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区制转移模型的金融周期时变特征研究

基于由金融资产价格、金融规模和金融景气三个维度构成的金融周期指数,考量金融周期的阶段性特征,在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模型加入自回归项,利用金融周期的自回归进行区制转换,刻画出金融周期的区制特征,选取最优Copula函数对金融周期和经济周期的关联性特征.结果表明:中国金融周期分为三个较为明显的阶段;中国金融周期分为扩张和收缩两种状态,且扩张和收缩两种状态都具有极高的稳定性;滞后2阶的金融周期和经济周期之间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     

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效应及异质性研究北大核心

金融创新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准则。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应用形成的新的金融业态,能否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支持备受关注。本文基于中国境内31个省份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的实体经济发展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推动技术创新、居民消费显著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分位数回归检验发现,在实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助推作用更强。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传统金融发展程度、城镇化水平较低地区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更强,对实体经济整体、主体和核心部分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金融监管和规范性措施有助于更好发挥其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基础上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支持。     

金融自由化、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

当下我国金融资本"脱实向虚"、实体经济"空心化"问题日渐突出,金融发展和金融自由化程度对实体经济增长具有支持作用,厘清金融自由化在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之间的调节关系,有利于推进金融和实体经济的互融互促。本文基于2001—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三阶段DEA和熵值法分别测算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和金融发展水平,采用系统GMM模型和面板门限回归模型,探究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关系以及金融自由化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呈东、中、西部地区依次递减趋势;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显著存在以金融自由化为门限的双门限效应,即两者存在非均衡性关系。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受金融自由化程度的负向调节。当市场化改革处于初步阶段时,金融发展会促进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随着金融自由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促进作用逐渐减弱,市场化改革漏洞凸显,致使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由正转负,非均衡性抑制了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同时本文分别探究了金融发展中金融规模、金融结构以及金融效率三个维度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发现不同金融自由化程度上,金融发展各方面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最后根据实证结果并结合国情分别从金融自身发展及其自由化改革和实体经济自身积累两个角度提出对策建议。     

中国金融状况指数的构建及其时间演化特征

通过选取利率、汇率、房价和股价等方面的指标,利用VAR广义脉冲响应模型赋权来构建中国金融状况指数,并运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对其进行时间演化特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金融状况指数具有非线性、周期性和两阶段动态变化特征,且在扩张阶段和紧缩阶段表现出相互变迁的结构性突变。同时,中国金融状况指数在各区制内的平滑概率值较大,均接近于1,说明各区制具有一定的持续性。     

金融必须回归服务实体经济

金融发展应始终与实体经济发展的程度及需要相互协调,缺乏实体经济支撑或超越实体经济需要的金融发展,从长期来看是难以为继的金融非理性发展及其危害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金融非理性发展的不良倾向,这种状况不仅蕴藏着巨大的风险,而且已经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和危害。     

论中国的“金融超发展”北大核心CSSCISSCI

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正面作用毋庸置疑,但若金融发展超过实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时,是否反而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的影响?针对这一问题,本文提出了"金融超发展"的概念,意指当金融部门发展相对于实体部门发展"超"过一定程度,会带来资源的次优配置,并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不利于经济的增长。通过修正的AK模型,本文对"金融超发展"的机理进行了阐述,并选取不同区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一阶差分广义矩估计(FD-GMM)方法对中国是否存在"金融超发展"现象进行了分析。实证研究的结果发现,在控制了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之后,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线性的。若金融部门超过实体部门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时,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的影响作用。     

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门限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应用面板数据门限模型,对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金融发展速度对经济增长速度的作用比消费和投资都要大很多;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存在较低、中等和较高三个区制;属于区制Ⅱ的地区,金融发展速度对经济的增长速度作用最大,此时有利于相对贫穷地区追赶富裕地区;属于区制Ⅰ的地区,金融发展速度与经济增长的速度可能出现负的相关关系,三个区制的门限效应显著.由此我们在寻求加快落后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的时候,应该避免依靠投资和消费的作用,而要着重考虑依靠地区金融发展作用,尤其是利用地区金融发展到一定水平值之后,即当此水平值超过区制Ⅱ的门限值以后,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倍数效应,使地区的经济增长走上高速发展的路径.     

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有效协调机制 ——基于金融周期视角的研究

基于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在刻画全球金融周期特征的基础上,构建包含调节效应的面板模型,对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有效协调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全球金融周期处于高波动率区制,即市场风险厌恶水平较高时,资本流动水平较低,浮动汇率政策能够有效缓解资本流动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反之,浮动汇率政策调节效果减弱。因此在推进金融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要充分关注全球金融周期波动状况。     

金融中介的功能及其发展研究

金融中介发展的影响因素有多种,但是从长期来看,金融中介的发展是由实体经济的发展所推动的。金融创新、技术革命以及金融制度的变革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根本原因是金融中介通过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改善信息不对称状况以及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来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进而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推动了金融中介的发展。     

区域金融稳定宏观预警模型研究——基于河北省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河北省宏观经济、银行业、保险业等部门的指标数据,利用系统方程模型,构建了衡量区域金融稳定状况的金融稳定指数,并以河北省为例,对河北省金融稳定状况进行了评估和预测。结果表明:河北省经济金融发展状况总体良好,但保险市场秩序仍比较混乱,发展相对不成熟,在一定程度上与实体经济存在差距;未来三年河北省总体状态稳定。     

金融周期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基于SV-TVP-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4-2016年的季度数据构建金融周期综合指数,用以描述金融市场景气程度;使用SV-TVP-VAR模型,围绕金融周期对我国房地产价格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周期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变性特征:2008年以前金融市场繁荣对房价有稳定推升作用,2008年后该影响持续弱化;与之类似,实体经济对房价的影响同样自2008年起逐渐减小。这意味着,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我国房地产价格对经济金融冲击的敏感度已经大幅下降,金融扩张可能难以再通过房地产市场有效带动实体经济的繁荣,相反,其反而可能导致银行贷款不良率的攀升,在金融系统内积累系统性风险。我国针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政策不仅对控制贷款不良率的提高体现出积极作用,而且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产出及房价的随机波动率均呈显著下降趋势,风险得到有效控制。未来应更加重视房地产市场调控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中的重要地位,遏制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势头,防范房地产市场引发金融危机。     

打破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垄断模式的思考

本文从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发展现状出发,借鉴国际经验,针对我国国情,对其中已符合市场化运作条件的短期出口业务,分析其商业化优势并思考解决策略及具体步骤。在保持中国信保现有的行业主导模式下,若能针对其中已经发展比较成熟而符合市场化运作条件的短期业务部分,放开一部分市场进入壁垒,允许有条件经营这部分业务的商业保险公司针对严重供需不平衡的中小企业拓展业务,将开发巨大的潜力市场,增进社会福利。     

2011年上半年中国金融市场运行分析报告

2011年上半年我国金融市场总体运行平稳,我国经济金融运行正向宏观调控预期方向发展,但面临的形势依然复杂。世界经济继续缓慢复苏,面临的风险因素仍然较多。我国经济继续平稳较快发展,但通胀压力仍然较大。我们要密切跟踪分析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的新变化和新特点,继续贯彻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     

中国金融形势的动态特征与演变机理分析:1996-2016

本文分析了1996-2016年中国金融形势的变化趋势及影响金融形势的主导变量的动态特征,探究不同金融市场发展状况对中国金融整体形势及金融风险的影响力变迁。我们首次运用动态模型选择的时变因子增广向量自回归模型(DMS-TVP-FAVAR)测算了中国月度金融形势指数,考察了货币政策、外汇市场和资本流动、货币市场、银行业、股票市场、债券市场、非传统金融市场和国外金融市场对中国金融形势的差别化影响。研究发现,样本期内货币供应量一直是影响中国金融形势最主要的因素,非传统金融市场、外汇市场的影响程度日益加深;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国外金融市场对中国金融形势表现出主导性的影响。总的来看,对中国金融形势的动态特征与演变机理分析有助于及时识别潜在金融风险。     

中国金融扩张下的本土企业创新效应——基于倒U型关系的一个解释

2005年后,我国金融发展呈现出相对持续扩张和地区异质性两个核心特征,基于此,本文针对2005-2016年中国各省份地区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持续扩张对本土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持续扩张与本土企业创新投入呈稳定的倒U型关系,从而验证了我国各省份地区金融扩张对地区内微观企业创新活动造成两面性影响效应这一基本事实。具体而言,其抑制效应主要作用于31.55%的本土企业、尤其体现在45.98%的私人所有性质企业创新活动方面。从企业内源和外源创新活动的细分角度看,我国各省份地区的金融扩张对31.38%的本土企业以及55.66%的私人所有性质企业的内源创新活动产生了显著抑制效应。而对企业外源创新活动所产生的抑制作用,则主要体现在独立法人和私人所有性质为主的民营企业方面。本文的一系列经验发现,为协调实现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合理扩张与促进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战略目标,提供了独特的经验证据,可为进一步推进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提供有益参考。     

中国股市行业风险与宏观经济之间的风险传导机制

本文采用行业收益率溢出指数度量股市行业风险,并进一步研究中国股市行业风险与宏观经济的相互影响,同时引入股息率和利率两个中介渠道深入挖掘其传导机制。我们运用GARCH-in-Mean模型对股市行业风险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一阶矩和二阶矩相互关系同时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股市行业风险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水平值和波动率都存在双向影响,对外溢出效应较大的行业起主导作用。此外,股市行业风险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方面,股息率和利率均起到中介渠道作用;宏观经济变量对股市行业风险的影响方面,只是利率起到中介渠道作用。股市行业风险与宏观经济的传导效应在不同时期差异显著。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刻理解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风险传导机制,对防范系统性风险、防止金融和实体经济“风险共振”以及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等具有参考意义。     

中国股市行业风险与宏观经济之间的风险传导机制

本文采用行业收益率溢出指数度量股市行业风险,并进一步研究中国股市行业风险与宏观经济的相互影响,同时引入股息率和利率两个中介渠道深入挖掘其传导机制。我们运用GARCH-in-Mean模型对股市行业风险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一阶矩和二阶矩相互关系同时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股市行业风险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水平值和波动率都存在双向影响,对外溢出效应较大的行业起主导作用。此外,股市行业风险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方面,股息率和利率均起到中介渠道作用;宏观经济变量对股市行业风险的影响方面,只是利率起到中介渠道作用。股市行业风险与宏观经济的传导效应在不同时期差异显著。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刻理解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风险传导机制,对防范系统性风险、防止金融和实体经济“风险共振”以及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等具有参考意义。     

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商业银行竞争策略的若干选择

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在发达国家银行体系和实体经济进入调整期的同时,中国商业银行面临重大的历史发展机遇。如何抓住历史机遇,强化自身核心竞争能力,是摆在中国商业银行面前的重大课题。本文在对全球金融危机下的竞争环境和中国商业银行竞争特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经典企业核心竞争力理论,对中国商业银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可采取的若干竞争策略进行了探讨,以期对业界有所裨益。     

金融错配、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经济“脱实向虚”

当前,我国一些非金融企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从事影子银行业务。本文利用2004-2015年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金融错配程度的提高整体上会提高企业影子银行化规模,并且这种效应仅在金融深化程度较高、经济资源市场化配置程度偏低的地区显著;僵尸企业和盈利性较差的企业,分别受到“利润追逐”和“投资替代”机制的影响,金融错配对其影子银行化趋势的正向作用更为明显。机制检验发现,金融错配水平的上升通过提高融资约束程度从而降低企业实体投资水平,这种效应在资产专用性较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金融错配主要通过融资约束程度和实体投资规模,而非资本回报率渠道作用于企业影子银行化行为。本文研究对于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防范经济“脱实向虚”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