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教育程度对于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的横截面数据,研究受教育程度对于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①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家庭中户主受教育程度每增加1年,家庭参与股市的概率随之增加1.1%,参与股票和基金的概率增加1.2%,同时,家庭股票投资市值占总金融资产比例增加0.4%,股票和基金的市值占比增加0.5%。第二,家庭中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其中,女儿受教育程度会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市值占比有正向影响,而儿子受教育程度则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没有显著影响。     

年龄结构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细致考察了生命周期、年龄结构对家庭资产配置和财富构成的影响及区域间影响差异。研究发现,老龄家庭对房产、银行储蓄的持有比重更大,而对股票、基金等风险资产的持有比重更小;家庭老龄人口比重的提高,会促进家庭银行储蓄和房产的投资,同时,会抑制家庭对股市、基金等金融市场的参与程度;人口学变量如家长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规模等和家庭财富、收入对家庭财富构成也都具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年龄结构在中西部地区,对城镇居民家庭股票、基金投资行为的抑制效应要高于东部地区,而对家庭房产投资的边际影响要低于东部地区,同时,年龄及年龄结构可以通过降低家庭风险偏好和提高预防性储蓄进而影响家庭金融投资决策。     

人口年龄结构与金融结构——宏观事实与微观机制

人口年龄结构是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因素,不仅能够通过“人口红利”影响经济增长,也能通过金融资产需求作用于金融结构,进而影响经济增长。首先,本文基于宏观数据发现人口年龄结构与金融结构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伴随老年人口占比的提高,金融结构更偏向间接融资,且以金融行为来衡量的风险偏好程度显著下降;其次,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从微观主体对金融资产需求的角度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对金融结构的影响机制,分析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对风险资产参与行为及风险态度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家庭老年人口占比越高,家庭参与股票或基金投资意愿及比重越低;对于已持有风险资产的家庭,老年人口占比提高,家庭风险资产持有比重会降低。此外,家庭人口年龄结构会影响风险态度,家庭老年人口占比提升会显著降低风险偏好程度,这是其影响家庭风险资产参与行为的重要渠道。     

美国个人股票持有结构分析

二战后,美国个人的金融资产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直接持有股票的比重降低而机构性资产的份额大幅度上升。从微观家户层面角度,美国家庭的直接股票持有与家庭收入呈明显的正向关系,低收入家庭群体直接持股比例低,而收入越高的家庭群体直接持股的比例也越高。基于美联储的消费者金融调查数据,我们从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就业状况以及住房状况等方面详细分析了美国的家庭收入分布状况与直接持有股票状况,也印证了上述结论。借鉴美国的发展经验,笔者对我国个人金融资产结构的改善提出若干建议。     

家庭理财巧组合

在家庭理财投资组合中,一定要根据家庭理财的能力和风险承受力,对不同金融产品确定合适的投资比例。对于大多数稳健型家庭来说,可以采取如下组合比例:300储蓄,20％购买国债,20％投资股票,20％购买基金,10％购买保险。     

经济周期视角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战术资产配置

本文按照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将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组合资产分为银行存款,国债,企业债,金融债,证券投资基金和股票资产6个种类,采用宏观经济的月度指标将我国经济周期划分为4个阶段:衰退阶段、复苏阶段、繁荣阶段和滞涨阶段。根据美林证券的投资时钟理论,统计并分析这6类资产在不同的经济阶段的收益状况。同时,我们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办法的约束条件下,采用均值-方差模型,对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进行最优资产模拟配置。数据模拟结果表明:在衰退阶段,应尽可能多地配置债券资产;在复苏阶段,应尽量降低现金资产的权重,提高债券资产和委托证券资产的权重;在繁荣阶段,应降低债券资产的配置比重;在滞涨阶段,应尽可能地增加现金持有的权重。并且,本文还针对均值—方差模型固有的缺乏鲁棒性的缺陷,采用Resample方法对模拟结果进行改进,使得资产的配置更加稳健可靠。     

试论城市居民个人投资理财的方式和要略

投资理财就是对资本金和负债资产的一种科学合理的运作。个人通过储蓄、国债、股票、基金等不同投资理财品种的有效组合,能够实现个人财富的保值增值,文中阐述了个人投资理财的种类及家庭投资理财的方式,建议居民做好长期投资规划并分散投资,并提防投资理财的风险防范,做好事前调查,事中审查和事后检查。     

基于pair_Copula_CVaR模型的保险投资组合优化

本文基于pair_Copula_CVaR模型对保险投资组合进行优化.选用977个交易日的上证指数、上证国债指数、上证基金指数和SHIBOR为样本数据,采用GARCH模型对单个资产建模,运用pair_Copula模型估计投资组合的联合分布,并通过Monte Carlo方法得到投资组合未来收益的多个可能情景,求得组合VaR和CVaR,得到使CVaR最小时的投资比例.实证研究表明,为了使风险值最小,保险资金可以将大部分的资金投资到风险较小的银行存款和国债中,适当地投资到风险较大的股票和基金中.通过理论最优比例结合实际情况可动态调整保险投资的结构,有利于保险资产的合理配置和保险资金的高效利用.     

提高我国居民资本参与分配程度的设想

针对我国居民资本参与分配程度低,导致财产性收入较低,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比重过低的情况,本文提出划拨一定比例的国有股权,补充社保基金,探讨我国国民资本参与分配的途径,让更多群众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政策设想。该政策设想将弥补我国养老保险资金缺口与提高国民资本参与分配有机结合起来,对于切实增加群众财产性收入,完善收入分配体制,推动养老保险体制改革,以及促进资本市场发展。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等方面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本文同时对具体操作中涉及到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对按政策设想运作可能取得的效果作出了粗略的估算。     

认知能力、社会互动方式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

本文运用CFPS2016数据,研究认知能力与社会互动方式对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认知能力对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和持有风险资产占比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对家庭参与非正规金融市场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线上社会互动对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和持有风险资产占比的促进作用要显著大于线下社会互动,并对线下社会互动有挤出效应;而线下社会互动对家庭参与非正规金融市场和持有民间借出资产占比的促进作用要显著大于线上社会互动。异质性分析发现,认知能力在青年段对家庭参与金融市场与资产配置的影响要显著大于中年段。     

中国城镇家庭资产配置及国际比较——基于微观数据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并将所得结果与国外研究进行了比较,本文得到两个主要结论:第一,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家庭更多的投资于房产,而对基金投资的参与率和参与度相对较低;第二,中国家庭的股票投资参与率与年龄呈现负相关关系,而中国家庭参与股票、基金等资产投资的参与率和投资参与度与财富呈现出"钟型"特征关系。     

人口年龄结构、家庭资产结构与住房财富效应

本文基于中国省级年度面板数据,对住房财富效应与人口年龄结构、家庭资产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大部分地区存在正向住房财富效应,且人口年龄结构对各省市住房财富效应的边际影响为正,但老龄人口比重比少年人口比重的边际影响更大;住房资产占比对大部分省市住房财富效应的边际影响为负且影响程度较小;此外,随着老龄人口比重的增加其边际影响呈现下降趋势,而少儿人口比重的增加会导致其边际影响逐步上升,住房资产占比的提高会使其负向边际影响逐渐增大。     

我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选择行为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六大城市1170户家庭的调查数据,采用Probit和Tobit模型对城镇居民家庭股票市场参与和投资组合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主要有以下实证发现:首先,我国家庭资产结构仍是一种低层次和粗放的结构,资产结构内部仍存在着较严重的失衡现象;第二,家庭的资产选择行为并不是完全理性的,而是呈现出有限理性的特征,认知偏差和投资者情绪都对其产生重要的正向影响;第三,房产投资显著影响了家庭股票市场参与和投资组合,"替代"或者"挤出"效应明显;第四,家庭极少利用股票市场对其未来现金流所承担的风险进行对冲,且其"生命周期效应"不明显.     

后代特征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家庭人口结构是影响家庭资产配置行为的重要因素,家庭人口中后代组成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家庭资产投资决策。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采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研究发现后代数量的增加会降低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资产配置比重,且数量越多影响程度越大。而后代性别的影响存在差异性,男孩会显著降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概率和配置比重,女孩对家庭资产配置行为均不会产生影响,且影响主要体现在城市、东部地区和高收入水平的家庭。进一步验证了后代性别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渠道:有男孩的家庭因结婚买房带来的财务压力,对家庭风险资产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     

居民财产性收入“大跃进”

居民收入靠财产性与转移性收入增长,有些不靠谱.一季度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有两个特点,一、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增长中,财产性收入增长11.2％,虽然财产性收入占收入总比重仅2％左右,但耀眼的增速说明,财产性收入可能成为重要依托.二、经营性收入增长9.28％,增速位列第二;转移性收入增速为8.8％,位列第三.延续了2010年以来的惯性,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好于城市居民,其中财产性收入增长27％,工资性收入增长16.5％,转移性收入增长12.2％,家庭经营收入仅增长7.3％.上述增速均为未扣除通胀的名义增速.     

上山下乡经历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基于断点回归的证据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家庭和个人层面数据,考察了户主的上山下乡经历对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上山下乡经历显著提高了家庭对于股票及广义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概率和投资规模。机制分析表明,此经历主要通过提升家庭投资的风险偏好和投资能力来影响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分样本讨论结果表明,上山下乡经历对家庭风险金融投资产生的正向影响在高人力资本、高收入和高社会资本群体中更为显著。     

城镇化与收入结构的关联效应:基于安徽的实证

利用1990-2018年安徽省相关数据,以城乡居民收入多元化为基本前提,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就安徽省城镇化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结构之间的关联效应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化水平与居民收入结构之间存在关联性,且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与城镇化的关联度略高于城镇,但不同类型收入的关联性有所不同,安徽省城镇化对城镇居民收入来源的影响为:转移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收入来源的影响为: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为:财产性收入差距＞经营性收入差距＞转移性收入差距＞工资性收入差距.城乡相比,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与城镇化的关联度为:农村略高于城镇,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与城镇化的关联度呈现城镇高于农村,城镇化与城乡收入结构存在密切的关系.     

资产保值比赚钱更重要

广发银行个人银行部总经理吕诗枫认为,只有根据投资环境的变化以及家庭财富管理目标,采取积极的财富管理手段,合理及时调整投资组合以及投资策略,才能在保障个人财富安全的基础上,实现财富保值增值. 了解家庭各类资产属性 进行资产配置之前,先要了解家庭各类资产的情况.广义上讲,资产主要分为三大类权益类资产,以股票为典型代表的、投资收益主要由价格波动带来的资产;固定收益类资产;其他个人资产.在各类资产中,收益率与风险呈正相关性,就是说收益率高的产品,风险一定非常大.以基金为例,我们会发现,股票型基金风格进取,预期收益高,但是风险也随之放大;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稳健,风险相对较小,但是收益性略差.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绩效归因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SSCI

本文运用以Brinson模型为基础的理论,引入Carino多期绩效归因模型,通过样本基金的五年数据分析显示,基金经理普遍具有股票选择能力,但缺乏对债券的研究;通过面板数据分析方法显示,证券市场在牛市阶段,基金经理更加重视股票资产配置;在熊市阶段,基金经理对于股票资产配置和个股选择均很重视;基金规模越大,分散投资的作用越明显;基金投资风格和我国的CPI情况与股票资产配置贡献和股票个股选择贡献之间未表现出显著相关关系。     

拓宽保险资金投资领域推动保险资金入市

在西方发达国家,保险资金在资本市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保险公司既是保险公司,又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掌握着庞大的金融资产.如法国安盛集团1998年掌管的资产达6550亿美元,苏黎世金融服务集团掌管的资产达4030亿美元.他们的投资几乎无所不包,不受什么限制,可购买股票,国债、金融债、企业债,设立投资的基金,投资地产、期货,进行外汇买卖等.投资活动也不仅限于国内,遍布全球.1997年美国寿险公司投资资产中有70.6%是股票,17.4%是债券;日本保险公司的投资中50%为证券,其中34%是股票;英国保险投资中有60%是股票.商联于1997年底创建中国指数基金,供外国投资者借B股投资中国.该基金全部投资于股市中,它在1999～2000年会计年度的每股资产净值增加了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