间的正和博弈分析——以招商银行发行100亿元可转债引发的冲突及解决方案为例

在银行公司治理中,各利益相关者作为独立的行为主体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其行为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银行公司治理得以运行和完善,正是缘于各行为主体为寻求自利而进行的博弈。这种博弈的结果是正和博弈,即一荣俱荣。随着中国金融业改革的深入,银行的经营将更多地受到相关利益主体的约束,其经营行为必须走向市场化。从这个意义上看,完善银行公司治理的过程,就是包括管理层、董事会、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权利义务得以逐步明确的过程,也是各行为主体间利益相互博弈的过程。银行公司治理既为利益相关者参与银行管理提供了渠道,也推进了银行公司治理结构本身的不断完善。     

非行政干预条件下企业融资行为的博弈分析

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①是中国企业融资的主体.在国有企业向国有银行融资的过程中,由于非对称信息的存在,使国有企业的经营风险得以生成并转嫁给国有银行,产生了国有企业的高负债和国有银行巨额不良资产的问题.应通过降低融资过程中的非对称信息的程度来解决上述问题.     

国有企业与银行债务关系的制度分析

当前,我国国有企业过度负债问题十分突出,不仅成为企业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主要障碍,也是困扰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进程、导致金融风险产生的重要原因。鉴于此,笔者拟对国有企业高负债的基本原因进行剖析,力求摸清问题存在的实质,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一、国有企业负债率高的基本原因分析国有企业对银行负债不正常偏高的原因非常复杂,既有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也有转轨过程中政策的影响;既有投资体制改革的影响,也有宏观经济政策变动因素、企业体制改革的不一贯性、企业自身经营失误等影响。首先,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     

中国金融资源城乡配置差异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中国的金融制度安排是内生于经济转轨时期的政府给予经济改革中的利益受损集团以利益补偿的需要。在这种内生性金融制度安排下,金融资源配置不可避免的具有强烈的政府偏好,导致了金融资源配置的城市化倾向。同时,政府为维系这种金融制度安排所内生出的利率抑制、垄断的银行结构和被抑制的农村金融等特征也必然加剧金融资源配置的城市化倾向和农村金融资源的外流。     

论政府在国企改革中的角色定位——以"健力宝事件"为例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心环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是政府的附属物;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应是独立自主、权利平等的经济实体。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就是政府对国有企业正确定位的过程。本文结合”健力宝”的案例论述了国有企业改革中政府角色错位的表现,并提出政府明确角色定位的相应对策与建议,理顺政企关系,以实现国有企业总体改革目标,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     

适应外汇管理理念与方式变革的举措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外汇管理的理念和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有效促进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但是在变革中,外汇指定银行的一些行为不利于外汇管理的开展,需要地方外汇管理部门和外汇指定银行共同应对予以解决。     

论决策价值化过程中的几个问题

从决策价值化的视角阐述决策中价值盲点、价值误区和价值局限对决策价值化的影响,探索针对价值盲点、价值误区和价值局限实现决策价值化的相应对策,构建实现决策价值化的理论分析框架。     

贷款13．23亿支持保护中国文化遗产

在过去18年里,世界银行在中国支持了12个与文化遗产保护有关的项目,贷款总额约13．23亿美元。世行新报告《保护过去,为未来奠定基础》概要介绍了这些项目采纳的方式方法,梳理归纳了经验教训,明确了未来的方向以及面临的挑战。     

略论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

人民币国际化一般要先经过周边化,再到区域化,最后走向国际化的过程。本文主要讨论了推动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即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促进贸易发展、推动人民币回流、使用货币互换协议等。最后提出了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所面临的挑战。     

欧盟东扩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影响

欧盟东扩所带来的贸易转移效果和欧盟对外援助方向的改变使非、加、太发展中国家成为直接受害者，同时它也标志着欧盟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已开始摆脱带有原殖民体系痕迹的模式而进入“后殖民体系”时期。一旦中东欧国家在21世纪初成为欧盟正式成员，亚洲发展中国家也将在欧盟市场上面临严峻的挑战。     

中国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变的协调性研究

理论上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换具有关联性,二者若协调可相互促进,良性循环.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变的协调性很弱,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金融发展战略,以促进GDP结构调整和升级,保证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抗战时期法币贬值对根据地社会经济的影响

法币贬值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影响不仅限于物价上扬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降低,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对当时社会财富的分配、阶级结构的调整等所产生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比根据地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彻底。因此,在考察根据地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中,应把法币贬值这一重大经济事件纳入其中。同时,法币贬值使边币大量发行,根据地经济进入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新阶段。     

进一步完善房产税的几个问题

上海、重庆两市开展对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的试点,使房产税这一长期以来备受关注的议题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进一步完善房产税,是健全税制与地方税体系、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重要举措,它应与调控房价无必然的联系。不过,高房价、土地财政以及现有的税收征管机制,是完善房产税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围绕以上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思路。     

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建设是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别、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必然要求。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不可能主要依靠财政或其他外部来源，而只能以民间投资为主体。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分析，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是要保证信息的成功传递，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应加大政策的宣传和引导力度，在微观层面应积极发展中介服务机构。     

Reframing the nation-state: Rethinking the Australian dream from the local to the global

Movement across the borders of the nation-state has always been uneven, but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the unfettered movement of goods and images has been defended under the ideology of freedom and openness. At the same time, the movement of people, including refuge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dministered and restricted in the nam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Australia has been part of this development. The Australian dream was once for all to own a quarter-acre housing block, protected from the machinations of the world. Across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into the present an invidious version of this dream has intensified, shorn of its egalitarian spirit. The nation-state itself has been made over in this image. The Australian state now acts on behalf of the nation to keep unwanted strangers out, while facilitating the open globalization of the Australian economy. In this context, older ethical pronouncements about freedom, equality openness and fairness no longer work. This article develops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based upon a layering of ethical considerations. The new Australian dream it suggests will entail a complete renegotiation of how we are to live within and across the boundaries of identity, culture and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