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对农村减贫的效应研究

普惠金融对破解贫困居民融资约束、增加资金供给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的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然后选取2000—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到以下结论: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普惠金融能够直接减缓农村贫困;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减缓存在产业结构变迁的中介效应,且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减缓农村贫困的效应要高于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促进农村减贫的效应.最后,根据结论提出了要推动聚焦农村相对贫困,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探索产融模式,推动产业结构变迁等对策建议.     

中国农村金融贫困效应分析

中国农村金融贫困严重地制约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甚至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本文从金融供求的视角对中国农村金融贫困的效应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剖析。     

小额信贷缓减农村贫困的效用研究——基于面板模型的分析

缓减贫困一直是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政府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基于2003~2011年中国26个省市的统计数据,运用面板模型定量研究农村小额信贷缓解农村贫困的效应。结果表明：小额信贷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其降低农村绝对贫困的程度效应要大于降低农村贫困人口相对收入短缺和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效应。为了更好地发挥小额信贷缓减贫困的效应,应进一步放开小额信贷发展的约束成分,改进贫困农户贷款评级授信的方式,提高小额信贷缓减贫困的精确度。     

绿色金融投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与调节效应研究

金融机构绿色金融投放通过优化资金配置,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以长三角核心城市群为例,运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绿色金融投放、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间的关系,并基于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检验方法探讨了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和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投放和产业结构升级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动力;产业结构升级在绿色金融投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且为重要中介路径,但调节效应不显著。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贫困减少的实证研究

利用1978～2007年数据,就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减少的长、短期影响和Granger因果关系等进行经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减少具有短期的促进作用,但效果不明显,还没有成为促进农村贫困减少的重要因素。从长期来看,提高农村经济金融化程度、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有利于农村贫困的减少,而农村金融发展结构则抑制了农村贫困减少。因此,进一步加大农村金融改革,转变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观念,是农村金融发展成为农村贫困减少的可行之路。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收入分配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显著地扩大了农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两者存在倒U型关系;提高农村金融中介效率能够有效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但在统计上不显著;我国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也存在倒U型关系;中西部地区提高财政支农支出水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中西部地区的农村教育水平对收入差距反而有扩大作用,但是东部地区的农村教育水平能够有效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其政策含义是:构建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体系,提高农村金融效率,促进农村和农业经济全面发展,加大财政支农支出力度,加快城乡教育均等化进程。     

环境规制影响工业绿色转型的中介及门槛效应研究

运用CRS-DEA模型评估2006—2021年全国工业绿色转型的状况，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及门槛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内在影响机制及传导路径，发现正式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直接影响为负，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直接影响为正，技术创新在正式环境规制影响工业绿色转型中起到正向的部分中介效应，而非正式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双重中介要素促进工业绿色转型。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显示均存在单一门槛。因此，亟需持续推进环境规制的深度和广度，从工业经济增长和绿色低碳发展的“共生”“双赢”视角加快工业绿色转型。     

农村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阶段性Granger因果分析

本文利用1978-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农村金融中介规模、效率与农村经济发展各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阶段Granger因果分析。结果显示:农村经济的增长与发展是农村金融发展的先导因素,而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农村改革并没有诱导出内生的农村金融。建议要纠正农村经济发展战略和农村金融制度在发展结构和功能上存在的偏差,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于农村经济的功能。     

金融素养、创业行为与农民收入—— 基于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论文基于2019年内蒙古通辽市微观调查数据,运用工具变量和中介效应法,从农民创业的中介效应视角实证检验金融素养的增收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素养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且这种影响在纠正了内生性后依然存在;金融素养通过影响农户创业行为,进而实现收入水平向上流动,创业在金融素养的增收效应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2%。因此,政府将提高农民金融素养水平作为公共政策的瞄准目标,不仅可以通过提高农民家庭创业率为经济转型提供内生动力,还可以促进农民收入水平的增长,这将对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和脱贫成效的巩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增收——基于农户创业中介效应的再考察

数字普惠金融是数字化技术赋能金融的新产物，也是促进农户创业、提升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手段与方式。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增收效应；农户创业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但中介效应不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和收入结构的异质性。因此，在共同富裕目标下，强化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推动数字普惠金融支持政策与农户创业扶持政策重点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引导农户创业类型的多元化成为当前进一步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增收效应的现实选择。     

贫困地区农村金融减贫的财政政策协同效应研究

基于政策协同视角,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与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法实证考察贫困地区农村金融减贫效应发挥的财政政策协同效应。结果表明：总体而言,贫困地区农村金融有利于减贫,但部分贫困县域的减贫效应并不显著;非贫困地区的农村金融减贫效应明显高于贫困地区;贫困地区财政政策显著抑制了农村金融减贫效应的发挥,且贫困程度越深的县域,抑制作用越大,即两者尚未形成有效协同。     

空间视角下的普惠金融与农村减贫增收——机制探讨与实证检验

“脱贫攻坚”成为经济新常态下的重要任务,金融减贫在其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空间视角下分析了普惠金融对农村地区减贫增收的直接影响与空间效应,并基于2005—2017年中国省级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普惠金融的扶贫增收效果。结果发现:我国各地区间的农村扶贫增收绩效具有明显的空间联动与依赖性;普惠金融发展对本地区农村减贫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各地区应该继续加强普惠金融发展,并重视地区间普惠金融减贫合作与政策互通的深化。     

社会保障对城乡老年人的贫困削减效应

本文利用FGT指数测算了城乡老年人的贫困状况,探讨了社会保障对城乡老年人贫困削减的影响。研究表明:被养老保障覆盖的城乡老年人贫困状况均有明显改善,贫困发生率下降,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降低;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贫困削减效应要弱于城镇医疗保障制度;得到社会救助的城乡老年人的贫困发生率反而更高,但是,农村社会救助明显降低了农村老年人的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计量模型分析表明: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和社会救助均对城镇老年人贫困削减有显著影响,享受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的城镇老年人陷入贫困的概率更小,而享受社会救助的城镇老年人反而更易于陷入贫困;养老保障对农村老年人的贫困削减同样有显著作用,医疗保障和社会救助的影响并不显著。     

金融减贫效应的门槛特征分析及实证检验

由于受金融市场进入成本以及穷人初始财富不足的限制,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影响往往会表现出门槛特征。本文利用1997—2012年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以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对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下,金融发展减缓贫困的作用存在显著的差异。只有当经济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穷人达到一定的资本积累后,金融发展才对贫困减缓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这也进一步说明,只有实现金融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才能更好地发挥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     

地区公共服务供给与转移支付减贫效应研究-基于多维贫困分析框架

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角度,考察宏观上一个地区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是否会影响到转移支付的减贫效果.从多维贫困的研究视角出发,利用CHNS数据库考察了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对贫困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利用分层模型将地区公共服务供给能力这种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相结合,探究了不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对转移支付减贫效应的影响,同时也与收入贫困框架下的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就多维贫困来讲,地区公共服务供给能力高的地区转移支付减贫效应有加强效果;转移支付对收入贫困的改善则不受地区公共服务水平的制约.     

普惠金融、收入分配和贫困减缓——推进效率和公平的政策框架选择

本文从县域和省际两个层面,采用OLS最小二乘法和DID双重差分法检验了普惠金融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发展初期,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这种效应仅在集中连片特困区显著,受资源倾向性配置的效率损失、农贷的“精英俘获”以及金融知识匮乏的影响,银行服务包容性的提高没有反映出明显的益贫性;在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和中介市场发育程度较高、对生产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程度较强的地区,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对金融资本扭曲配置行为加以约束,纠正普惠金融对贫困减缓的负面效应;银行、保险等正规金融机构忽视弱势群体的资源配置结构是导致包容性金融体系无法实现减贫的根源。因此,兼顾广泛包容、特定配比和商业可持续的制度框架才能扭转正规金融机构现有效率和公平皆损的局面;构建信息化普惠金融体系,能够克服正规金融机构高门槛、服务成本高以及逆向选择等问题,成为对社会帕累托最优的政策框架选择,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和减缓贫困。     

流通产业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基于中国2000-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以流通产业为例,选取我国2000-2015年省域面板数据,依据内生经济增长及经济增长假说理论,从总体减贫、内部要素、区域差异、空间溢出等四个维度提出假设,讨论流通产业发展能否有效减少贫困.研究发现:流通产业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减贫效应,且在第三产业内部构成中减贫效应表现突出;流通产业发展内部要素减贫效应存在显性差异;信息化水平减贫效应最大,劳动力、交通投资次之,人力资本减贫效应有待挖掘;流通产业减贫效应存在区域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流通产业减贫效应显著且高于中、西部地区;流通产业减贫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     

产业扶贫政策能降低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吗?--政策效应评估与作用机制分析

在攻坚期内脱贫不脱政策背景下,利用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脱贫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产业扶贫政策对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扶贫政策显著抑制了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在考虑了遗漏变量和安慰剂检验之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对于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力度较大的地区而言,产业扶贫政策对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的抑制效应更加突出。进一步的作用机制分析,明确了生计模式和致富意愿是产业扶贫政策降低脱贫群体生计脆弱性背后的深层原因,其中生计模式呈现了更为明显的渠道效应。在消除绝对贫困转向缓解相对贫困的重要时间节点上,本文为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衔接提供了有益的决策参考。     

新农合、灾难性医疗支出与贫困脆弱性

新农合制度在不同贫困标准下都能有效缓解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发生灾难性医疗支出时,该缓解作用随着贫困标准的提高而增强.新农合对不同收入居民的影响都很显著,灾难性医疗支出冲击下新农合对较高收入居民的影响系数大于低收入居民,存在逆向再分配.因此,我国应继续拓展新农合等医疗保障制度的可及性,减轻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加强医保对农...     

Finance,law and poverty: Evidence from India

Using state-level data from India over the period 1983–2005, this paper shows a strong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depth (as measured by credit volume) and rural poverty. Instrumental variable regressions suggest that this relationship is robust to endogeneity biases. Furthermore, financial deepening has a bigger impact on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than outreach (as measured by branch penetration). We find suggestive evidence that financial deepening reduced poverty rates especially among self-employed in the rural areas and also supported an inter-state migration trend from rural areas into the tertiary sector in urban areas, consistent with financial deepening being driven by credit to the tertiary sector.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financial deepening contributed to poverty alleviation in rural areas by fostering entrepreneurship and inducing geographic-sectoral migration.