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不确定性冲击对全球股市波动的影响研究

选取2000—2021年美国经济、金融、经济政策和地缘风险四类不确定性指数以及全球GDP排行前15国家股市收益率数据,基于多维不确定性冲击框架,运用单因子、双因子和多因子混频波动率GARCH-MIDAS模型,从样本内拟合与样本外预测两个方面实证考察美国不确定性冲击对全球主要国家股市波动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表明：美国经济不确定性和金融不确定性对多数国家股市长期波动均有正向推动作用,其中,美国金融不确定性的影响最为广泛;美国金融不确定性是影响中国股市长期波动的主要因素,且中美贸易摩擦主要通过美国金融不确定性传导;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增加俄罗斯和墨西哥股市长期波动,美国地缘风险对意大利股市长期波动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余额宝收益率、回购利率与资本市场

选取2015年1月至2017年6月余额宝收益率、银行间7天回购利率及其日内波动、长短期利差,以及沪深300指数和中证全债指数的所有日度数据,采用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分析方法研究了余额宝收益率、回购利率及资本市场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对于余额宝收益率来说,其自身滞后项、回购利率、日内波动及长短期利差的滞后项均对其当期值有显著影响;余额宝收益率的提升会给股市带来正向影响,但是在短期导致了中证全债指数的上涨后,长期却会导致债市下跌。     

中国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证券投资基金市场的动态相关性研究

本文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模型,从投资收益波动性角度研究了我国股票、债券和基金市场分别在熊市、牛市、震荡市中的动态相关性,研究发现: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基金市场的收益率在三种行情下基本都呈现双向的波动溢出效应,只是相互之间影响的程度、滞后持续时间和冲击的方向有所不同。股票市场收益率的波动主要来自本身系统性的风险,且对基金市场的影响大于基金市场对股市的影响。债券市场收益率波动主要受其自身波动影响,并在熊市中受股市波动的正影响,牛市中受基金市场负向影响,震荡市中同时受股市和基金市场的影响。而基金市场收益率在三种行情下主要受股市波动的正影响(90%以上),其次是自身市场波动的正影响(5%左右),受债券市场的影响最小。     

中国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证券投资基金市场的动态相关性研究

本文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模型,从投资收益波动性角度研究了我国股票、债券和基金市场分别在熊市、牛市、震荡市中的动态相关性,研究发现: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基金市场的收益率在三种行情下基本都呈现双向的波动溢出效应,只是相互之间影响的程度、滞后持续时间和冲击的方向有所不同.股票市场收益率的波动主要来自本身系统性的风险,且对基金市场的影响大于基金市场对股市的影响.债券市场收益率波动主要受其自身波动影响,并在熊市中受股市波动的正影响,牛市中受基金市场负向影响,震荡市中同时受股市和基金市场的影响.而基金市场收益率在三种行情下主要受股市波动的正影响(90%以上),其次是自身市场波动的正影响(5%左右),受债券市场的影响最小.     

基于多分辨分析的股市与债市溢出效应研究

运用多分辨分析研究我国股市与债市溢出效应,对两市收益率序列作信号分解,分解为高频信号和低频信号,比较各层信号占原始信号的能量比发现,股市高频信号占原始信号的能量比远大于低频信号,而债市高频信号和低频信号所占能量比基本持平,从而说明了我国股市主要受短期因素影响,波动较大,而债市波动较小。高频信号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明,股市与债市之间存在溢出效应,但溢出效应是单向的,即只存在股市向债市的溢出效应,这与债市作为金融市场的避风港有关。     

基于多分辨分析的股市与债市溢出效应研究

运用多分辨分析研究我国股市与债市溢出效应,对两市收益率序列作信号分解,分解为高频信号和低频信号,比较各层信号占原始信号的能量比发现,股市高频信号占原始信号的能量比远大于低频信号,而债市高频信号和低频信号所占能量比基本持平,从而说明了我国股市主要受短期因素影响,波动较大,而债市波动较小。高频信号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明,股市与债市之间存在溢出效应,但溢出效应是单向的,即只存在股市向债市的溢出效应,这与债市作为金融市场的＂避风港＂有关。     

股市、债市、汇市间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和金融业的不断发展,各金融市场的自身波动性越来越大,且相互之间有价格和波动溢出趋势。本文对股市、债市、汇市三个金融市场的价格和波动溢出现状进行介绍,并利用三元VAR-BEKK-GARCH模型、三元滞后回归模型等实证分析了三个市场间短期、长期及特殊"节点"下的价格和波动溢出效应,并在得出研究结论的基础上给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我国股债汇风险点的长记忆性及关联性研究

本文以2010年6月21日～2019年4月30日期间的上证综合指数、上证国债指数以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收益率为样本,基于ARFIMA-HYGARCH模型分别对我国股债汇风险点的长记忆特征进行刻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三元VFIAR-DCC-HYGARCH模型,旨在探究各自间的关联性问题。结论如下:股市收益的长记忆性不显著,而波动存在显著的长记忆特征;债市和汇市的收益与波动存在显著的双长记忆特征;三大风险点间的关联程度均较低,但具有很强的波动时变性,其中股市与债市、债市与汇市表现为正相关关系,股市与汇市表现为负相关关系。基于以上结论,本文为如何有效防范金融风险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中国股市和债市波动的溢出效应——基于交易所和银行间市场的实证研究

由于我国股市和债市的相对分割,使得对其波动溢出关系的探讨对研究市场间资源配置、信息流动等有更深远的意义.在构建股市和债市DVAR模型的基础上,利用Wald和LR检验发现,两市存在波动溢出效应,但整体溢出影响较低.通过VECM模型分析交易所和银行间债券市场与股市之间的内在渡动关系,发现交易所市场较银行间市场对股市波动影响更大,而银行间市场受交易所市场波动更剧烈.总的来看,我国目前金融资源在两市配置效率较低,资本和投资主体未形成有效连动体系,市场风险难以释放分散,因此需构筑市场之间的协调互动机制.     

基于波动期限分解的中国股市风险—回报关系研究

运用波动期限成分分解方法,在成分GARCH模型的均值方程中,将长期波动成分和短期波动成分分开作为独立的解释变量,从而考察股票价格指数超额收益与长期波动成分及短期波动成分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短期波动成分对股指回报主要产生负面影响;上证指数的长、短期波动成分对股票收益率的贡献都有显著性,而其他发达市场指数主要受长期波动影响。这表明我国股票市场的风险—回报关系具有特殊性。     

我国债市和汇市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VAR-GARCH-BEKK模型

利用VAR-GARCH-BEKK模型,研究了我国债市和汇市之间的价格和波动溢出效应。实证研究表明,债市和汇市收益率都呈现高峰厚尾的非正态分布,波动聚集特征显著;债市和汇市存在单向溢出效应,仅汇市对债市有价格和波动溢出效应;债市和汇市收益率序列总体呈现负相关,相关性较弱,样本期内两市场动态相关系数具有显著的时变性。     

中国股债市场长期动态相关性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宏观不确定性和协动性视角

本文借鉴现代宏观经济学中的无套利仿射模型,基于"定价核"的定价方式,将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之间的相关系数分解为其主要驱动因素--通货膨胀、真实利率和股息率的不确定性,以及三者之间的协方差。在实证部分,采用DCC-MGARCH模型计算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的动态相关系数,验证中国股债相关性的时变规则;进而通过回归分析探究所选取的解释变量对中国股债相关性的贡献。结果表明,通货膨胀和股息率的不确定性以及真实利率与通货膨胀和股息率各自之间的协动性是影响这种相关性的主要因素;通胀冲击、真实利率和股息率可以解释这种相关性与长期动态的暂时背离。其中,通货膨胀和股息率的不确定性对股债相关性的影响与其他欧美主要经济体有着不同的表现,反映了中国市场的特殊性;此外,相较于中国经济市场的平稳时期,股市动荡期间各经济因素的影响会发生改变,且模型解释力会降低。     

债市与股市波动溢出的新特征——基于希腊数据的经验

既往研究认为,债市与股市间的波动溢出主要是由股市主导的,波动溢出的方向通常是从股市到债市,而主权债务危机发生后,两市间的波动溢出呈现出新的特征。本文利用BEKK模型实证研究了希腊国债和股票市场波动溢出的变化规律,得出了不同以往的结论,即危机后两市的波动溢出完全被债市主导,溢出方向仅限于从债市到股市,进而详细分析了国债向股票市场风险传导的三大渠道,并揭示了波动溢出模式发生变化的内在原因。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溢出风险测度——来自上海证券市场的证据

本文基于VAR-DCC-MGARCH模型分析了沪市基金指数与股票指数和国债指数的波动相关性和溢出效应,估计了三个市场的VaR,并通过失败检验法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基金市场与股票市场的条件相关系数一直呈现正向相关关系;股票市场与国债市场以及基金市场与国债市场的动态条件相关系数具有很强的时变特征,而且走势呈现相似性,但是统计检验显示基金市场与国债市场的相关性不明显。基金市场对自身和股票市场存在显著波动溢出效应,股票市场对国债市场和基金市场存在一定显著的波动溢出效应。在给定期望损失概率下,发现基金指数收益率的VaR波动最为剧烈;股票指数收益率的VaR变动风险与均值的比值是最高的;结合剔除其他市场波动影响的VaR发现,三个市场的风险承受度更高,可以接受更大的损失收益率。     

中国股市波动率的年线效应

本文以上证综合指数年线作为标准,把股市划分为牛市和熊市两种状态,并采用ARMA-EGARCH-M模型分别研究了牛市和熊市的股市波动率,称为年线效应。通过实证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结论：无论是牛市还是熊市,中国股市的日历效应都不显著;熊市的收益率序列几乎不存在任何的序列相关性;牛市波动率更容易受到坏消息的影响,而在熊市中,好消息的影响较大。如果不对消息内容进行区分,牛市会更容易受消息的冲击,加剧市场波动;而熊市中好消息和坏消息对市场波动的影响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别。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股票收益率的利率敏感性研究——基于OLS-GARCH-M模型的实证分析

除去市场风险,银行股票还受到利率风险的影响,因为银行的盈利能力是现行利率的函数。本文基于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沪深300指数2010年8月18日—2015年8月21日的收盘价数据,以及此样本区间内中债国债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到期收益率数据,应用OLS-GARCH-M模型对银行股日收益率、市场日收益率与日利率波动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银行股日收益率与市场日收益率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此外,尽管日利率波动没有直接显著地影响银行股日收益率,但是银行股日收益率的波动对于日利率波动却显著敏感,从而间接地影响了银行股日收益率。     

股指期货对中国A股市场波动性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对广泛使用的GARCH模型进行了修正,以此来检验股指对股市波动性的影响。本文研究采用的数据为沪深300指数,样本数据分为了短期(股指期货上市前后三个月共64个交易日)、中期(股指期货上市前后1年共242个交易日)和长期(股指期货上市前后近3年共690个交易日)三个时间段,并且中期和短期的沪深300指数数据采用了日和分钟两种频率。实证表明,无论是对股市整体还是中小盘市场,股指期货的推出在短期内加大了股市的波动,中期和长期看则没有显著的影响。     

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债波动的影响研究

为探究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债市场波动的影响,本文使用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衡量中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上证公司债指数衡量公司债市场,通过构建单因子GARCH-MIDAS模型,研究公司债市场的实际波动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水平值和波动率对公司债市场的波动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混频波动模型可以有效识别公司债市场波动的长期成分;公司债市场的实际波动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水平值和波动率是公司债波动的重要驱动因子。     

股指期货对中国A股市场波动性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对广泛使用的GARCH模型进行了修正,以此来检验股指对股市波动性的影响.本文研究采用的数据为沪深300指数,样本数据分为了短期(股指期货上市前后三个月共64个交易日)、中期(股指期货上市前后1年共242个交易日)和长期(股指期货上市前后近3年共690个交易日)三个时间段,并且中期和短期的沪深300指数数据采用了日和分钟两种频率.实证表明,无论是对股市整体还是中小盘市场,股指期货的推出在短期内加大了股市的波动,中期和长期看则没有显著的影响     

中美贸易摩擦下汇市、股市和债市间的风险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中美贸易摩擦视角下,选取2016年8月1日至2019年11月29日的美元/人民币汇率、沪深300指数和企债指数日频数据,结合VAR模型量化研究我国汇市、股市和债市间的风险溢出效应。结果发现:汇率冲击在短期内对股市具有正向作用,随后转为负冲击,而汇率对债市短期内均为负冲击,且汇率冲击对股市的影响程度相较于债市而言更大;债市易受其他两市的影响,但对汇市和股市的影响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