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水平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

2008年后我国的债务水平持续增长,这主要由于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中国政府发起了经济提振计划应对危机。虽然适度的债务规模是发展金融经济的重要手段,但过多的债务可能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本文通过PVAR模型,从债务规模、期限结构、质量(偿债能力)3个方面,对政府、非金融企业、居民3个部门分别研究债务水平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债务水平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确实有一定影响,各部门的杠杆率水平越高、短期债务比例越多、债务质量越低(偿债能力越弱),系统性金融风险越大。     

疫情下中国宏观杠杆率的新变化、风险与应对策略

2020年在新冠疫情冲击下,逆周期调控政策推动宏观杠杆率快速攀升,表明自2015年起的去杠杆进程告一段落。与2008-2014年加杠杆阶段相比,2020年各部门加杠杆的结构、渠道、期限出现新变化。非金融企业部门加杠杆的主体发生变化,国企杠杆率趋于下降,私营企业负债快速增加。"房住不炒"下居民平稳加杠杆,贷款增速有所回落。政府部门对宏观杠杆率增幅贡献率上升,中央政府承担支出责任的主动性提高,地方政府市场化融资水平提升。总的来看,宏观杠杆率快速上升缓冲了疫情负面影响,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但也提高了企业、居民债务风险,加重了地方财政收支平衡的压力。当前,要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稳定宏观杠杆率,有序处置各部门债务风险,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占比。     

基于MS-VAR模型的居民杠杆率与系统性金融风险动态关联研究

居民杠杆率过快攀升与系统性金融风险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已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本文基于货币、股票、债券、外汇市场数据测度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建立非线性MS-VAR模型探究我国居民杠杆率与系统性金融风险间是否存在时变动态关联。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危机后我国居民杠杆率与系统性金融风险之间存在明显的两区制"棘轮效应";居民杠杆率和系统性金融风险都对自身具有粘性;居民杠杆率与系统性金融风险间存在由负转正的时变动态关联,并且风险释放期的关联程度显著大于风险累积期;居民杠杆率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显著,而系统性金融风险对居民杠杆率的影响甚微。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居民部门作为企业、金融部门转移杠杆的对象,需警惕居民杠杆飙升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诱发影响。     

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居民杠杆率现状和风险研究

近年来我国居民部门杠杆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杠杆率增长在扩大内需支撑经济的同时也使得居民偿债压力进一步加大,对金融体系稳定造成一定的风险。本文分析居民债务的构成、杠杆率的现状以及居民杠杆率快速上升的原因,通过建立VAR模型实证分析居民杠杆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提出遏止炒房、控制杠杆率增速、强化社会保障、加强金融监管、加强预警等建议。     

我国居民杠杆率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近年来,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的快速上升引起社会各界关注。本文使用货币信贷和城镇储户调查数据,对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和偿债能力现状进行了分析,并运用各省住户贷款数据计算各省的居民杠杆率,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居民杠杆率上升的原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房价的快速上涨和住房销售的增长都对居民部门杠杆率的上升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房价上涨的影响程度更大。此外,金融发展水平和老年人抚养比对居民杠杆率有正向影响,少年人抚养比对居民杠杆率有负向影响。     

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杠杆率的差异及政策建议

一国经济的总杠杆率是指该国各部门的总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其中的总债务即政府、非金融企业、居民和家庭、金融企业四个部门的债务总额。因此,本文把总杠杆率分解为四个部门的杠杆率,分别指各部门总债务与GDP的比值。由于各国的产业结构、金融政策、居民收入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不仅各国的总杠杆率各不相同,而且一国内各部门的杠杆率同样存在很大差异。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企业杠杆率相对较高,政府     

强化云南金融风险防控研究

新常态下,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金融领域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逐渐显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三大攻坚战重要内容之一。本文分析了云南金融风险隐患,针对不良贷款率升高,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大、结构不合理,居民杠杆率快速提升,理财及信托产品、企业杠杆率、地方性类金融组织、互联网金融风险及其他金融风险进行了剖析。提出了化解商业银行贷款风险、抑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梳理排查风险隐患、建立风险预警系统、风险处置联动风险防范措施,确保云南经济金融健康发展。     

我国居民杠杆率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近年来,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的快速上升引起社会各界关注。本文使用货币信贷和城镇储户调查数据,对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和偿债能力现状进行了分析,并运用各省住户贷款数据计算各省的居民杠杆率,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居民杠杆率上升的原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房价的快速上涨和住房销售的增长都对居民部门杠杆率的上升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房价上涨的影响程度更大。此外,金融发展水平和老年人抚养比对居民杠杆率有正向影响,少年人抚养比对居民杠杆率有负向影响。     

杠杆率、债务风险与金融稳定——基于理论和中国经济杠杆率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SSCI

危机以来,金融机构"去杠杆化"及其伴随的主权债务风险上升、经济增速放缓引起了各国的高度关注。IMF认为,主权债务风险将是未来影响全球金融稳定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当前中国正步入增速放缓、结构转型升级的新常态,债务风险问题也备受关注,中国经济各部门的债务率(杠杆率)发生了哪些变化,蕴含了何种风险,未来该如何应对?本文对杠杆率与经济增长、金融稳定之间的作用进行理论探源,并通过实证分析研究我国各经济主体杠杆率的构成及变化,并与其他国家进行对比,以期捕捉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环节和风险薄弱领域。     

居民杠杆率快速上升挤出消费了么?

国内一些专家学者认为,近几年来,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下滑,消费出现降级,导致居民杠杆率快速上升并挤出了居民消费。不过,本文通过研究发现该论断未考虑到日益增长的居民服务消费,忽视了消费升级现象和无法解释美日危机前消费增速持续高位等问题。究其原因,一是房价持续上升时期居民家庭杠杆率提升,对消费的拉动效应大于挤出效应,会促进消费;二是经验表明宏观层面居民总杠杆率处于合理区间,居民加杠杆和消费增长就会始终存在;三是我国居民实际杠杆率目前不高,还有较大上升空间。因此,当前的工作重点不是降低居民总杠杆率,而是应重点防范低收入人群的结构性加杠杆风险。     

房价波动、金融稳定与最优宏观审慎政策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家庭住房抵押借款摩擦和银行贷款摩擦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重点考察了异质性冲击下房价波动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研究发现,房价上涨会导致银行风险溢价及杠杆率显著上升,进而加剧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为降低房价波动及维护金融稳定,选取两类宏观审慎政策工具进行逆周期调控实验,结果表明,在住房需求冲击下,金融管理部门应选取贷款价值比政策,且应对房贷积极调控,而对房价进行中性调控。在最终产品部门生产率冲击、房地产部门生产率冲击及跨期偏好冲击下,应选取资本充足率政策,但对房贷和房价调控力度的把握则存在差异。本研究为厘清房价波动对金融稳定的动态传导机制,以及金融管理部门如何选取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以稳定房价并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了启示。     

债务风险累积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形成北大核心CSSCI

本文通过分析政府、企业和居民部门对金融部门的债务风险传导过程,研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1)政府、企业和居民部门债务风险累积将导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规模扩大;(2)商业银行信贷分布过度集中会导致商业银行不良率上升;(3)收益的激励效应对非上市城商行、农商行影响更大。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部门承担了实体部门转移的风险。     

房地产价格、居民杠杆率与消费挤出问题研究

新常态下消费的较快增长是我国经济的一大亮点。但近年来消费却渐现疲软,同时我国房地产价格和居民杠杆率则呈现持续攀升趋势。为探究房价上涨和居民杠杆率上升是否对消费形成挤出效应,本文在描述分析基础上,利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对房地产价格、居民杠杆率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研究,并基于实证结果,提出坚持"房住不炒"定位,遏制居民杠杆过快上升,以有效扩大居民消费。     

不一样的杠杆——从国际比较看杠杆上升的现象、原因与影响

本文以次贷危机前美欧国家的杠杆率上升为参照,比较了中国2009-2016年期间中国杠杆率上升的现象、构成、原因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较高的货币增速、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高储蓄率等旧原因难以解释中国近年来杠杆率的快速上升。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特定背景下,债务扩张带来的真实GDP增速和通胀增速边际效力下降,带来杠杆率上升。应对中国式高杠杆,宏观层面重点是避免通缩,结构层面重点是放松服务业管制、平衡中央和地方关系并推动相关投融资机制改革、以及其他释放经济增长活力的改革措施避免政府被动加杠杆。     

稳增长和防风险双重目标下最优居民部门杠杆率测度

居民部门杠杆率是宏观杠杆率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和金融风险都有显著影响，在我国稳增长、防风险的背景下，测度其最优杠杆率水平十分必要。本文对居民部门杠杆率与经济增长以及金融风险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利用我国2006—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居民部门杠杆率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与金融风险呈“U”型关系；我国最优居民部门杠杆率阈值区间为[44.99%,61.51%]。从全国层面来看，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水平已超过最优区间；从区域层面来看，不同省份差异较大，总体呈现出东部地区较高、中部地区较低、西部地区几种情况并存的特征。因此，我国的居民部门杠杆率政策需因地制宜，并在保持总体杠杆率稳中有降的政策下，辅以其他手段来激发消费潜力。     

中国高房价形成原因及解决对策

近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迅速,房价居高不下,已经影响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并给普通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沉重负担。我国现行的宽松货币政策、房地产市场的供给与需求关系不平衡、土地财政政策不合理和人们对高房价的预期等因素构成了中国高房价的原因。房价关系到我国经济平稳可持续发展和居民生活质量提高的大问题,因此政府应该着眼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出台一系列政策以稳定房价。     

中国家庭偿债能力:衡量与影响因素

居民部门债务的快速增长和过度累积可能导致经济体系产生潜在的金融风险。本文以2011-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为研究样本,选取了综合衡量家庭偿债能力的指标,并根据宏观层面的不良贷款率对该指标进行校准。进一步地,本文基于衡量结果分析了我国家庭偿债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第一,2011-2017年期间我国金融脆弱性家庭占比呈逐年上升趋势,且现阶段我国金融脆弱性家庭变动状况存在明显的人群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应警惕居民部门杠杆率过快上升的透支效应和潜在风险,关注低收入家庭的偿债风险。第二,购房预期收益上升使家庭产生加杠杆行为,导致家庭过度负债从而使家庭偿债能力进一步恶化。本研究对我国居民部门的金融风险监测、评估和预警有一定启示。     

企业杠杆率、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与系统性金融风险

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是打好"三大攻坚战"的重要任务之一。本文在对企业杠杆率、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与系统性金融风险关联性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复合系统性压力指数法测度了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并建立了马尔可夫区制状态转换模型,以挖掘企业杠杆率、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及系统性金融风险之间的非线性动态关联机制。研究表明,样本期内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波动明显;企业杠杆率、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与系统性金融风险间存在动态关联,且两区制特征明显,高压力时期的关联效应比低压力时期更显著;企业杠杆率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直接影响不显著,但会通过影响宏观经济对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间接影响;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相互间存在负向影响。鉴此,现阶段应控制好从"结构性去杠杆"向"稳杠杆"转变的节奏,利用"双支柱调控"熨平局部金融失衡和杠杆结构性问题;同时,密切关注部门间金融风险的交叉传染,提升经济发展质量,进而从根本上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居民部门债务增长的宏观效应

随着居民消费观念的转变与金融资源可获得性的提升,居民债务作为消费平滑的工具之一,满足了越来越多居民的大额资产购置与跨期消费需求,有效地支持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转型。然而,居民部门债务的快速积累也给宏观经济与金融稳定带来了隐忧。大量国际经验表明,居民债务的快速且过度累积会放大宏观经济的脆弱性,甚至可能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土地财政抑制了企业创新吗?——基于信贷错配视角的分析

基于一般均衡框架,考量房价、土地财政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金融市场存在摩擦时,土地作为重要的抵押资产,房价波动和土地财政会扭曲创新资源的配置,在短期和长期对创新产生不同的影响。短期房价上升通过土地财政推动政府支出增加和总产出扩张,同时带动了企业的研发投入。当面临新的投资机会时,企业可以通过出售房产,缓解流动性约束。但在长期,土地财政引致的政府债务挤出了企业信贷,部门间信贷错配抑制了企业研发投入,同时高房价会导致企业转移部分资源投资房产,部门内资源错配进一步抑制了企业创新,从而降低了长期经济增长率,政府增加土地供给,则会弱化政府债务对企业创新要素的挤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